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各地群众前往西昌市火把广场向扑火烈士敬献鲜花。视觉中国供图

　　浙江在线4月6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黄小星）和采访对象吃完一顿饭后，我到购物中心楼下买了杯奶茶。吸着甜得发酽的奶茶，我几乎要为我这一刻的满足惭愧：刚刚挥别的采访对象李浩，在去年的普吉沉船事故中，失去了他的妻子、女儿、岳母。

　　带着愧疚感，我在当晚看到四川凉山西昌“3·30木里县森林火灾”牺牲消防员报道时，突然下定决心：我要去。

　　最近两个月，我接手了不少与“死亡”有关的题材。从绍兴小伙为了拍摄“快手”视频跳河身亡，到埃塞航空空难，到普吉海难回访，再到如今的西昌烈士，某种程度上，我其实不堪重负。

　　我们每个人都将面对死亡。和解与放下，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之一。

　　如何描述巨大的悲伤

　　这些年，我写过不少与“死亡”有关的题材——临终关怀、死亡教育、人大代表的“安乐死”建议；探访过中华遗嘱库，知道老人们在面对沉甸甸的死亡时，最放不下的是什么。

　　我去过地震、爆炸、沉船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现场，写过不下五六十位逝者故事。有人一直希望我去写写“蓝色钱江纵火案”中的男主人林生斌。

　　这太难了。假如我见到林生斌，我能问他些什么呢？面对着他人巨大的悲伤，我的职业身份有时无法成为我的铠甲，身份下的那个人，也是无力的。

　　今年3月25日，因导师不端而自杀的研究生陶崇园离开一周年了。同行的报道里说：一些人的诉苦是小动物在凄风冷雨中瑟瑟发抖，需要人抱进怀里取暖，而另一些人，他们诉苦像强台风过境的清晨，一面哀叹雨骤风疾、损失惨重，一面已经准备好收拾残枝败叶了。

　　我觉得，大概有些悲伤，像看到春天的枝头，冒绿芽了，要开花了，天气暖得要把笨重的外套一层层剥下来，可你满眼却只有那个逝去的冬天。

　　记者如何面对逝者与生者

　　这两天在西昌，看见眼泪汇聚成海。来自烈士们永失所爱的至亲，来自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兄弟，来自与他们素昧平生的市民。

　　我一直没有哭，可是在稿子完成的那天晚上，我忽然觉得难过。那天下午，我刚刚采访完一位幸存消防员，他一屋子的室友牺牲了一半。眼泪是尖锐的、不顾一切的。而我的难过像是钝重的袭击，它无声无息，却让人毫无防守之力。

　　采访对象们常常和我说起他们的梦，也往往引出他们不可抑制的眼泪，常常让我手足无措。我总觉得，记者这个职业真残忍无奈啊。把伤口和泪水坦荡给一个陌生人，该是多大的信任，可我能带给他们什么呢？

　　大概是很多年前，我的一位同行告诉我，他采访过一位死者家属，家属当时很不满，可是过了些时日，家属反而问他们索取报纸，想留作纪念。

　　这是一个普通人最后的记录，同样易碎的新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给一个生命画上了不朽。

　　我们记录，是因为我们悲悯、唏嘘、痛惜，并相信这种情感普世共情；或得到某种鼓励和警示，好让后来者不带遗憾地前行。我们打捞沉没的记忆，不是为了重揭伤疤，而是相信再渺小的生命也值得被书写，就像电影《寻梦环游记》里说，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只有被惦记的灵魂，才能踏上花瓣桥和家人重聚。

　　想到这里，我大概也能和自己和解。

　　他们能放下吗

　　面对亲人的离去，怎么才能和解与放下呢？这是一道每个人不想面对却终将直面的难题。我们总要面对，那除却极端的欢喜与悲伤外，填补人生大部分时间的平淡与庸碌；我们也总要面对，心灵上的至暗时刻。更不用说，那些目睹至亲离世带来的真正内心崩塌。

　　那群在转场时遭遇爆燃而牺牲的西昌烈士，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3岁，平凡而普通，有憧憬和梦想，有烦恼和迷茫，同样也有人性的瑕疵。我在写作时，想把英雄们还原成一个个真实的人。

　　他们得到悼念，极尽哀荣，但如果可以选择，他们以及他们的亲人，或许不会想以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被铭记和感念。

　　一位幸存的消防员跟我说，当他告诉母亲自己同寝室的战友牺牲了一半时，母亲在电话那端哭到腿软。他不敢想象，如果他也冲进了火场，母亲会怎样。

　　就像那位在儿子的遗像前反常地笑着，夸儿子是“好样的”父亲，生命的逝去，无论哭着或笑着面对，都重如千钧。

　　已经有些微小的现象，在这些生命逝去后显现。就像那些出现在西昌、杭州、四川宜宾、广西百色等地，市民们送给消防队的矿泉水、牛奶、外卖奶茶，不愿具名的市民写下：“致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愿你们每次都能平安归来。”就像还有人，会冷静地深思消防员的职业化之路和森林防火的技术升级。

　　生命该怎样延续与告别

　　生命怎样延续？有时，它的铁律令人不得不敬畏；有时，它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这个清明节前，不听劝阻、赌命生子的吴梦离开了。2018年，曾为她主刀的全国肺移植专家陈静瑜发表感言：“完成世界首例肺动脉高压产妇肺移植，但今后永不再有。”在天津爆炸中牺牲的消防员蔡家远的母亲，时不时给我发来一张她小儿子的照片。在43岁的高龄，她选择试管再生育。她最终得到一个孩子，她相信，这是牺牲的儿子回来了。

　　也有一些离开，大概能令人暂得安慰。我曾回访过宁波的牵手夫妻，两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牵手作别；还有一篇，每次我写与死亡相关的选题，总会拿出来再看一遍的，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马金瑜的《为父亲作最后选择》：当浙大一院毒理专家陈作兵面对身患恶性肿瘤晚期的父亲，没有选择“积极”的治疗方案，而是尊重父亲的意愿，让他平静离开。78岁的父亲最终回乡，安度最后岁月，他种下青菜和南瓜，留给自己的孙女吃。

　　死亡有一万道门，让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各自离场。

　　清明，好像也只有这一个与死者有关的节日，我们才肯停下来，思考一下这沉甸甸的命题。

　　但无论如何，愿你我，敢于面对生命的逝去，更勇于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