浙江宣传丨文澜阁《四库全书》传奇

　　断桥、白堤、孤山，是杭州西湖最受游人欢迎的去处。只是很多人不知道，隐身于其中的，还有一套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

　　1772年，乾隆皇帝下了一道旨令，要求辑佚库书、广征遗书，开启了编撰《四库全书》的按钮。十多年后书成，分送全国七阁保藏，其中一阁就是西湖畔的文澜阁。

　　《四库全书》共36000多册，因分经、史、子、集，故名四库，基本囊括乾隆中期以前中国历代主要典籍，总字数近8亿，远远超过了《永乐大典》的3.7亿字。

　　8亿字什么概念？一个人从一出生开始读，每天三万字，也要读到七十多岁。

　　这部集大成之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今天且来一探究竟。

　　一

　　众所周知，丛书编抄耗资巨大。征书、整理、抄写、校订每一个环节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汇聚天下能人志士来修典，既是彰显文治、招揽人才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实力的秀场。乾隆下了大决心。

　　从征书开始，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

　　“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

　　当时，激赏之下，民间积极响应，七年时间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高居榜首；浙江进书4600种，位列榜眼，两地总计约占总进书数的80%，足见江南文化之鼎盛。

　　乾隆任命纪昀（晓岚）担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并规定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人一天工钱2.5钱白银。8亿字的《四库全书》共抄写七部，56亿字花140万两白银。

　　七部《四库全书》分藏南北七阁，史称“北四阁”和“南三阁”。

　　“北四阁”，即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四阁命名将浩瀚的文化典籍喻作江河之水，水由“源”出，汇合成“渊”，再由“津”“溯”流而上。“南三阁”，分别为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口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文澜阁。

　　文澜阁落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从乾隆六十年（1795）开始对外开放。据史料记载，文澜阁也是四库七阁中唯一向民众开放的。文人学子可入内阅看，在办理手续后，还可以把书借出抄录，首开世界公共图书馆之先河。用乾隆的原话讲：“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

　　此举极大促进了清中叶以来浙江学术的传播和繁荣，孙星衍、阮元、陆心源、孙衣言、马一浮等顶尖学者都曾在文澜阁读书校书。

　　二

　　《四库全书》修成后几经沧桑，不出百年就有数套抄本在战火中被焚毁，现仅存“三部半”。

　　文源阁本毁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的《四库全书》焚毁于1853年间的太平军战火。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其中“半部”文澜阁《四库全书》最为跌宕起伏。

　　1861年，太平军攻入杭州，战火纷飞，文澜阁沦为兵营，阁中藏书散佚四处。

　　最早发现散佚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是杭州著名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他们家里原本就有“八千卷楼”藏书楼，为了躲避战乱，躲在离杭州十来里路的留下镇。

　　有一天，丁申外出购物时，发现包装纸“皆四库书也”。他惊叫：“文澜阁书得无零落在此乎？”事不宜迟，丁氏兄弟雇佣人员，连夜到文澜阁，从残垣断壁中抢救散落的库书，同时民间高价收购，这两个富家“傻公子”散尽家财，共抢救回文澜阁本8689册，约为总数的四分之一。

　　对于丁氏家族来说，书是维系族魂的纽带。丁氏兄弟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是江南文脉存续的星火之光，其祖训“吾聚书多矣，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同时也折射出一代代浙江藏书家的信念与坚守。

　　1915年，浙江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秉承丁氏遗志启动“乙卯补抄”。但在他启动此项工作10个月后，袁世凯便将其调到北京。他没有放弃补抄工作，在呈请袁世凯批准后，他又在北京设立了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馆，把抄写人员安置在北京家中，还从文渊阁借出《四库全书》供以补抄。

　　“乙卯补抄”历时七年完成后，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张宗祥又通过向浙江社会各界募捐筹集补抄经费，开始“癸亥补抄”。

　　对募款抄书的事，张宗祥还约法三章：非本省人就是富可敌国也不募；本省九府属每府皆能有人捐助最好；每一股以500元为定额，如果财力不足可以几个人拼成一股，不成股的不募，凝聚浙江民间力量抄书修书。

　　1924年12月，“癸卯补抄”胜利完成，自此，遭兵燹之劫，散佚大半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经丁丙、钱恂、张宗祥相继三次发起并组织大规模拾遗补阙，得以恢复旧貌。

　　文澜阁《四库全书》，可以称得上是集结浙江几代学人心力的“百衲本”。

　　三

　　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故事还远未结束。

　　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部失而复得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还来不及喘息，又面临了战争的威胁。1945年，抗日战争一结束，曾经为了躲避战火辗转浙、闽、赣、湘、黔五省，落脚重庆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究竟该还归何处，引来了各种争执。

　　国民党当局设想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运往南京，但张宗祥以该书补抄时全用浙籍人士募捐之资，未用政府一笔一纸为由据理力争，后经浙江参议会代表民意，电告南京政府，此议才作罢。几经周折，文澜阁《四库全书》在颠沛流离八年多后，终于回到杭州。

　　历经三百多年，七阁中书与阁仍然在一起的也只有文澜阁一处，甘肃“文溯阁本”原来在沈阳，故宫“文渊阁本”现在台湾，“文津阁本”也已离开承德，安家中国国家图书馆。

　　如果说决策者修书有彰显其英明领导、规范社会道德行为的重要考量，那么像丁丙、丁申、钱恂、张宗祥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藏书家修书、护书、藏书，又是为何？

　　这背后，一定是一种深深的情怀，是对中华文脉赓续传承的信念与坚守，是为了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子子孙孙，传至千秋万代。

　　盛世修典，寄托着中国人的一个理想和一种精神。《四库全书》盛世开工缮写，虽有“四库七阁”的灾备远见，但也难逃乱世的流离散佚，成书、护书、抄书的背后是一种守护中华文化根脉的精神。

　　这套历经磨难的国宝藏书，是中华文脉薪火相传不息的见证，堪称中国文化史上一大奇观、一大奇迹。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从未间断传承的古老文明，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历代典籍对文化的记录，爱书之人对典籍的珍藏。《四库全书》载记中华千年文史，仁人志士补抄迁移，守书护书，以共同目标接力，终使这部皇皇巨著延续至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如今，杭州国家版本馆在之江大地上拔地而起，又仿效文澜阁造阁藏书，将这文明之火赓续传承，续写时代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