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在线10月22日讯(记者 陆遥 共享联盟·诸暨 徐晨晨)站上指挥台,指挥棒飞舞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旋律,便像两只蝴蝶般,翩飞在舞台上……92岁的何占豪,至今仍有这样的魔力。66年来,他带着这对蝴蝶,走遍世界,让东西方的音乐完美交融。
回到上海,上海音乐学院附近的家中,那里有独属于他的音乐天地——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小书房:窗前书桌上,整齐码着作曲资料与电脑;左右书架上,泛黄的音乐书籍、堆叠的唱片依次排开,泛着光泽的奖杯奖状,透着沉甸甸的分量。
然而最令人惊异的,是书桌背后的钢琴上那个相框,里面是一张已经泛黄的简报——《何占豪:创作梁祝,遗憾一生》。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新中国最成功的管弦乐作品之一,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哼上一段。何占豪为何要把这张写着“遗憾”的简报,日日摆在眼前?
端坐在书房中,何占豪与我们讲起了自己的故事,思路清晰得像精心绘制的五线谱。
一张板凳
1933年,何占豪出生在浙江诸暨何家山头的一个农民家庭。田埂上的戏剧小调,是何占豪童年成长中最鲜活的背景音乐。
他的父亲是绍剧爱好者,祖母是个十足的越剧迷。每当戏班进村,他总是背着一张板凳帮忙抢座位。挤在前排听着戏,那些优美的旋律便慢慢“钻”进了他的心里。
1950年,17岁的何占豪考上了浙江省文工团,两年后转入浙江越剧团。
越剧团常与外国交响乐团开展交流演出,让他触动的是,当中国乐队还停留在十几人的同音齐奏时,外国交响乐团已有近百人规模,多种乐器交织出丰富而立体的音色,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表现力。
我们国家的音乐如何能赶上国际水平?
“要改革!”作为乐队队长,他大胆提出要在越剧乐队中加入小提琴、大提琴等,一时在团里引发轩然大波。因为小提琴演奏不出越剧的风格,遭到了演员们的反对。一位浙江戏剧界的领导也说:“这种东西像酱板鸭一样,拉起来卡着脖子,样子也不好看,哪里有二胡优雅大方?”
面对质疑与反对,年轻气盛的何占豪没有退缩,反而憋了一股劲:“小提琴能奏莫扎特,为啥不能奏我们的戏曲?”
“院团琴师贺仁忠对我说,小提琴上怎么演奏出民族风格,我来教你。”何占豪想起,贺仁忠用《二泉映月》来示范。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何占豪找到了西洋乐器和越剧的融合点,也受到了剧团的欢迎。
那些年,为了更系统地提升技艺,他拜了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的一位高材生为师。每隔一周,越剧团演出结束后,何占豪匆匆赶到杭州城站火车站,坐上6个小时的慢车,直奔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次日午后,再慢车回杭州,正好赶上参加晚场演出。几个面包就是途中三餐。这条两地奔波的求学之路,足足走了七年。
老师建议他考上海音乐学院,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令人意外的是,这位非科班出身的越剧乐手,从一众专业选手中脱颖而出,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进修班。
宣布结果时,老师坦率地说:何占豪,你技术确实欠一点,但你乐感好。
这句话让何占豪明白——那些在家乡戏台前搬着板凳痴望的夜晚,那些在煤油灯下誊抄越剧曲谱的时光,早已将戏曲的魂深深烙进他的血脉。最珍贵的不是娴熟的技法,而是骨子里对东方韵律与生俱来的乐感。
1957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何占豪和同学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着,铆足了劲儿想为新中国的音乐事业奉献青春。
然而青年们的热血,很快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一次,他们去上海郊区演出,听说来的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当地农民早早将台下的板凳坐得满满当当,很是期待。
可演出开始后,台下观众却渐渐散去,到最后,偌大的场地里竟只剩下一位老太太。
演出结束后,大家激动地围着她问:“老妈妈,为什么大家都走了,而你这么喜欢听我们的音乐?”
老太太不好意思地说:“你们坐的板凳是我家的,等着散场后搬回去哩。”
“好笑吧?这是真事!”何占豪告诉我们,正是下乡演出时这些来自老百姓质朴而犀利的诘问,真正点醒了他。
“我问农民好不好听,他们说好听。我们说懂不懂,他们说不懂。那我说你们懂什么,他说我们懂越剧、懂沪剧,你们能不能演?”
音乐为谁而作?他心里有了答案。
一对蝴蝶
“所以说,是农民教我写的《梁祝》。”
那次下乡演出后,他提笔用越剧音调写下了“梁祝四重奏”——一个被同学们戏称为“小梁祝”的稚嫩作品。
1958年初,上音管弦系领导刘品提出:“小提琴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走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何占豪和俞丽拿、丁芷诺、沈西蒂、张欣、朱英等同学组成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大家决定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选了三个题,一个是全民皆兵,一个是大炼钢铁,还有一个就是何占豪提的《梁祝》。
没料到,在一次教学改革汇报演出中,他与同学表演的“小梁祝”得到了当时中央文化部领导的肯定,认为用戏曲音乐做素材来写外国的管弦乐作品,以前是没有过的,这是一条路子。
一开始,从未系统学过作曲的何占豪满口拒绝。为了克服他的畏难情绪,刘品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一次,他带实验小组成员去温州慰问演出,特意和何占豪挤一间房,深夜促膝长谈。刘品语重心长地说:“贝多芬、巴赫那些伟大的作品,不都是从民间音乐里提炼出来的吗?他们能做到,你为什么不行?”
