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的秋天，来得比往年都要匆忙。我拖着个半旧的皮箱，站在丽水三岩寺路口，望着那扇略显寒碜的校门发怔。
那皮箱是父亲当年外出打工时用的，边角已经磨出了白色的麻絮，轮子发出“嘎吱嘎吱”的抗议声，诉说着这一路的风尘仆仆。
校门是铁制的，钢管焊制的那种，上面斑驳的锈迹像是岁月的泪痕。
门旁挂着一块木牌，“浙江省少数民族师范学校”几个字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模糊，最下面的“学校”二字几乎要隐入木纹之中。
我心里直打鼓：这便是要收容我三年的地方么？一阵秋风掠过，卷起几片枯黄的梧桐叶，在空中打了个旋儿，轻轻落在我的脚边。
彼时我刚满十七虚岁，从浙中山坳里爬将出来，身上还带着泥土气和懵懂味。母亲连夜赶制的布鞋还沾着家乡的红土，裤脚处甚至留着前日割猪草时不小心沾上的草渍。站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街头，我像一只误入繁华都市的麻雀，既惊慌又好奇。
入学头一天，便遭遇了三大打击。
音乐课上，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林老师递来一张简谱，我横竖看不出个所以然。那五线谱上的小蝌蚪密密麻麻，在我眼前游来游去，就是不肯安分地待在线上。邻座的女生轻轻哼唱着旋律，而我只觉得那是一群蚂蚁在纸上排队。
“这位同学，请你来唱一下这段。”林老师突然点到我的名字。
我涨红了脸站起来，支支吾吾地发不出声。教室里响起窃窃私语，我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最后只能含糊地说了句“对不起，我不会”。林老师温和地让我坐下，但那瞬间的窘迫至今记忆犹新。
美术课上更是惨不忍睹。董老师长发披肩，很有艺术家的风范，他让我们画一个苹果。我执笔如握锄头，使出吃奶的力气在纸上划拉。等我好不容易画完，交上去的作业让董老师端详良久。
“这位同学。”他推了推眼镜，“你的苹果……颇有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格，看起来更像是一颗地雷。”全班哄堂大笑，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体育场上的表现更是不堪。金老师面黑如炭，声若洪钟，让我们练习投篮。我生平第一次摸到篮球，只觉得这物事又大又滑，很不好伺候。我使尽吃奶的力气一扔，那球竟向后飞去了，险些砸中后排同学的鼻梁。
“你这是要谋害同窗啊！”金老师哭笑不得。而当我跑步时同手同脚的滑稽模样，更是惹得众人笑倒一片。
班主任王老师找我谈话：“咱们这儿虽叫师范，实则是所‘改造工厂’，专治各种不会。三个月，保你脱胎换骨。”我暗忖这老师好大口气，莫非是江湖骗子不成？
果然，不出三日，改造工程开始了。
每日清晨六点，扩音喇叭便准时吼叫起来，放出聒噪的进行曲。我们如惊弓之鸟，扑腾着翅膀飞奔向操场。金老师已经站在高台上，目光如炬，扫视着我们这些“残兵败将”。
“那位同学！你跑起来怎么像鸭子触了电？”金老师指着我吼。我登时面红耳赤，手脚愈发不协调起来。
金老师跳下台子，亲自示范：“看好了！手臂这样摆，腿这样抬，呼吸要配合步伐！”他跑起来的确好看，动作流畅如骏马奔驰。而我等模仿起来，却似群魔乱舞。
最可怕的是篮球课。金老师教我们三步上篮，我总是数错步子，要么多一步，要么少一步，投出去的球连篮板的边都摸不到。金老师气得直跺脚：“你这是要把篮球打成保龄球啊！”
晚间则是音乐时间。音乐教室在校区最西头，是一间老旧的平房，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黄砖。林老师耐心地教我们认豆芽菜似的音符：“这是哆，这是唻，这是咪……”我盯着那些小黑点，只觉得它们在我眼前跳舞，丝毫不肯安分。林老师便一个个同学指导过来，到我这儿时，她叹口气：“你这耳朵，怕是水泥浇的吧？”
我羞愧难当，于是发狠，每晚抱着一把破旧的电子琴练习。那琴是学校仓库里翻出来的，有几个键还按不下去，发出的声音像是患了重感冒。同寝室的阿杰受不了我的魔音，哀嚎道：“兄弟，你再弹下去，老鼠都要搬走了！”我不管不顾，继续摧残那可怜的破琴和众人的耳朵。
