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研究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

　　浙江在线9月4日讯（李君如 记者 潘如龙 肖国强 章忻 采访整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个经典说法，“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事党的理论工作40余年，我深知理论不能成为空中楼阁，也不能束之高阁。作为理论工作者，如何把自己的研究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历史的浪潮中把握发展规律，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是我一直致力的方向。

　　一

　　我的中学是在上海松江二中度过的。这所以数理化教学见长的学校，让我接受了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1968年10月，在国家的号召下，我离开学校，来到松江城东公社卫星大队第十生产队，成为了一名农民。农村的生活辛苦而清贫，但我从未放下手中的笔。在生产队的那几年，我接触了中国大地上朴实又真诚的农民群体，用笔记录下遇到的人和事，向公社和县广播站投稿，当起了“土记者”。

　　乡亲们尽管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落地摔八瓣，对于知识却有着深切的渴望。为此，我在生产队办起了“政治夜校”，借着劳作结束后的空闲时间，给乡亲们讲政策、读文章，还编写了《农民学哲学读本》作为教材，受到大家欢迎。这段经历让我早早地懂得，理论不应该是书本上的死文字，它源自群众的实践创造，最终目的也是造福群众。

　　如果说，上海松江二中、松江城东公社卫星大队第十生产队给我埋下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种子，那么上海师范大学政史系则是我理论启蒙的摇篮。1971年，我被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政史系学习。在校的几年间，我像一块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我仍记得，许一经老师在上政治经济学课时，从商品的二重性延展到劳动的二重性，用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缜密逻辑演绎了《资本论》中的一系列范畴，让我深刻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并为之深深着迷。尽管身边一些同学望而生畏，但凭借着热爱，我还是“啃”下了这部巨著。

　　在精读《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大部头著作时，我都会结合其相关背景资料来看。比如，在读《资本论》时，我会翻阅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通过梳理马克思生平，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他在不同阶段的思想转变，从对哲学的追问，到对资本的批判，再到将现实社会的变革诉求与科学分析结合起来，也就更能理解为何《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从事理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种阅读习惯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任何深邃的思想、抽象的理论都不能脱离现实，凭空产生。

　　二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党全社会展开，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滚滚大潮。这股大潮驱散了人们思想中的迷雾，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此时，我已是松江县委党校的老师，在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更深入、更系统的认识，也积极投身到这场大讨论中。在一次有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专题讨论会上，我提出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来研究社会主要矛盾。如今看来，这个观点并不稀奇，但在当时仍需要冲破思想禁锢的社会氛围中，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正是在这场讨论会上，我遇见了自己的恩师——著名的哲学家周抗。我的发言得到了他的肯定，并被推荐到《社联通讯》上发表。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坚定了要走理论研究道路的决心。1982年，我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当实习研究员，并做了周抗先生的学生和助手。自此，我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理论工作者。

　　对于一个专业理论工作者来说，“自我实现”固然重要，可偏离个人能力和社会需要所作出的研究，好比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立足国情进行实践探索，这是我们独有的富矿。如何将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我向周抗先生提出自己的思考，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党史研究相结合，以我们党的革命实践为基础去研究理论。在他的支持和建议下，我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集中到“中国革命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上，先后出版了《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和《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形成了“毛泽东研究三部曲”，并在1998年荣获第11届“中国图书奖”。

　　这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色彩，蕴含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回答。尤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重点探究的“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等，既源于实践，也指导着实践，而不是只在书斋中“坐而论道”。这种回到现实、研究真问题的态度和方法，深深地启发着我。

　　20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大踏步推进，但许多人的观念仍跟不上时代变化，出现了“新瓶装旧酒”的情况，为此我开始研究“观念更新”问题。所谓观念，既是客体在主体头脑中的反映，也是“知”“情”“意”的结合与交融，它不以单个的形式简单存在，而是以群体状态相联结，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改革开放要推进“观念更新”，不能只更新一个观念，也要更新与此相联系的“观念群”。尤其是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核心是要突破对社会主义的僵化认识。

　　“观念群”的研究成果提出之后，在上海的社科理论界引起了一些反响，我应邀到上海相关部门进行讲解，为推进当时的改革开放尽了一份绵薄之力。正是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关注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我打开了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新天地。

　　1991年，中央有关部门部署各地学习《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上海市委研究室的同志找到我，希望我为市委领导做辅导。在学习会上，我介绍了国内外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况，也讲了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相关内容也被整理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文章发表后，我和报社收到了许多反馈，反响热烈，超乎预料，其中有肯定，也有质疑。如何应对？正当我思考之际，老市长汪道涵找到我，建议可以对研究邓小平的理论投入更多精力。从那之后，我制定了一个详细的研究计划，陆续发表研究心得。

　　得益于这一“打开”，我的学术生涯迎来了第二次“转变”，工作岗位也从上海到了北京。舞台变了，我的研究方向也随着时代步伐不断前行。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贯穿全部研究工作的主线始终未变，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

　　三

　　一个党，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有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心骨和强大思想武器，这是被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反复证明的正确结论。纵观百余年党史，不难发现我们党始终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调任北京之后，我依然奋斗在理论研究的一线，先后在中宣部理论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工作。无论身处何种岗位，我始终认为理论工作者的使命就是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提炼理论，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大地上蓬勃展开的伟大实践。它根植于历史悠久、传统厚重、历经沧桑、特质鲜明的当代中国，所生成的理论视域、理论旨趣、理论课题具有突出的原创价值，同时也提出一系列有待深入思考解答的理论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

　　作为理论战线上的一员，我意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重大理论课题。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去深圳、浙江等地进行调研，直观感知地方上的火热实践。同时，我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知。据此，我先后出版了《现代化的中国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这两本书也先后上榜2024年度“中国好书”和2026年3月“中国好书”。

　　我们肩负的另一项职责，就是把党的理论准确、生动地传递给公众，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如果理论宣传只是简单地照着文件读，老百姓就会听不懂、听不进。如何拉近理论与老百姓的距离，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我要求自己要做到吃透“两头”、“情理交融”和“深入浅出”。

　　所谓吃透“两头”，“一头”是吃透理论，“一头”是吃透实践。党的创新理论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们在宣传时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理论功底、实践经历，还要能真正地把自己放进去、融入进去，让传达的内容直抵群众内心。当然，只有情感没有深刻道理阐释的理论，可能只会“激动一阵子”，无法“铭记一辈子”。“情理交融”既要用真实的情感震撼心灵，也要用正确的理论武装头脑。“深入浅出”则是更高标准的要求，就是要把理论的深刻性与阐述的通俗性结合起来。“深入”不容易，“浅出”更不容易，“深入”后能够“浅出”才是真本事。我会把演讲和写文章结合起来，从演讲中体会逻辑是否严密、说理是否透彻、报告是否有感染力。

　　学思相兼，不罔不殆。从踏入理论殿堂开始，我紧贴着中国社会的现实，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张开理论思维的翅膀，亲历并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曾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而今，我依旧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