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3月26日讯（浙江在线集体）2019年新年伊始，在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长的阴雨天里，在万物萌发的美好时节，浙江大地上，一支支“三服务”小队进村入企，在制造企业的车间里问计发展，在郊区的断头路前谋划对策，在“钉子户”的家中疏导谈心……

“你们有哪些困难”“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村子建设的难处有多大”“你们还需要什么”，在一声声问与答之中，在一次次结与解之间，“三服务”犹如一场春雨，滋润着大地与人心。

浙江企业转型升级的难题究竟有哪些？制约人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提升的症结究竟在哪？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究竟是什么？本报记者梳理来自“三服务”一线的“问题清单”，聚焦其背后的共性、重点、关键问题，为“三服务”直击痛点、破解难题提供参考和助力。

1.共性的难题

原材料上涨、土地指标紧缺、高端人才缺失……要素制约更突出

“农村小区截污纳管难度大，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由于机场建设需要，缺土地指标800亩左右”“希望申请发行5亿元企业债券”“基层人才引进困难，人才流失状况较严重”……

一边走一边问，每到一站，记者都会和当地“三服务”活动牵头单位一道分析汇总而来的“问题清单”。记者梳理发现，资金成本、土地指标、人才和劳动力等关键发展要素的制约，成为了困扰各类主体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共性问题。

在开化，这两个月，浙江硅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闻韬每天都在为资金犯愁。“年前我们就预判原材料硅要涨价，想提前购买，囤些原材料，可是融资太难了，只好作罢。”徐闻韬告诉记者，县里也帮他们协调开了金融服务会议，可融资贷款是市场行为，政府无法指挥银行，协调并没有成功。年后，原材料果然每吨涨价1万多元，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资金压力。

资金不仅仅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命脉，任何地方要发展，都离不开资金这一要素。

从新昌城区驱车40分钟，我们便到了刚刚获评A级旅游景区的大市聚镇庄后王村。去年村里引入滑道项目，节假日客人络绎不绝，每年能给村里带来20多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这样的村庄痛点在哪儿？村党支部书记吕亚东开口就提了4个和钱有关的问题。

“村里的水塘整治需要20多万元；晒场硬化需要10多万元；建设文化礼堂大约需要12万元；最大的一笔，要数村口景观改造提升，需要五六十万元。可不花这些钱，发展旅游就会遇到瓶颈。”吕亚东一笔一笔道来。记者一算，4个项目就要上百万元资金，个个都是村民们的迫切需求。让吕亚东欣慰的是，今年以来县里和镇里干部跑前跑后，为他们跑下来不少项目补助。

缺少土地指标，则是制约企业和基层发展的另一大痛点。

慈溪市周巷镇天潭村是著名的古玩之乡。今年，村党支部书记张旭的首要工作就是征地。不管是村里马路的拓宽，文化礼堂的修建，还是民间博物馆的落地，征地拆迁是第一步。“征地拆迁持续发展我们求之不得，更好的集聚才能带来规模效应，可是我们现有的土地指标远远不足，不少家具企业都迁到了周边村里。”他说，因为缺少土地指标，村里无法集聚更多优质企业，直接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言谈中，张旭满是遗憾。

“我们街道是镇海工业企业最集聚的街道之一，缺人是企业主们最大的困扰。”说起人的问题，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工业副镇长王基伟告诉记者，两个月来，他接连带队走访了多家企业，企业主脱口而出的就是招工难，技术工人尤其难招，为此骆驼街道还特意开发了一个招工小程序，帮助企业缓解招工难题。用工大户诸暨店口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为此，当地政府投资建起全新的人力资源市场，对接全国各省市的劳动力资源。

高端人才的缺失，则是个更大的难题。在各地“问题清单”中，记者看到各式各样的人才需求：企业高层次人才不愿在新昌落户，希望协调在杭州建点，统一安排人才子女入学；希望在招引欧美高端人才、人才住房等方面给予帮助；在引才留才问题上，希望政府给予特殊项目政策支持……

“企业要钱要人要土地指标，可是资源只有这么多，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我们真的很难解决。”一位干部无奈地告诉记者。记者发现，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发展问题，归根结底大多是资本、土地、人才等要素资源的保障问题。

