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中的杭州知青资料。

袁敏历时一年终于找到了档案。

　　浙江在线1月17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吴朝香）当六本泛黄的档案从一堆被废弃的文件中被翻出来时，袁敏只有一种感觉：激动。她掏出手机，快速地一页页翻过，拍照，仿佛耽搁一秒，这些档案就会从眼前消失。

　　袁敏是浙江省作协副主席、作家、资深出版人，这6本档案中记载的是50年前，插队到黑龙江富锦的1000多名浙江知青。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50年前，那场席卷全国的运动，改变了全国1600万年轻人的命运。

　　袁敏关于知青档案的这次寻访，前后花费了近一年时间。这6本几近失踪的珍贵档案被她重新打捞出来，它们印证并记录了那一代浙江年轻人上山下乡的历史足迹，而这么完整的知青档案，也是袁敏从未见过的。

　　本月，最新出版的《收获》杂志上，随着袁敏开设的专栏面市，她向记者独家透露了这批档案浮出水面的过程。

　　记忆中的知青档案

　　厚厚的档案上，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段故事。在袁敏的追访中，这些故事随之浮现。

　　对袁敏来说，关注知青这个群体，并非一时兴起。

　　早在30多年前，袁敏就曾发表过和知青有关的小说《深深的大草甸》。故事主人公的原型就是袁敏姐姐的中学同学，一位插队落户在北大荒的女知青。

　　“这只是一个知青的故事，她的背后是一个群体，我想用文字记录他们的故事。”袁敏觉得那一代人的青春不应该被淹没。

　　袁敏的寻访是从当年的富锦兴隆公社开始的。为了创作，袁敏也多次去过当地。“寻访开始前，不断有人向我提到有一份知青档案。”第一位向袁敏提及此事的是一位叫于小平的杭州知青，他是上个世纪70年代全军模范红九连的副指导员，当年也是兴隆公社的插队知青。

　　“他因为办理退休，需要一份证明知青身份的材料，这样才能计算工龄。他辗转找到一份当年的知青登记表，托人复印了写有他名字的那一页。”看到于小平发来的这张复印件照片时，袁敏一下子被击中了，“上面记载的个人信息很全，最后一栏是‘有何政治问题’，一页上大概10个人，每人的这栏上面都写着父母有各种问题，比如叛徒、特务、大右派等，都是各种政治帽子。”

　　那一刻，袁敏感到了历史的某种荒谬。直觉告诉她，这样的记录应该不只这10人。不久之后，第二个人印证了她的推测。

　　一位留在东北的杭州知青，七八年前也受人之托，找到过这样一份知青登记表。“这位知青说当时他费尽周折，才在富锦劳动就业局一个废弃的铁皮柜里找到档案。”

　　据他回忆，当时看到一共有7本。这个说法让袁敏受到了鼓舞，因为据她了解，富锦下面当年有7个公社，也就是说，每个公社都有一本这样的知青档案。

　　被遗忘的铁皮柜

　　袁敏迫切地想找到这份完整的知青档案。

　　“我相信它一定还留存在世，这是见证一段重要历史的文物，需要抢救。”

　　2017年2月初，袁敏订了杭州飞往佳木斯的机票，又转车到富锦，开始了她的正式寻访，陪她一起寻访的，就是那位曾亲眼见到7本原始档案的杭州知青。袁敏到达富锦后，在这位知青陪同下，直奔富锦劳动就业局。

　　上个世纪60年代，知青运动开始后，各地都有知青办，但1978年之后，知青办陆续撤销，它保管的所有东西都转到劳动就业局。

　　“对方蛮客气，但觉得为难，说这去哪里找啊，都这么多年过去了，问谁都不知道。”

　　几经辗转，最终，在富锦劳动就业局的一个办公室里，袁敏见到了这个自己听说过的铁皮柜。“在一个办公室的角落里，一人多高，灰色的文件柜，里面的人说，这个柜子从他来这上班开始就在，但从没打开过。”

