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市场经营主体第一大县易主背后

　　浙江在线7月6日讯（执笔 何贤君 龚书弘 通讯员 吴峰宇）当人们谈论中国的县级市时，昆山与义乌无疑是两个闪耀的名字。

　　一个是有着万亿工业产值的县域经济领头羊，一个是以商贸闻名的“世界超市”，两者还有一个数据同样显眼——在册市场经营主体。

　　2021年3月，昆山成为全国首个在册市场经营主体破100万的县级市；2023年8月，义乌紧随其后，成为第二个。

　　不过，如今全国在册市场经营主体第一大县，易主了。

　　义乌市市场监管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义乌在册市场经营主体总量达110.36万户；而据昆山市人民政府网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昆山的这个数字已经跌到了不足90万户。

　　市场经营主体是经济运行的“细胞”，也是衡量一座城市经济活跃度的重要指标。义乌和昆山这一升一降背后，透露出了各自怎样的发展逻辑？

　　一升一降

　　“（达到）第一个10万用了近30年，第二个10万用了6年10个月；而从50万到100万的翻番，用了4年；2023年更是连破90万、100万两个关口，中间仅相距6个月。”义乌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科科长陈群阳拿出一张曲线图向记者介绍。

　　陈群阳坦言，义乌在册市场经营主体的稳步快速增长，与两个体量关系很大：电商和个体户。以不同的分类方式看，在110.36万市场经营主体中，个体户占72.06%，电商经营主体占59.39%，两者数量均居浙江县域第一。

　　“义乌已经逐渐实现了从‘坐商’到‘电商’的转型。”早在2013年，义乌就提出“电商换市”发展战略，不仅允许将住宅作为电商经营地址，还先后推出“一址多照”、众创空间注册等一系列举措，实现电商企业可通过“一张桌子、一台电脑”的“工位号”注册，“数据的明显增长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陈群阳说。

　　在个体户培育上，义乌则在全国率先开展分类培育试点，通过“需要什么提供什么”的模式，帮助个体工商户解决就业难、发展难、经营难等问题。7月2日，义乌还挂牌成立了个体工商户发展学院，发布全国首本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教材《高素养个体工商户能力养成》，赋能高素质个体劳动者队伍建设。

　　再观昆山。2014年，当全国开始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时，昆山的市场经营主体还只有10.7万户，仅为义乌当时的一半左右；2018年10月23日，突破30万户；2019年底，超50万户；2021年3月，迈过百万户大关。从50万户到100万户，昆山只用了1年3个月，足见彼时势头之猛。

　　“这与我们2019年推出的电商企业试点集群注册登记关系很大。”昆山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企业无需经营场所即可开展经营活动，等于“零门槛”准入。2020年，昆山更是通过各种灵活就业平台，将就业者转变为个体工商户，实现了“一表智能填报，一键批量申报”。

　　可让人纳闷的是，从2023年开始，昆山的市场经营主体就一降再降，而且幅度还不小。2022年底为108万，2023年底只剩90多万。截至今年5月底，仅剩86.6万。

　　路径取舍

　　一升一降，原因何在？

　　“发展路径不同。”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南通大学长三角现代化研究院院长何建华看来，这会直接影响两地各自的取舍。

　　土耳其外商Enes，2023年8月16日从义乌市市长叶帮锐手上拿到义乌第100万本营业执照。他在义乌经商10年，此次成立的新公司，主要从事服装跨境贸易。

　　而2021年3月9日从昆山市市场监管局拿到昆山第100万本营业执照的，则是斯坦德机器人创始人、总经理王永锟。作为国内领先的移动机器人系统及核心技术供应商，斯坦德机器人是昆山从深圳重点引进的高科技企业。“从洽谈到签约，再到1.4万平方米的企业全球总部建成，我只来过昆山三次。”王永锟说。

