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2月16日的《贵州日报》

　　浙江在线6月4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陈淡宁）浙江大学有“东方剑桥”的美誉，许多从浙大走出去的留学生，在对外介绍自己的母校时，也会用上这个比喻。

　　这个称誉从何而来?

　　简单来说，这个说法的基础，出自于20世纪40年代，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当时，他到因避战西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县的浙大考察，在与当时诸多的浙大学者经过多番的交流之后，对浙大留下了这样的评价。

　　但由于未见诸当时学校的各类官方正式记载，故长期以来常有质疑。

　　浙江大学在举行120周年校庆活动的同时，也发布了其建校120周年的系列图书。在其中一本名为《求是创新——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画册》的图书里，有一张旧报纸的图片，那是一张1944年12月16日的《贵州日报》，报眉正下方的头条标题是：《尼德汉教授赞扬我科学家——联大浙大不啻牛津剑桥哈佛》。

　　寻找一张1944年的旧报纸

　　2016年10月开始，因为党委宣传部和档案馆共同承担着学校的文化重点项目，两拔人马隔三差五就要碰头商量，解决各种碰到的大小难题。11月，两拔人又聚在一起。档案馆馆长马景娣老师给了宣传部副部长单泠一份珍贵的文献资。这是曾经担任浙江大学校办主任的王立人老师整理的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浙江大学访问团访问李约瑟博士的记要。这份史料让单泠老师如获至宝。《求是创新》画册的大纲正在策划制定中，有关“东方剑桥”的来龙去脉，正是大家都在探寻的问题。

　　“准确地说来，我们并没有看到过对于这一美誉起源明确的历史记载。”浙江大学校史办主任张淑锵说。正因为“东方剑桥”的称誉对于浙江大学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也正因为此，大家都非常谨慎地探求着答案。但只要是熟悉浙江大学校史的人都知道，这个美誉与英国学者李约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李约瑟(1900～1995)是英国乃至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与科学技术史学家，1943年，剑桥大学的李约瑟与牛津大学的陶育礼组成了“英国文化科学使团”，代表英国学术院和皇家学会来中国，援助受日本侵略军封锁的中国科学家。李约瑟先是初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后来又负责“中英科学合作馆”。

　　1944年的4月和10月，李约瑟两度访问西迁到贵州的浙江大学，与竺可桢校长以及诸多浙大学者有过交往。

　　既然李约瑟与竺可桢有所交往，那么在竺可桢的日记中说不定会有一些线索。浙大社科院有位李杭春老师，对竺可桢日记中与浙江大学办学相关的部分做了仔细的摘录。根据她提供的摘录信息，单泠和张淑锵重新仔细翻看《竺可桢日记》，在1944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找到了这样一段记载：“见十二月十六日《贵州日报》载李约瑟回英国以后在中国大学委员会讲演，赞扬我国科学家，并谓联大、浙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云云。”

　　然而，70多年前的报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找。有位在贵阳工作的校友谢冬，也许因为是湄潭人的缘故，对学校西迁办学历史特别投入。他与两位同在贵阳工作的校友在经过了几番查验后，终于搞清了，原来，1944年的《贵州日报》与现在的《贵州日报》并无直接关联。而当时又是抗战的特殊时期，《贵州日报》的归档卷宗应该是在当时的“中央新闻社贵阳分社”。

　　几经波折后，最终，这张1944年12月16日的《贵州日报》被找到了。谢冬他们立即微信传来了电子版的影印件。

　　碍于当时的印刷质量和报纸时光久远，消息正文的字迹只能依稀辨别，在那些模糊的字块中，也能看到浙江大学、剑桥大学的字样。

　　“尽管文中也没有明确地写道李约瑟说浙大是‘东方剑桥’，但至少这份资料证明了这个说法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了基础起源。”张淑锵说。

