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迟到的家书，让他们72年后“重逢”

　　“为人民立功时间到了。”

　　1953年5月14日，朝鲜半岛战地，一位名叫程可忠的年轻志愿军战士写下一封家书。第二天，他便倒在了硝烟中。这封未寄出的信，埋入历史尘埃。

　　72年后，经由一名韩国教授、浙江大学校友会和热心人士的接力，这封家书得以归乡。遗憾的是，程可忠的儿子程利民已于2024年11月去世，没能亲眼看到。

　　家书交到程可忠的孙辈程瑜、程婕兄妹手中。7月22日，兄妹俩回到建德市下涯镇马目村。在奶奶坟前，程瑜把家书念了一遍。再往上，是父亲的坟，他又念了一遍。念完，程瑜长叹一口气，“爷爷回来了。”

　　来自战地的家书

　　这两个月，程瑜无数次重读这封家书，脑海中反复浮现同一个场景。

　　1953年5月14日，朝鲜半岛战火弥漫。战线已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军却仍在谈判桌上频频提出无理要求，战争进入边打边谈的胶着期。

　　而在朝鲜金化郡的一处坑道里，志愿军战士接到突击任务。有人从怀里掏出纸笔，战士们轮流伏身写信。

　　步话兵程可忠匆匆写下：“亲爱的父母哥哥妻子全家老幼们……我今天接受人民上级党给我最光荣和最坚决突击任务，高兴万分，为人民立功时间到了……”

　　然而，他没能等到胜利那天。建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资料显示，1953年5月15日，就在写下家书的第二天，年仅25岁的程可忠在战斗中牺牲。两个多月后，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

　　在村里人的记忆里，程可忠在家排行老三，是最得宠的小儿子。他读过七八年私塾，写一手好字，算村里的“文化人”。应征时，平日里稳重的程可忠尤其兴奋，和村里十来个伙伴争相报名，后把名字里的“宗”改为“忠”。

　　程瑜对爷爷的印象，则更多来自老宅中堂悬挂过的一张老照片。那是从鸭绿江畔寄回来的：程可忠头戴军帽，帽檐一圈绒毛，他眉头微紧，目光坚毅，右手插在腰间握枪，神气极了。对当时的程瑜来说，爷爷是相框里的英雄，既光鲜又遥远。

　　直到程瑜看见爷爷的这封手写信。“爷爷那时已参军两年，他一定明白突击的凶险，可能就是有去无回。可在信里，他一字不提苦、一字不提难，竟然说自己‘高兴万分’，因为‘为人民立功’‘为家庭争光’的时间到了。”程瑜哽咽道，“我几天都没缓过神来。志愿军精神给我的冲击太大了。”

　　可程可忠没有料到，这封信，竟在路上走了足足72年。

　　樟树下的思念

　　在马目村村口，有棵三百多年的老樟树。七十多年前，骆花花大着肚子，在树下送走丈夫程可忠。

　　这一别竟成永诀。1954年，总在樟树下张望的骆花花只等来一张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当时她直接哭昏过去。”程可忠侄子程银贵说。

　　但村里始终有不同说法：有人说一颗炸弹落在程可忠身边，骨头都没剩下；有人说他失踪，或许还活着。骆花花不死心，每隔几年，就托同去参战的弟弟骆锡康打听消息。

　　每年除夕，程家的八仙桌上总要多一副碗筷，碗里盛饭，杯里倒满饮料。“奶奶相信爷爷还活着。”程婕说。

　　2013年，84岁的骆花花临终前，嘱咐孙子烧掉一件洗到泛白的蓝灰色粗布长袖，那是丈夫留下的；又要把中堂的军装照取下，和自己葬在一起。

　　丈夫的身影，骆花花没能等到；父亲的陪伴，程利民也未曾拥有。程利民自小失怙，身体一直不太好，工作时又落下病根，晚年长期依赖呼吸机、制氧机。生命最后几年，程利民住在女儿家，病痛越是严重，他越是念叨：“我这辈子没见过爸爸。”