　　两个不同的第100万户，可一窥两地不同的发展路径。

　　“义乌是建在市场上的城市，市场经营主体以个体户、中小微企业居多，数量越多，越能代表市场的繁荣，它鼓励全球的人来义乌发展创业。昆山则在市场经营主体的选择和培育上，向科技型企业倾斜。”何建华说。

　　正因如此，今年苏州召开的“新年第一会”，昆山勾画的蓝图是，推进传统产业焕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从曾经苏州最穷的农业县到如今的百强县之首，昆山一直在变革。

　　“市场经营主体在选择城市，城市也在挑市场经营主体。”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昆山在“腾笼换鸟”，逐步清退一批低端产业，其中也不乏来自日本、法国、德国等的外资企业，“大好高的进来，低小散的出去，甚至欢迎一些中西部地区到昆山招商引资，引走一部分企业。市场经营主体的减少，也是一种良性的表现。”

　　义乌也在变。在坚持“兴商建市”的同时，近年来悄然开启光伏光电时代，产业链上也出现了一大批与此相关的市场经营主体。

　　距义乌打造光源科技小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不过7年时间，如今已培育了爱旭、晶澳、天合、晶科4家年产值超百亿元的企业，其中爱旭和晶澳的年产值更是超过了200亿元。2023年，义乌实现光伏光电产业年产值超800亿元。

　　如今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每隔几天，就有一列满载货物的火车，从义乌西站出发，驶向宁波舟山港，销往海外。这些货物，不是小商品，而是光伏光电产品。“义乌在守牢商贸的同时，也在培育新的科技型市场经营主体，实现两条腿走路。”曾刚说。

　　此外，曾刚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会带来市场经营主体的波动。昆山聚集了不少外资的制造业企业，“受国际关系影响，为保证产业链的稳定，昆山不少外资主体外迁。”曾刚表示，但对义乌来说，它在全球供应链上有独一无二的优势，而且小商品是必需品，因此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外贸和市场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尚不大。

　　各自发力

　　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从市场经营主体的变化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无论是义乌的升还是昆山的降，其实都是市场的一种积极反馈和两地政府作为的表现。当前，更看重的是市场经营主体的质量，这方面，两地都有继续发力的空间。

　　从义乌市场经营主体的产业分布来看，一产有1770户，二产有11.5万户，三产高达98.7万户。“一个电商老板，可以注册几个甚至几十个主体，后续监管如何跟上？”采访中，不少企业主吐露这样的担忧。

　　“把电商主体门槛放太低，尽管平台会承担一定的信誉担保，但风险尤在。”曾刚认为，无论是昆山还是义乌，都需要主管部门进一步做好后续的监管，尽可能地让这些市场经营主体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作用，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市场经营主体数量和规模扩张。

　　此外，曾刚也表示，义乌商人除了在传统贸易发力外，也需要进一步打开思路，不断加快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要在人工智能、创意产品、机器换人等方面多尝试，转变思路，及时转轨，让更多智能化产品服务贸易领域。”曾刚坦言。

　　昆山，也有不确定性。未来昆山的优势靠什么？

　　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产基地，昆山市的经济主要依靠台资的贡献。台企贡献了昆山GDP的30%、工业总产值的40%、利用外资的50%以及进出口总额的60%。

　　“过度依赖外来资本也可能造成产业链的脆弱。”何建华说，昆山应该同时加大力度培育本土企业，提升本地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通过引进高新技术企业、鼓励创新创业，加大对科研创新的支持力度，推动地方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

　　“双方也要互相借鉴，如昆山要向浙商学习，把本土企业家通过商会、协会等载体拧成一股绳，让本土市场经营主体发光发热。”曾刚对此也有同感。

　　县域经济作为地域经济体系中的基石，不仅关乎当地百姓的福祉，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走向。无论是制造强市，或是商贸兴市，都需要“富民”与“强县”并重，推动市场经营主体的量质齐升。

　　可以说，昆山与义乌在市场经营主体上的“博弈”，以前是、未来也是体现我国县域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