　　和文件柜一样斑驳的是它的钥匙，因为长久不用，已经生锈。“一开始插进去根本打不开，我用随身带的润肤露涂了四五次，才咔嚓一声打开。”袁敏记得，柜门拉开的一瞬间，发出嘭的一声，紧接着，里面的东西哗啦一下全倒了出来，塞得太满。“屋里立刻扬起一阵灰尘。可以想象，这么多年，一直没开过。”

　　档案里的故事

　　袁敏在这一堆文件中翻找。

　　“扒出一个大牛皮信封，信封上印着三个大字：资料袋。下面有一行钢笔字：杭州知青登记表。我抽出来一看，厚厚一摞装订好的登记表，每本前面都写着公社的名字，我一眼就看到了兴隆公社。”袁敏当时的感觉就是兴奋，“我一页页翻，先拿手机拍，怕不清楚，又拿出相机拍。”

　　陪她同去的知青咦的一声，说不对啊，还缺一本啊。“这位知青七八年前帮人找过嘛，他当时看到还是7本。”

　　缺失的这一本去了哪里？什么时候不见的？在场的工作人员没人能回答。

　　“失踪了一本，余下的六本就更显得珍贵。”袁敏说。

　　袁敏小心翻开这些被遗忘的档案，有的纸张已经粘连，即使再小心，还是会被撕破，有的字迹模糊，纸张边缘已经发黄。

　　6本档案中的1000多名知青全部来自浙江，其中兴隆公社这一本，记载的有300多人，基本都来自杭州，大部分都是学生。

　　袁敏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是很多人的成分一栏填写的是“贪农”，“其实是贫农，大概当时抄写的人文化水平不高，写错了。”

　　二是不少学生的学校一栏写的是五七中学，“但杭州根本没这个学校，也是问了很多人才知道，其实是杭女中，那个年代认为女子中学是修正主义的产物，就改了。”

　　找到档案的袁敏，接下来的时间，依照兴隆公社这一本上的名录，寻访了80多人，通过他们口述回忆那段过往岁月，慢慢走近一代知青的血泪青春，灿烂芳华。

　　尝过苦难，依然明朗

　　在这一年的追访中，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袁敏。

　　“我参加过很多次知青的聚会，也和他们有深入的交谈，虽然听起来有许多不堪回首的经历，但他们依然怀念那段岁月。”

　　袁敏看过知青们给她提供的当年的照片，“有的住在马厩里，有的睡在茅草土坯屋里，很多人插队前家境优渥，根本没吃过这种苦头。我一开始不理解，他们想起过往，不应该声泪俱下吗？”

　　但是渐渐地，袁敏找到了答案。

　　“因为那是青春，对每个人来说，青春就是最蓬勃最有生命的。从那些老照片上能看出，他们脸上的笑是发自内心的，是真正的快乐。”

　　当年的兴隆公社中，有一个颇有名气的说法： 东风夜话。那是一个大队里的10多位知青给自己的深夜卧谈起的名字。这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白天繁重的劳动结束后，就凑在煤油灯下读书，然后激烈地争论。

　　简陋的茅草屋，没有什么吃的，就煮一锅土豆。

　　在袁敏的叙述中，这是一群有抱负的热血青年，虽然一下子被甩到最底层，却关心着祖国的命运。

　　他们对国家的未来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让人动容。

　　“东风夜话的成员，有很多人如今都在各自领域有颇高的建树。他们怀念那段经历，并刻骨铭心，将这段经历看做自己人生的基石。”袁敏说。

　　除此之外，在和兴隆公社的知青们接触时，袁敏感觉到，他们也很少抱怨苦难，无论在什么境遇中，都能做到坚韧、隐忍而执着。“吃过了那样的苦，什么难题都不算事了。时代给他们带来了苦难，他们身在其中，得到历练，反而变得明朗。”

　　有苦难，有血泪，有意气风发的豪情，有坚定的信仰追求，知青一代身上打着深刻的历史烙印，每一个个体的故事都带着时代的影子，他们的经历让人五味杂陈。

　　“这份档案，以及档案中的人，能带我们重新审视那个时代，并挖掘出可以观照当下的精神价值。”这是吸引袁敏的地方，也是她不停追寻和记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