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年-1988年)

　　 浙江在线08月24日讯 (钱江晚报记者 孙雯)“这个世界会好吗？”

　　这是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抛给儿子的最后一问。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漱溟答。

　　三天后，梁济投身积水潭，而梁漱溟则在未来世界的突变中，成了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未尝不曾犹疑——青年时屡次自杀，二十出头意欲出家；在“文革”中遭迫害，在风浪中不合时宜……但他终究不同于父亲——在耳顺之年到来的四天前抛却尘世忧虑。

　　他是一个积极的入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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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积极”，也不会有近80万字的日记遗存。近日，跨度50年的《梁漱溟日记》经重新校勘，由世纪文景出版。早年投身乡村建设，巡视抗战敌后，调停国共两党争端，上缙云山闭关修佛，解放后参观城乡新变与土地改革，“文革”抄家受辱，政协学习论辩，著述、会友，甚至早起取牛奶以及去幼儿园接送孙子，都在日记中有点点滴滴的记叙。字字句句，虽然是浅淡，却潜藏着时代的风云际会。

　　杭州，也是梁漱溟没有错过的城市。比如，在日记中，梁漱溟记下：1932年7月24日“赴杭”；1933年8月4日“到杭晤马寿”，马寿，即马一浮先生。而在1939年之前，盛年的梁漱溟几乎日日奔走，此间的日记基本简略到只是“赴沪“赴济”“赴京”的字眼。1939年之后，字里行间才丰茂起来。

　　如果对梁漱溟没有一点了解，这50年的日记读来或许是清淡乏味的。

　　他就是那么轻描淡写。1953年对毛泽东的“顶撞”，1968年被划为右派，1974年拒绝“批孔”……他照旧写作、读史，与友人同游，习拳，听戏，看电影。只是在某一天蹦出一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今日再读，历史的风云隐在那些淡定的文字身后。

　　无论时代如何迷乱，梁漱溟总保持着他的清醒，当然，众人也绝非全然不清醒，只是在趋利避害的选择之中，他们一会做着看客一会又当着演员。

　　有时，他试图沉默，以“容我不说”来与屈从分流。然而，沉默怎能被容许，于是他被推搡着上台，因不想违背内心，出口的话，又成了被掷打的靶。

　　梁漱溟的思想，本来自“感受问题之刺激，切志问题之解决”而不能不用心“寻个明白”。因要寻个明白的初心，这个“问题中人”注定不可能糊涂地站在这一边或者那一边。

　　梁漱溟是自负的，1941年在香港的炮火中脱难，他致儿子书，声称：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他当然有理由自负——

　　“由于总在最大问题中追求其最要紧的事情，久而久之，我所关心的，旁人往往不如我关心；我所能做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做；好像责任集中于我一身。既有‘四顾无人’之概，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

　　他又切切认为，“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

　　“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这是1987年的梁漱溟对自己的评价，生命走向暮年，他全然成了他留给我们的影像中那个倔强的老头儿——有一股子拼劲，还有些背时的落寞。

　　时至今日，我们再看梁漱溟一生都在孜孜以求两大问题：一个是现实中国的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对于个体人生，梁漱溟以他的方式该是给出了解答，他由出世而入世，始终是现实的积极参与者。而中国问题，有代代有志的人加入到建构当中。

　　八十多岁高龄的梁漱溟曾说出——对于世界，我还是乐观的。

　　回望这位一代大儒留下的身影，那些清醒与坚持，让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