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声丨百年前怎么打官司？解密龙泉“司法活化石”

　　这是一场长达十余年的抢救接力。曾经藏于漫天灰尘、随时可能碎裂的88万页“龙泉司法档案”重见天日。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结项结果，一项基于“残卷”的研究成果——中国人民大学与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龙泉市人民法院联合申报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司法裁判研究》脱颖而出，获评优秀课题成果。

　　这批被学界誉为“近代基层司法考古活化石”的龙泉司法档案，跨越近百年历史，记录诉讼案件超2万宗，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最具基层代表性的清末民初地方司法档案。

　　百年前的老百姓如何打官司？是全凭县官好恶的“人治”，还是有着严密的程序与科学的证据？如何通过百年前的状纸了解鲜活真实的民间生活，又如何跨越时空，成为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司法实践的桥梁？

　　破损严重的龙泉司法档案。受访者供图

　　长达12年的“抢救性发掘”

　　“如何更好地从源头化解矛盾，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新向往？”这是困扰许多基层法官的难题，也是龙泉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吴晓婷常常思考的问题。

　　翻开泛黄的《龙泉司法档案》，在浩如烟海的卷宗里，一个名为“官批民调”的历史词汇，给了吴晓婷不小的震撼。

　　在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的“毛樟和控毛景隆昧良赖债案”卷宗里，吴晓婷看到了这样一幕：毛景隆以两张地契为抵押向毛樟和借款，不仅逾期不还，反将土地私卖他人。毛樟和怒而向知县呈状起诉。

　　按理说，这是一桩事实清楚的债务纠纷，理应升堂问案、依法判决。然而，知县陶霦在接到呈状后，并未急于开庭，而是敏锐地意识到：这起纠纷发生在熟人社会，原被告同宗同源，一纸冰冷的判决固然能分清是非，却极可能撕裂宗族关系，埋下世仇的祸根。于是，陶霦在状纸上批示：“自行邀族理追，不必涉讼”。

　　“以和为贵的中国文化血液深深融于中国司法中。”吴晓婷认为，“官批民调”所蕴含的“非讼”智慧，与今日的“先行调解”有着跨越时空的共鸣。现在，我们也在借鉴这一历史智慧，积极推行家事、邻里纠纷的调解前置机制。

　　然而，这批能让现代法官汲取智慧的“宝库”，在20多年前，几乎是一堆即将化为尘土的“废纸”。

　　龙泉市档案馆工作人员章亚鹏检查龙泉司法档案。记者 朱亮羽 摄

　　走出卷宗，跟随龙泉市档案馆保管利用科工作人员章亚鹏走进恒温恒湿的档案库房，摇开密集档案架，特制的无酸纸档案盒整齐排列。而承载这份跨越时空智慧的实体，如今正静静安放在这方静谧的天地里。

　　章亚鹏打开档案盒，文献泛黄的纸页间，传票、判词上盖着朱红大印，诉状墨迹仍然清晰，“龙泉司法档案”的原始文献出现在眼前。

　　龙泉地处浙西南深山，曾在抗战时期接纳大量内迁机构，档案虽侥幸躲过了战火，却难敌山区的湿润气候。时任龙泉市档案局局长朱志伟在清点旧档案时，面对的是六成以上遭遇虫蛀、霉变的残卷。更糟糕的是，因历次机构迁移被反复搬动，案由混杂、时间错乱，档案馆曾试图“自救”，但在专业性极强的司法文书面前，仅凭一县之力显得捉襟见肘。

　　转机出现在2007年。时任浙大历史学系教授包伟民的到来，为这批档案按下了“重启键”。他告诉朱志伟：“这是好东西，但要花时间认真整理。”

　　这句承诺，开启了一场长达12年的抢救接力。

　　抢救的第一步就是与物理衰变赛跑。项目组动用20多台扫描仪日夜抢救脆弱纸张，花了一年时间，才将摞满屋子的档案转化为数字影像。抢救更是一场浩繁的逻辑重构，面对上世纪整理不规范留下的“历史碎片”，专家们采用最“笨”的办法——逐页阅读，像拼图一样，把散落在八个不同卷宗里的诉状、供词、判决重新归位。

　　“这项起初以为不过两三年即可完成的工作，实际上却花了整整12年的时间。”包伟民说。

　　用这种“笨功夫”整理深入，这批档案的分量逐渐显现：两万余宗基层诉讼，完整记录了司法如何在地方社会中运行，2019年《龙泉司法档案选编》全部出版，甚至被学界誉为“近代基层司法考古活化石”。

　　2008年，浙江大学的学生在扫描龙泉司法档案。受访者供图

　　透过法治档案看见制度变迁

　　整理与修复，让龙泉司法档案“活”了下来，这批曾经尘封在蜘蛛网下的档案，终于被拂去尘埃。法制史学者王宏治更称它是继宝剑、青瓷之后的龙泉又一宝。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与展现地方形象的县志等“官方”历史不同，档案里多是日常生活百态，甚至是不可外扬的“家丑”，诸如争夺家产、抢劫偷窃、买卖婚姻，更能深刻全面地反映县域的整体形态。

　　“在龙泉司法档案里，我们看到了古人活生生的故事，更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司法中的直接体现。”龙泉市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吴跃珍在研究档案时发现，百年前的司法并非只讲冷冰冰的律条，而是极力维护“老有所养”的伦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其中，一份“刘叶氏控刘鼎奎掯纳膳租案”尤为典型。

　　光绪十八年（1892年），原告刘叶氏早年丧夫，原本指望过继来的嗣子刘鼎奎能养老送终。谁料养父尸骨未寒，刘鼎奎便露出了贪婪的“獠牙”。他不仅强行分走了家中一半的田产山林，更将分家时承诺“每年给养母二十石租谷”的赡养义务抛诸脑后。