2.变局的考验

贸易摩擦、金融波动、环境治理……变局带来新挑战

如果说，资本、土地、人才等要素资源的制约长期存在，是企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必须解决的“痛点”，那么，梳理“问题清单”还可看出，中美贸易摩擦、金融市场波动、经济转型之痛等阶段性的形势变化，已给我省推进高质量发展带来严峻考验。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增多，特别是外部环境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调研中，我们发现，这种复杂、严峻、多变的形势，给企业、群众、基层带来了一些思想上的困惑和现实中的困难。

在贸易摩擦的风波中，有企业坦言，他们正面临着不少客户下单谨慎，公司业务量减少的困难；有企业希望“走出去”，在墨西哥等地设厂规避关税壁垒，希望政府提供信息平台和指导帮助。

在金融市场的一次次波动中，有企业提出商誉减值、股权质押风险等问题；有部门提出因汇率波动对企业产生影响的问题。

在国家大战略的对接中，有地方建议上级部门为其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和全省大湾区建设提供更多支持，有地区则积极争取登上G60科创大走廊这趟快车。

……

问题不仅仅是老问题、小问题，更有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在新形势下变化的问题，放眼未来发展的前瞻性问题。

当前，环保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一份份“最严环保令”也给转型升级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环保整治抬升了原材料的价格，甚至在有些行业形成了新的垄断，成为了下游企业难以承受之重。”这是浙江开元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项建泳，在德清县领导“三服务”期间提出的问题。

项建泳掏出两本账，上面详细记录了近两年原材料成本的价格。其中，生石灰从2017年的每吨470元，涨到了如今的每吨800元，涨幅超70%。项建泳认为，价格涨得快主要是环保整治关停了大量中小型石灰矿，现在公司的供货商只剩下长兴一家石灰矿，该石灰矿“独家经营”后，价格持续抬升。

“我们对更加严格的环保要求表示欢迎，这是不可逆的趋势。但在整治清退过程中，也要注意培育符合更高环保标准的企业，保持市场充分竞争的活力。不能因环保整治形成新的垄断，殃及下游企业。”项建泳说。

今年元旦后的一次“三服务”走访，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副总王玲琼终于松了一口气。去年底，在筹划上市的过程中，一个他们从未注意的问题把他们难住了。

原来，在前些年的行业整治中，宁波和周边的电镀企业大幅关停。他们一度舍近求远到江苏、福建甚至日本进行电镀加工。“在雷厉风行的行业整治下，我们没有自己的电镀生产线就存在生产风险，不利于企业顺利上市，所以，拿到污水排放指标，顺利上马生产线，成了企业的头等大事。”王玲琼告诉记者，好在此次“三服务”过程中，市县两级环保部门统筹协调指标问题，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污水排放指标不足，能源“双控”难题，上下游行业整治关停……发展阶段的瓶颈对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企业、群众、基层遇到的问题在变，服务的理念、内容、层次、方法自然需要与时俱进地更新和提升。这也是我省在新年伊始就启动“三服务”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只有摸清“堵点”的具体方位，才能确保服务更精准、更给力。

3.民生的呼唤

常用药入新农合、老旧小区装电梯……美好生活向往更迫切

这几天，诸暨市“三服务”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成了整栋楼最忙碌的地方，打印机几乎没休息过，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工作人员说：“我们正将第一批‘问题清单’汇总上报。”

据统计，截至3月15日，诸暨全市各级干部共走访农户3856户，走进村庄（社区）405个、企业1342家，共收集问题486个。“除了人、地、钱等要素制约问题，城乡统筹类问题数量是最多的，尤其是配套设施建设不全等问题。”该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

交通出行、公共设施、文化生活、教育、医疗……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关键小事”，恰恰是老百姓眼中的“头等大事”。

诸暨店口镇党委书记杨雷有个下村小技巧。“去走访群众，不要带笔记本更不要带录音笔，这样能听到更多真话。”一个月前的一次走访中，几个村民因为三个墩子向他诉苦，他把这些“抱怨”记在了心里。

店口镇江东社区在沿浦阳江的一条水泥路中间设下三个墩子，本意在于限制大货车通行，但却成了附近往来村民通行的一大烦恼。

“这条路是十几年前填河修起来的，设墩子就是怕大货车频繁往来，路修好又压坏。但竖着墩子后，通行变得缓慢，每天上下班高峰期，这里就会成为堵点，许多大货车开到这附近才发现过不去，频繁掉头经常撞坏路边的民房。”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国伦坦言。

