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村的广袤田野上,合作一直是一个令人魂牵梦萦的词汇,她像一朵花,也似一个梦,更是一粒可以带来唤起大众、燎原大地的火种。
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最早探路者,浙江在农业规模化经营、市场化发展的同时,农业服务也逐渐从低层次的“小合作”走向高层次的“大联合”,构建起了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新型合作体系,即“三位一体”改革。
从2006年最初的瑞安现场会,到之后18县试点,再到2015年省委、省政府出台深化改革顶层设计以及20县推开深化改革,最后到2016年所有市县铺开深化改革,浙江推进“三位一体”改革已历经十年,组建了省市县乡四级“农合联”组织。
“农合联”是什么?
温州瑞安,一个与“三位一体”改革最紧密相连的地方。
改革开放之后,大批瑞安农民离土离乡、办厂经商。他们流转了承包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由此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兴起。而这些主体又面临着缺信息、缺技术、缺销路等问题,“统分结合”的农业双层家庭经营体制一次次地暴露出了“统”上的短板,倒逼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
2001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瑞安面世。这种专业合作社虽然一定程度缓解了“统”“分”之间的矛盾,但因其规模不大、功能不多、实力不强,很难完全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服务的需求。
怎么办?瑞安人想到了,在“专业合作”的基础上,再进行一次更高层次的“综合合作”,成立农村合作协会,将农民合作社和各类为农服务组织联合起来。2005年6月,瑞安开始筹划这一改革。
瑞安的萌动并非个别现象。新世纪初,浙江农业生产力发展与农业生产关系相对滞后的矛盾日渐突出。对此,2006年1月,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首次提出:积极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体系。
两个月后,瑞安农村合作协会宣告成立。当地农业局作为主管部门,对其进行了审批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加入了“农协”,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及其基层组织自动转为“农协”会员,各方合力为农服务的格局在瑞安率先形成。
2006年12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在瑞安召开全省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工作现场会,习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肯定了瑞安的探索实践,部署了在更大范围开展“三位一体”改革试点工作。
随即,“三位一体”改革在浙江18个县(市、区)展开试点。
浙江省农办副主任蒋伟峰认为,尽管之后数年,我省并没有新的重大部署,但各地都在探索“提升合作组织层次、拓展为农服务领域、创新合作经济方式”的多种形式。
2015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发出“17号文件”,决定将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与深化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统一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人们简称其为“农合联”。“农合联”由此正式亮相,成为“三位一体”的“体”。
蒋伟峰进一步分析,“农合联”是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各类为农服务组织(企业)组成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组织,具有四个特征:一是属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二是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主体开展合作;三是成员多样化,综合性、专业性服务能力强;四是2/3以上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成员来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保障了民主化治理。
供销社与农合联是啥关系?
“我是从农办出来的,比较了解供销社的体制弊端。”在2016年3月出任省供销社理事会主任之前,邵峰曾多年担任省农办副主任,并且参与了2015年省委、省政府“17号文件”的研究起草。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印发的“三农”文件,但凡提到供销社改革的,都会明确提出“将供销社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的目标导向。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供销社似乎并未“回家”。
问题出在供销社“回家”的路没有找到。半个多世纪以来体制的几经变化,使供销社在自身组织体制内部已很难恢复和重建与农民的合作关系。不少地方领导心目中,已经将供销社当作一个企业或企业集团来对待,有的在改制后甚至只剩下了一块牌子。
供销社到底如何回归合作?浙江的办法是“借船回家”。而这艘船就是“农合联”。也就是,将深化供销社改革与构建农合联组织融合起来,让供销社在崇尚合作的农合联这个大平台上,发展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新型合作关系,使供销社与农民群众坐到同一条板凳上。这也是浙江2015年“17号文件”的深层用意所在,也是浙江深化供销社改革顶层设计的精妙之处。
供销社在农合联这艘“船”上扮演什么角色,又承担什么职责?
最主要的角色是以自身为依托,组建农合联理事会执行委员会,承担农合联理事会日常运行工作。省委副秘书长、省农办主任章文彪认为,尽管从理论上讲,由谁来运行农合联这个“体”有多个答案,但从浙江实际来看,由供销社来运作农合联这个“体”是最优解。
章文彪认为,由供销社这一实行“参公”管理的为农服务单位来运行农合联这个“体”,有利于农合联“有人干事、有钱付薪”,不为“三斗米折腰”,保持正确的改革方向。“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政府为了开展为农服务工作而向供销社购买的公共产品。”他说,同时这也有利于供销社在农合联这一合作经济平台上,参与为农服务、发展合作经济,在“离农化”轨道上调转头来,重新回归农民怀抱,实现“借船回家”。
“此外,还有两个重要角色:一个是参与农合联为农服务工作,特别是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激励社有企业融入农合联,利用农合联庞大的组织网络体系,参与为农服务,充当服务龙头;另一个是参与合作经济发展,以‘与农民合作、让农民共享’为价值取向,与农民合作社、企业等农合联会员合股共建服务体系和涉农产业,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农民群众实现共建共享提供服务。”他补充道。
“三位”功能如何成“一体”?