第二天何占豪醒来时,刘品已经走了,只在床头桌上留下一盘桔子,下面压着张纸条:“何占豪同学,老师和同学都等着我们为小提琴的民族化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贡献我们自己的青春。”
何占豪突然顿悟。那一刻起,不再是“要我写”,而是“我要写”!
当时,上海人民大舞台正在演尹派越剧《红楼梦》。为了搜集创作素材,何占豪接连几个晚上都去听。
“林~妹~妹~呀”尹桂芳情意笃深的吟腔,让何占豪欣喜若狂:“天哪,这句怎么这么有魅力呀!赶紧用谱子记下来。”
他将越剧的哭腔揉进小提琴的揉弦,把戏曲的板式转化为交响乐的节奏。当主旋律在琴弦上流淌时,整个创作团队都听到了江南水乡的桨声、听到了化蝶时翅膀拍打空气的声响。
何占豪笑着打趣:“后来我和尹桂芳老师说,《梁祝》的主旋律,是从您那儿‘偷’来的!”
玩笑过后,他立刻严肃起来,认真地说:“你们一定要记住,《梁祝》协奏曲不是某个人的功劳,是几代人的劳动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除了他和陈钢作为执笔人,当年的领导、老师,还有实验小组的丁芷诺等同学,都该被记在这本功劳簿上。
1959年5月27日下午,《梁祝》在兰心大戏院正式演出。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全场寂静,何占豪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心想:“坏了!观众是不是不喜欢?”
那几秒的时间,仿佛一个世纪那么长。随后,雷鸣般的掌声汹涌而来。直到谢幕,热情的掌声还在继续。指挥破例地把乐曲的后半部分重奏了一次。
从此,《梁祝》这对“蝴蝶”飞出剧院,响彻世界。2007年,它还搭乘“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卫星飞向太空,留下永恒回响。
何占豪说:“《梁祝》的成功,让我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把民族音乐推向现代化。”
一只风筝
那么,《何占豪:创作梁祝,遗憾一生》,到底遗憾在哪?
那是多年前何占豪赴港演出时,香港记者写下的报道:何占豪26岁创作出凄美缠绵、哀怨动人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从此蜚声乐坛名扬中外历久不衰,这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成就竟成了何占豪多年来的遗憾。
“可不是吗?媒体都宣传《梁祝》,把我其他的作品都掩盖掉了!”何占豪有点“委屈”。
毕业后,何占豪留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直至退休。他创作了《西楚霸王》《英雄泪》《陆游与唐琬》《重上井冈》《胡腾舞曲》《龙华塔》等一大批音乐作品,不断推动民族音乐语言的创新、提升民族器乐演奏技巧。这些作品,至今仍在各地巡演。
在何占豪自己看来,他的音乐人生清晰地分为两半:前半程,是“外来形式民族化”的大胆奔涌,把西洋乐器的框架装进中国故事;后半程,则是“民族音乐现代化”的深情回响,让传统民乐跟上时代的节拍。
“咱们的民族乐器多有魅力啊!不同的音区、音色,表达起情感来各有各的妙处。”他聊起民乐,“我一直觉得,只有让民族音乐适应时代、贴近当代人的思想情感,真正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才能被全世界看见。”
他常年钻研民族乐器与交响乐的融合,坚持给每部作品同时创作民乐版和管弦乐版。于是,《临安遗恨》里,古筝的婉转与交响乐的恢弘在历史时空中对话,诉尽千年愁绪;《茉莉芬芳》中,现代作曲技法让传统音色破茧成蝶,绽放全新光彩。
他还盯上了戏曲音乐创新:“国外听歌剧和音乐会的是同一群人,咱们高雅艺术和民间艺术的观众,却像被线隔开。”他提出“戏曲音乐现代化”,在守住传统精髓的基础上,用新手法、现代作曲技术焕新戏曲——比如用交响乐做越剧清唱剧《莫愁女》,改编“音乐活化石”南音成《陈三五娘》,让千年古乐重获新生。
创作和演出之外,做好音乐传承、提携新一辈音乐人,是何占豪多年来的坚持。
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的阮伟惠,算是何占豪的第六代学生。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时,他曾与9个同学结伴求教何占豪。每周六下午,何占豪都专门抽出时间教他们如何将作曲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整整持续了一年。
这样的课程并非分内事,同学们商量着要付学费,却遭到了何占豪的严厉呵斥:“教你们是想你们学好作曲。要报答我,毕业后多写点佳作才是正经。”
何占豪说,音乐事业要像接力棒一样,一棒接一棒地传下去:“我们老一辈作曲家是‘风’,年轻人是‘风筝’。他们需要努力地把自己的‘风筝’扎好,我们才好用自己作品把他们放飞。如果他做不好自己的工作,不把自己的‘风筝’扎好,我这边一放飞,那边‘啪’一下,他就掉下来了。”
他嘱咐年轻人戒骄戒躁:“要记住,艺术家要为人民做贡献。德才兼备的下一辈艺术家,我希望多多益善!”
在他心中,好作品的评价标准就一个——好听动人。“无论绘景或是诉情,横竖越不过一个‘美’字。”
美从哪儿寻?何占豪会不厌其烦地对年轻人说:“去听听地方戏曲,或是民间小调和山歌,答案统统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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