通过“三服务”活动，张国伦的心结终于解开。他说：“这次镇里给我们想了个办法，拆掉墩子，改成限高杆，改建费用，镇里也在帮忙想办法。”

在诸暨、新昌、开化等地，一批断头路在这个春天成功打通，一批老旧小区装上了新电梯，不少村庄和园区有了更合理的公交线路，但也有一些难题的破解遇到了梗阻。

见到新昌县交通局局长李亚明时，他刚从道口建设现场回来。“要动一根电线杆也不容易啊！”李亚明告诉记者，在修建“四好”农村路的过程中，施工单位屡屡向他们反映，修路又碰到了供电部门和几大运营商的线路。管线该怎么迁移？成本该怎么协商？他坦言，由于各方需求各异，协调时间长，有几次甚至耽误了小半年工期，“希望上级部门建立一种高效的协商机制，帮助解决在农村公路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在“三服务”过程中，许多看似是基层群众的个人困难，其实也暴露出机制不顺、服务不周、供给不足的问题。

在龙游模环乡白马村，记者见到60岁的村民赵汉宰。得了帕金森病的他，每天需服用一种叫多巴丝肼片的药物。“镇里还没地方买，每个月都得跑去县里的药店买。”他告诉记者，这种药目前没被列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范畴，每月买药要花三四百元，也是不小的负担。

在镇海骆驼街道，宁波市威莲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培忠正为几个工人要回老家的事情犯愁。“农民工的观念已发生变化，他们不愿再让孩子当留守儿童，一旦子女到了就学年龄，但无法在当地上学或升学时，他们就会选择回到原籍。”他说，为保障当地群众和企业外来员工子女的教育资源供给，当地实验学校正在扩建。

异地就医不便，小区配套缺失，城乡教育融合困难……随着“三服务”的推进，一大批从群众中来的民生问题、老大难问题、政策问题，正被不断发掘，不断化解。

一张张“问题清单”的背后，是一道道如何再深化再出发的新考题。厘清问题，直击痛点，才能让企业轻装上阵，让群众收获满满，让基层活力迸发。

　　“难题”考验基层治理

　　郁建兴

　　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对干部是一场持久的考验。基层治理情况复杂多样，“三服务”要出成效、有实效，考验的是干部的态度，更是干部的能力，党政组织的能力。“三服务”切忌形式主义，干部下基层不能走过场，而是要真心实意，有了诚恳的态度，干部和群众才能有共情，干部才能听到大实话，发现真问题。

　　“三服务”要出实效，光有共情还不够，干部还要有真本事，要有能力去解决基层治理中的实际问题、复杂问题。在基层，要素资源稀缺是共性，一个问题牵扯多个群体也是常态。“三服务”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些是已经在基层纠结多年的老问题，比如信访中的重复访；一些是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引发的新问题，比如企业筹资难、招工难；还有一些是前瞻性的发展问题，比如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问题。面对这些痛点、难点、堵点，干部要改善工作方式方法，提高个人能力，更要充分发挥组织的力量，搭班组队，有组织地“下基层”。这样既可降低基层群众、企业反复诉苦的压力，也可提高基层党政组织工作的协调性。

　　“三服务”对干部而言是一场攻坚克难的持久战。面对基层长期遗留下来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干部去一两次可能解决不了，还要去多次。在这一意义上，各级党政组织要让“三服务”常态化、制度化，建立更好辨识人民群众真实需求的机制，建立协调多部门工作求解具体问题的机制，做到人民群众有所呼，党政干部有所应。常态机制的建立，一是要充分，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群体，特别重视相对欠发达地区、小微企业和有困难群众的诉求；二是要规范，要有组织、成体系地行动，以群众、企业的具体诉求为载体，组织跨部门工作的服务专班；三是要开放，既有干部主动下乡的安排，也要建立可预期的回应机制，让村民、企业不用“翘首以盼”干部上门，而是可以较低的成本去找到干部，反映问题。

　　如果说“三服务”活动的开展，要求广大干部转变工作作风，那么“三服务”活动的深化，要求广大干部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这也是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核心议题。

　　（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