　　那几天李约瑟在浙大看到了什么

　　1937年11月，1940年开始浙大在遵义湄潭坚持办学长达7年之久。

　　1944年，是浙大在湄潭办学的第四年。

　　李约瑟回国之后，1943至1945年，发表了《中国西南的科学》、《科学前哨》、《贵州和广西的科学》等多篇文章向国际社会介绍战争中的中国大学。在这次见报的演讲中，李约瑟动情地向听众讲述他的所见所闻，用“英雄的”一词，来形容在“极其艰难困苦中以大无畏的努力取得极光辉的成就”的中国的科学家们，其中包括了浙江大学的教授们。张淑锵曾写过《1944年10月李约瑟的浙大之行》一文，根据史料，描述了当时浙大的情况——敌机轰炸，疾病肆虐，教学、科研和生活条件都极其恶劣，但却没有阻挡住浙大学者们的大学理想：

　　“比如物理系‘一台靠汽车发动机带动的小发电机是唯一的电源，无钱也无处购买新的放射源，仅仅有十几毫克镭，没有什么探测器，只有一台自制的小云室’；化学系曾以破庙为实验室，用木炭炉代替酒精灯，以两个煤油桶上下担水作为冷凝用水，将电动油泵改为手摇以作减压蒸馏及真空过滤等；电机系情况同样如此，系主任王国松在紧靠着老城墙外的湘江之滨建立起数百平方米的一群群草顶、泥墙、土地坪的电机化工机械实验室。由于西迁办学中的浙大师生弦歌不缀，坚持教学科研，取得了众多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比如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束星北的相对论，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罗宗洛的植物生理学中微量元素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等，都属于当时科学前沿的重大成果。王淦昌《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一文于1942年刊登在国际著名杂志《物理评论》第61卷97期，在国际学术界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

　　1944年10月23日，李约瑟应竺可桢之邀，来到浙江大学。

　　10月25日，他参加了“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的纪念仪式，听取了竺可桢关于中国科学社的报告，之后又听了钱宝琮《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的演讲，下午的年会，李约瑟听了30余篇与会学者的论文。26日李约瑟参观了浙大的数学系、物理系、生物系等。浙大在战时办学的境况毫无遗漏地进入了这位英国学者的视线。27日，他又参加了一场包括生物、物理、化学方面的讨论会。与浙大的教授们探讨了许多问题。

　　原本计划于26日就返回遵义的李约瑟，竟将回程时间一再推迟。而在返回遵义之后，李约瑟又提出要去参观位于遵义的浙大史地系，一直到29日，李约瑟才与竺可桢与浙大依依惜别。

　　40年后再求证，更为激励未来

　　在浙大的西迁之路上，时任校长的竺可桢将“求是”定为了浙江大学的校训，并请国学大师马一浮创作校歌，以激励困境中的师生。

　　这种精神，在面对“东方剑桥”这一赞誉的时候，也依然一脉相承。

　　记者看到了一份由1990年的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王立人整理的备忘录，以及时任浙江大学副校长薛继良教授的手稿。

　　备忘录里这样写道：

　　1990年4月浙江大学副校长薛继良教授率浙江大学代表团一行4人访问了英法德、丹麦、瑞士五国……在英国访问期间，代表团专门访问了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

　　薛继良副校长一行专访李约瑟博士的主要目的之一，即为希望就“东方剑桥”的说法从李约瑟博士本人处得到确认或否认。

　　薛副校长一行于11月23日上午10时20分抵达李约瑟博士所在的Peter House(剑桥大学历史最悠久的一所学院)受到了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博士的接待，11时45分，李约瑟博士本人会见了薛副校长一行，因年事已高，李约瑟博士说话已不很连贯，但依然记忆清楚思维清晰。

　　备忘录最后还记录了薛继良与李约瑟对话的内容。在最后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对话：

　　薛：您说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

　　李：是的，对竺校长说的。

　　张淑锵说，“对于这样重要的声誉，我们自然是要谨慎求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正确面对过去，也是激励我们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