　　为了独吞家产，刘鼎奎甚至勾结外人多次诬告同父异母的幼弟盗窃，引得衙差频频上门滋扰，搞得孤儿寡母家无宁日。刘叶氏一纸悲愤的状书，将这个“白眼狼”告上了公堂。

　　知县当堂痛斥刘鼎奎“不懂仰体亲心、曲尽孝道”，并作出严厉判决：责令其将分得的膳田契据全部交还母亲，并警告若再行不孝不悌之事，定当重究。一纸判词，不仅惩治了逆子，更彰显了百年前司法维护“老有所养”的坚定决心。

　　“传统司法中融入了以儒家‘礼’为核心的价值观，譬如尊老敬老、保护弱者，通过个案我们能明晰其中蕴含的价值导向。”吴跃珍表示，尊老扶弱的理念从未断流，而是在历史演变中不断创新。从百年前龙泉知县判决“逆子必须尽孝”，到如今我国刑法严惩“虐待罪”“遗弃罪”，中华法系对伦理道德的守护一脉相承，并最终融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中。

　　龙泉司法档案的电子扫描图。受访者供图

　　当然，档案也是一扇观察近代社会的窗口。这些材料对社会史研究者的吸引力尤为明显。

　　来自山东大学研二学生叶怡希主修近现代史，在翻阅《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时，一份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刘林氏争产案”令她记忆犹新。

　　在“妇人无抱呈不准上堂”的旧俗之下，寡妇刘林氏为了争夺亡夫留下的山林管业权，毅然与三个亲生儿子对簿公堂。面对知县“念母子骨肉至亲，为息讼争”的调解劝谕，这位本应顺从的女性却表现得异常坚定。

　　刘林氏明确拒绝了儿子们仅支付生活费的方案，坚持“山业总要归小妇人出息”，要求必须掌握家庭财产的实际控制权。知县面对她有理有据的坚持，最终依从了她的诉求，判令将契据交还。

　　透过这份保留了浓厚口语特征的供词，叶怡希窥见了清代司法实践中常被遮蔽的一面：尽管礼教制度对女性设限重重，但在基层司法现场，她们懂得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在公堂之上为自己的生存利益据理力争。

　　正如浙江大学教授杜正贞所言：“学科和学者读者的多样性，才能带来对其理解的完整性。”这批档案的珍贵之处，在于它记录了制度的变迁，更在于它保存了那些被正史忽略的普通人的体温。

　　2010年，浙江大学历史系团队来龙泉调研龙泉司法档案。受访者供图

　　读懂档案背后的治理智慧

　　此次《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司法裁判研究》课题的核心样本，正是龙泉司法档案。这些发黄脆裂的档案纸张，为什么还能进入今天的司法话语体系，并最终获得最高人民法院优秀课题的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

　　《龙泉司法档案案例选编》一直放在课题主持人、龙泉法院院长李培的案头。“正是在翻阅《龙泉司法档案案例选编》时，我发现，有些看似属于现代法治的独特命题，其根脉却深植于传统社会治理的土壤之中，二者间存在着跨越时空的呼应。”李培告诉记者，龙泉司法档案中大量关于宗族调解、乡规民约效力、契约诚信履行的案例，为今日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丰厚的本土资源。档案中记载的官员在审理田土、钱债纠纷时展现出的深入田间地头调查实情、体察民间疾苦的务实作风，更是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一种历史回响，启示着新时代司法工作者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要到基层去、到现场去，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可及。

　　2008年，龙泉市档案馆进行档案修复。受访者供图

　　龙泉司法档案的价值，远不止于史料本身。它是一座沟通古今的桥梁，这座桥梁的每一块砖石，都铭刻着法治文明演进的密码。

　　包伟民在通览各个时期的状纸时所发现，晚清时期的诉状上，百姓还在号泣着“青天大老爷明鉴”，随后出现的是“伏乞知事暨承审官俯赐”或“请求县政府恩准（赐准）”，后期，状纸的结尾则统一地使用了“请求察核”“谨呈公鉴”等语句。越来越多状纸开始强调事实、证据与权利，语气趋于克制，措辞也更接近制度化表达。

　　称呼与格式的悄然嬗变，不仅记录了司法制度从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轨迹，更隐喻着普通民众对于法律规则认知的深化——他们开始尝试用更平等的姿态，去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益。

　　龙泉市档案馆抢救修裱档案。受访者供图

　　档案保护的最终目的，并不止于保存，而在于让沉睡的历史真正“活”起来。

　　2022年，集“历史感”与“科技感”于一体的龙泉司法档案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通过实物展陈、数字化互动等方式，当时的司法场景被重新“还原”出来，成为公众理解传统法律文化、接受法治教育的重要窗口。

　　与此同时，龙泉市人民法院启动《龙泉司法档案案例选编》编纂工作，最终整理出涵盖民事、刑事及刑民交叉的100个典型案例，并提炼出基层司法化解矛盾的思路与方法，让普通读者能够读懂传统司法背后的治理智慧。

　　龙泉司法档案博物馆。受访者供图

　　如今，龙泉司法档案的活化利用已形成多元场景，公众可以通过数字档案数据库在线检索原始卷宗，学界将其引入课堂与研究，司法系统则尝试从中汲取现实启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赵晓耕表示，龙泉司法档案让人们真实地从司法审判的角度、从社会最基层的视角，看到伴随着中国法律制度的近代化变革在具体的个案司法审判中的呈现，不仅在学术界有着非常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在司法实践中也给予我们很多历史的经验和启发。

　　从抢救保护到整理研究，龙泉司法档案不再只是历史的回声，而成为当代司法审视自身的一面镜子。那些看似琐碎的争执与调解，恰恰铺就了中国基层法治走向成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