　　正因如此，当家书辗转而来，显得格外沉甸。

　　2018年底，韩国国立公州大学副教授金相圭偶然接触到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档案，里面有大量战地家书复印件。耗费数年，他整理出300余封，希望找到家书的收件人或后代。“我这么做，是因为无论是哪国人，思念家人的情感都是一样深切的。”他说。

　　程可忠烈士的信，是金相圭选择公开的第一封。一来，浙江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曾在浙江大学留学，如今担任浙大韩国校友会副会长；二来，得知烈士在写信次日牺牲，“这让我非常心痛。”

　　7月15日，金相圭将信发布在社交平台。次日，他联系上浙江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张美凤。“一位韩国人如此认真，我们更有责任传递下去。”张美凤说。很快，几位建德校友和热心网友行动起来，电话一路打到建德市下涯镇。

　　16日中午，马目村报账员余淑英接到镇上电话：“你们村是不是有个叫程可宗的烈士？”

　　“姓程？”余淑英一愣，忽然想起丈夫的叔叔程银贵提过，他们的小爷爷是抗美援朝烈士。她急忙拨打了程银贵的电话，没人接。下班时间一到，她飞快赶回村里。

　　村口老樟树下，程银贵正在乘凉。余淑英冲上前问：“小爷爷是不是叫程可宗？”

　　“是啊！”程银贵点头。

　　余淑英心头一热，当即给程瑜打电话。不到3天，经数人接力，这封家书完成了跨国“投递”。

　　老樟树下，当年没能等到的人，如今迎来了他的信。

　　英雄从未远去

　　9月19日，记者跟随程瑜回到马目村，在村口看到了那棵老樟树。古木参天，高约15米，浓荫如盖。当年，程可忠就是在这里告别父老乡亲，奔赴前线。

　　树下的石凳上，几个老人摇着蒲扇，闲坐乘凉。提起程可忠，89岁的祝秋发拄着拐杖说：“我那时还小，凑在人堆里看他走的。”一旁六七十岁的老人笑道：“那时我们没出生呢，但从小听着程可忠的故事长大。”

　　光阴流转。当年送别战士的乡间小道，如今已铺成能并排行车的沥青路，村里的砖土房贴上了瓷砖。程家老宅也翻修了，刷了墙，接了水电，干净亮堂。

　　程瑜和程婕，则早早随父亲走出乡村，如今都在杭州市区工作、安家。“看到这封家书后，我就想，我一定要为社会做点什么。”程瑜说，他开始协助金相圭让下一封家书“回家”。

　　一封深粉色的信，是署名“和琴”的女士写给丈夫、志愿军战士郑光贵的回信。信中写满思念，希望丈夫能寄回一张全身照。7月底，在淳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如今103岁的汪和琴。“我们家虽有遗憾，但希望这封信能给她慰藉，也算是一种完满。”程瑜说。

　　另一封来自淳安的信，是一位父亲写给志愿军战士余年福的。他因久未收到儿子消息日夜忧思，再三叮嘱，“接到这封信，请即回音。”程瑜再次帮忙联系，浙江大学校友会也发动校友力量。9月中旬，当地部门经过多轮档案查找和实地走访，跨越两省一市，终于在江西寻到其后人。

　　还有一封，是志愿军战士季世芬（或季西分）写给温州家中弟弟的信，让他“多多侍奉母亲”。如今，温州的寻找仍在继续。

　　……

　　在程瑜看来，寻找的过程本身，既是对战士家人的交代，也是对历史的告慰。

　　这些从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文字，也许曾紧贴战士的胸口，寄托着他们的牵挂。七十余年后，当它们被再次读起，历史与当下便被重新连在一起。有人在字里行间与亲人重逢，有人依旧在等待。但所有的等待与寻找，都在证明：这群最可爱的人，始终在人们心中，从未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