农合联的“三位一体”,指的是将生产、供销、信用三种服务功能置于一个组织体内,为“三农”发展提供综合性服务。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为农服务领域还会进一步拓展,“三位”有可能变成“四位”甚至更多“位”,如以乡村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利用为重点的环境服务,将成为第四位基本为农服务功能。然而,这么多的服务功能和服务资源,有的分散在农合联各类会员之中,有的分布在相关部门职能之中,有的则是现实中尚不存在、需要新生的。
“三位”功能如何成“一体”?浙江通过联动推进供销社改革与农业经营、农村金融、涉农管理等体制改革,聚合服务资源,培育服务功能、转变服务方式,逐步建立健全现代农业、城乡商贸、农村金融、乡村环境等四大为农服务体系。邵峰认为,多种服务资源和服务功能的聚合整合融合,要通过会员服务功能集成、部门服务职能转移、供销系统服务融入、农信机构服务嫁接、会员企业服务发展等多种途径来实现。
邵峰说,部门服务职能转移要区分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经营性服务三类职能,按照“先易后难、水到渠成”的要求和农合联承接能力来逐步推进。要逐步剥离涉农部门事业单位的配方施肥、农机作业、统防统治、收储加工、产品促销、信用担保等经营性服务事项并优先交由农合联承担,逐步将农产品展示促销、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农民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事项以委托或购买方式转由农合联承担。要同步推进服务方式转换,避免使农合联行政化、成为“二农业局”。
“摆正‘服务’与‘赢利’关系至关重要。”邵峰说,经过一年多全系统共同工作,越来越多的同事达成了共识,走出了“只要扩地盘增项目、不愿正方向改体制”的认识误区。他认为,深化供销社改革,首要的和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让供销社拓展多少服务领域、增加多少服务功能,而在于让供销社重举合作大旗、重回农民怀抱,真正走上回归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道路,让供销社和农民坐到同一条板凳上!只有摆正了“服务”与“赢利”的关系,坚持“服务第一”的原则,大力发展合作经营、合作服务,才能使农合联既成为会员享用各类服务的平台、也成为会员共享服务利益的载体。
“合作经济”怎么发展?
农合联如何让合作社、企业等不同类型会员走到一起发展合作经济?
浙江设计了两项支撑农合联发展合作经济的制度:一是组建农合联农民合作基金,主要解决“钱从哪里来”“钱到哪里去”的问题;二是成立农合联资产经营公司,主要解决“钱由谁来投”“钱怎么去投”的问题。
农民合作基金的筹集和使用,体现了合作制精神。记者了解到,该基金主要由三部分来源,分别是农合联会员的入会费、农合联(含供销社)资产经营公司按不少于20%的年度资产收益注入、政府提供的引导资金。而基金的用途也主要分三方面,分别为满足年度常规为农服务事项的支出、支持涉农产业发展和服务功能建设、建立信贷风险补偿资金及损失弥补机制。
数据显示,目前浙江市县两级农合联均建立了农民合作基金,已确定的总规模近18亿元,其中市级基金平均规模分别为5550万元,最高的为丽水市两亿元。
资产经营公司的组建和运作,同样体现了合作制精神。供销社牵头并引导参加农合联的农信机构、相关企业和其他会员参股组建农合联资产经营公司,让供销社、农信机构为发展新型合作经济服务。目前,7个市、48个县级农合联单独组建了资产经营公司,其余市县两级农合联暂由同级供销社资产经营公司承担相应职能。
各地积极发挥农合联资产经营公司的作用,建立面向农合联会员的众筹引领、合作投资的服务体系,引导农合联会员参股投资效益较好较稳的项目,使农合联成为发展新型合作经济、促进农民资产保值增值和农民群众共建共享的有效载体。目前,全省农合联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项目67个,总投资120亿元。
发展合作经济,还体现在推进主体合作化和体系合作化上。邵峰解释说,推进主体合作化,重点对综合服务社、庄稼医院等服务链、产业链上的经营服务实体进行合作制改造,同时发展消费、环境等各领域合作社,引导农户、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共同参股,打造服务供给者与接受者的利益共同体;推进体系合作化,通过建立“层层向上参股”的利益共享机制、“层层向下参股”的经营指导机制和“按交易额返利”的二次分配机制,打造服务链、产业链各环节上主体的利益共同体。
6月22日,中央农办、全国供销总社在温州瑞安举行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发展“三位一体”合作现场交流会。10年前,在同一会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合作体系”思想;10年后,浙江在10年实践积累后,在新的发展阶段再出发、再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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