阿杰是我的室友，来自苍南县，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f”与“h”，发音区分不清。
他比我早来几天，已经勉强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每当我还在苦练琴技时，他总会从上铺探出头来：“兄弟，饶了我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如此过了半月，我几乎要认命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笨坯。转机发生在一个周日下午。
那日我正对着简谱发愁，忽听得窗外有琴声。循声望去，见是宿管的蓝师傅坐在门口，抱着一把二胡咿呀呀地拉。蓝师傅约莫五十年纪，脸上总挂着笑，据说在学校做了多年宿管。
我鼓起勇气上前求教。蓝师傅眯眼笑道：“小娃娃，音乐不是用眼睛看的，是用耳朵听的。”他接过我的简谱，用二胡拉出一段旋律，“听出来没？这是《茉莉花》。”
奇哉！经他这么一拉，那些纸上的小黑点忽然活了过来，在我脑中形成了旋律。蓝师傅又教我用“哆来咪”来唱谱，不出一个时辰，我竟能磕磕巴巴地认出一段简单的曲子了。
“这就对喽！”蓝师傅拍拍我的肩，“万事开头难，找到了门道就好办。”
从此我常去找蓝师傅。不料这师傅竟是个隐世高人，不仅懂音乐，还会画画，甚至篮球也打得不错。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在部队这个大熔炉待过些年，“啥都会点，啥都不精。”
蓝师傅教我用“格子法”学画——把画纸分成小格，对照着原画一格一格地描。虽然方法笨拙，但总算能画出个形状了。他又带我到球场，教我投篮手势：“手腕要这样甩出去，像甩鱼竿似的。”经他点拨，我忽然开窍，投出的球终于肯碰篮筐了。
最绝的是跑步姿势。蓝师傅不知从哪找来一面大镜子，立在宿舍一楼，让我对着镜子跑。“自己看看，是不是顺眼多了？”果然，眼见为实，对着镜子调整了几次，我的跑姿居然勉强能入眼了。
同学们见我进步神速，纷纷来找蓝师傅求教。蓝师傅来者不拒，一时间，宿舍门口成了露天补习班。每到傍晚，这里就聚集了不少学生，有的学琴，有的学画，甚至还有请教如何踢正步的。
金老师发现后，非但不阻止，反而和蓝师傅切磋起教学方法来。一个科班出身，一个野路子，竟碰撞出不少火花。有时我们会看见他们两个在操场上比画着，争论着什么，然后突然大笑起来，像是两个发现了宝藏的孩子。
如此过了两月有余，一日音乐课上，林老师突然宣布测试。我心中忐忑，硬着头皮上台，视唱一段简谱。唱毕，林老师惊讶地推推眼镜：“你……你这是请了高人指点啊？”全班哄笑。
美术课上，我交上的作业终于能看出画的是什么了。董老师端详着我的画，点头道：“解构主义开始向现实主义回归了。”体育测试时，我跑步不再同手同脚，投篮十中三四，金老师拍着我肩膀道：“总算不像鸭子了，像鸵鸟！”
同学们大笑，我却差点落下泪来。三个月前，我还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山里娃；三个月后，竟也人模人样了。王老师说得不错，这学校果真是所“改造工厂”。
学业稍有起色，我们便开始探索周边。丽水多山，学校背靠通山，前临瓯江，真是个好去处。
南明山是我们常逛的地方。山上多奇石古树，还有摩崖石刻。有座寺庙香火鼎盛，我们常偷溜上山，美其名曰“写生”，实则是游玩的。记得第一次去南明山，我和阿杰还有几个同学沿着石阶往上爬。山路蜿蜒，两旁古木参天，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
半山腰有个卖豆腐脑的老伯，他的豆腐脑嫩滑可口，配上自制的辣椒酱，让人回味无穷。我们每次上山都要来一碗，坐在石凳上，一边吃一边欣赏山景。老伯常说：“你们这些师范生啊，以后都是要当老师的，可要记得对我们丽水好一点哦。”
学校里有座“爱校亭”，红柱灰瓦，颇为雅致。亭旁有棵老桂花树，秋日花开，香飘满园。我们常在此读书闲聊，有时也偷偷观察心仪的女生。
阿杰曾在此给一个畲族姑娘递情书，那姑娘长得水灵，眼睛像山泉一样清澈。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姑娘婉拒了他。那天晚上，阿杰在亭中痛哭流涕，我们陪他坐到深夜，听他说了一宿的痴话。最后是蓝师傅来找我们，说：“年轻人，感情的事强求不得。就像学琴一样，得有心，还得有缘。”
