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清晨,湖南长沙岳麓山绿意盎然、游人如织。半山腰处,响鼓岭六角亭内,一块刻着“长沙会战碑”的青石碑静静矗立,默默诉说着三次长沙会战的抗战故事。
这是一封1944年的家书,出自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新编第二十九师中将师长吕公良之手。
“接家信,知道父亲病危,悲痛已极。一提笔泪水已淋湿了一张信纸。不知道信到家时,父亲是否还在人间。想女儿为穷人解放,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投身于革命队伍,五年来走南闯北,现在千里之外不能亲来侍奉。现在只有望父亲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挣扎起来。我们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我是多么希望父亲能活下去,等到我们胜利的那一天。”
在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三楼展厅的尽头,一方玻璃展柜静立无声。里面陈列着几封泛黄的家书,上面的墨迹却依然清晰:“我所要的‘名’和‘利’,是大众所需要的‘名’和‘利’……”
“萍,不知是什么的牵连,在这样的工作繁冗中,我还时刻的惦念着你……旁的留到碰面时再谈吧。”1941年10月的深夜,当余也萍读到林勃的信时,恋人的相约已成绝笔,留给她的是被日寇刺穿17处的血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