万象山在城西，比南明山近，因在城区，我们很容易被诱惑花钱。当我们攒够钱时，便会去爬万象山。山顶可俯瞰全城，瓯江如带，绕城而过。我们常在此畅谈理想，我说要回家乡当个好老师，教孩子们音乐美术体育，不像我当年什么都不会。阿杰说要当校长，改革教育，“绝不让任何一个学生觉得自己是笨坯”。
丽水城不大，我们却总觉得探索不尽。每个周末，三五个同学相约出游，走街串巷，尝遍小吃。丽水馄饨、缙云烧饼、遂昌米糕……那点生活费，多半祭了五脏庙。
记得有家老字号的馄饨店，老板娘是个胖胖的中年妇女，说话嗓门很大，但心地善良。有一次我们钱没带够，她笑着说：“下次再来给吧，记得多带几个同学来。”后来我们果然常去，有时还会帮她招呼客人。她常说：“你们这些学生娃，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有时我们也去三岩寺逛逛。寺中香火缭绕，钟声悠扬。我们不信佛，却爱那里的宁静。有一次我心中苦闷，独自去寺中静坐，忽听得老和尚诵经，声音平和悠远，心中的烦恼竟渐渐消散了。临走时，老和尚送我一句话：“少年人，心中有惑是常事，脚踏实地自通达。”
三年的时光如流水般逝去。在这所“改造工厂”里，我们这些“原材料”都被打磨成了另一番模样。
我学会了识谱，能弹几首简单的曲子；画画虽不算好，但至少能看；篮球打得一般，但不再是球场笑话；跑步姿势更是标准了许多；“三笔字”，也有模有样了……
至于学校举办的“瓯江之春艺术节”“露天舞会”、“露天电影”……这些曾经让我望而却步的活动，现在也能参与其中了。
记得第一次上台表演，我紧张得手心冒汗，是蓝师傅在台下对我竖起大拇指，让我顿时有了勇气。
毕业前夕，我们聚在爱校亭，畅饮告别。那天的月亮特别圆，挂在桂花树的枝头，像是为我们点亮的一盏灯。
蓝师傅也来了，破例喝了杯酒，说：“看着你们这些娃娃长大，我真高兴。”说罢竟抹起眼泪来。原来他无儿无女，早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王老师举杯：“记住，你们是被改造过的，以后要去改造别人。”众人大笑，笑中有泪。
离校那天，我最后一个走出校门，回望那块斑驳的校牌，忽然有些不舍。这所不起眼的学校，这群可爱的师友，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我的一生。
后来听说学校合并迁址，原校舍改作他用。我曾几次路过丽水，却再也找不到那个三岩寺路口的校门了。通山瀑、爱校亭、南明山、万象山……都还在，却物是人非。
去年偶遇阿杰，他已是一所小学的校长，果然践行了当年的誓言。“我从不让学生觉得自己不行，”他说，“就像蓝师傅和王老师那样。”
我问起蓝师傅，他黯然道：“走了，十年前就走了。临终前还说想起我们那届学生呢。”
夜深人静时，我常想起那段时光。从那个什么都不会的山里娃，到如今成为一名教师，其中的转变，竟始于那三个月的“魔鬼训练”。
有时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那些迷茫的眼睛，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我会用蓝师傅的方法教学生认谱，用金老师的口诀教他们投篮，用董老师的幽默化解他们的尴尬。我发现，那些曾经让我痛苦不堪的学习经历，如今都成了我最宝贵的教学资源。
人生奇妙，往往在不经意间被塑造、被改变。浙江省少数民族师范学校，那所位于三岩寺路口的“改造工厂”，虽然已经消失在时光中，却永远留在我们这些“产品”的记忆里。
而今我也成了“改造工人”，学着当年师友的模样，试图点亮更多迷茫的眼睛。
每当此时，我便想起金老师的吼声、林老师的耐心、董老师的幽默、王老师的激励，还有蓝师傅的那句话：
“小娃娃，找到了门道就好办。”
通山瀑的水声，仿佛又在耳边响起了。那水声潺潺，像是岁月的低语，诉说着一段永远不会褪色的青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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