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今年53岁的刘永彪，一路经历的是自己颇具悲剧意味的“双面”人生：背负“原罪”22年，烈日灼心，内心倍受煎熬，曾准备鼠药以自杀，亦考虑过投案自首，终难逃恢恢法网；在文学上，他风生水起——发表两百余万字文学作品，获得安徽文学奖，成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是南陵籍作家的代表人物，却依然未能逃离如影随形的人生窘境。

　　清粼粼的青弋江静静流淌，江畔的村庄却炸开了锅。

　　8月14日，芜湖市南陵县弋江镇中洲村的宁静被一条消息打破——当天，远在200公里外的浙江湖州警方宣布，该市织里镇22年前的一起凶杀案破获，两名犯罪嫌疑人落网。二人都是村里人。

　　在村中一栋三层小楼里，黄晓兰一直精神恍惚，尽管8月15日收到丈夫刘永彪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仍然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到现在我都无法接受。”

　　警方指控刘永彪22年前伙同发小汪维明在湖州一家旅馆抢劫财物，用钝器杀死四人。

　　8月11日凌晨1点许，刘在南陵县城的家中被警方抓获，他现场没有反抗，对警察们说：“我在这里等你们到现在。”

　　今年53岁的刘永彪，一路经历的是自己颇具悲剧意味的“双面”人生：背负“原罪”22年，烈日灼心，内心倍受煎熬，曾准备鼠药以自杀，亦考虑过投案自首，终难逃恢恢法网；在文学上，他风生水起——发表两百余万字文学作品，获得安徽文学奖，成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是南陵籍作家的代表人物，却依然未能逃离如影随形的人生窘境。

　　犯罪嫌疑人刘永彪在安徽家中被抓获。

　　“农民作家”彪子

　　芜湖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谈正衡，8月11日早上就知道刘永彪出事了。

　　那天早上6时许，南陵县一位资深文友给谈正衡发来微信：“听说彪子被抓了，你赶快打听一下。”谈马上拨了南陵警方相关负责人的电话，对方确认刘永彪被控制，“涉外地一桩杀人旧案。”

　　8月11日晚上9时至10时，警灯闪烁、警笛长鸣，一列警车车队开进南陵看守所，不久即驶出，向宣城方向疾驰。刘永彪被押往湖州案发地。

　　“刘永彪怎么成了杀人犯，这让我震惊和不敢相信。”谈正衡不住叹息。南陵县政协原副主席、芜湖知名作家胡旭东亦感慨：“我突然感到这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不能相信。”

　　二人都是刘永彪多年来的文学上的师友。他们清楚地记得，1995年案发时，31岁的刘永彪已是芜湖市小有名气的“农民作家”。1994年，他在知名文学期刊《清明》发表短篇小说《青春情怀》，成为南陵县第一个在该期刊发表小说的作者，引发轰动。

　　刘永彪早在上初中时就沉迷写作。南陵县广播电视台的一篇报道说，即使面临升学考试的压力，他也尝试着以课文为摹本进行练笔。

　　汪述林是刘永彪的发小和初中同学，“我俩当时都喜欢文学，这种爱好和情结源自我们的知青语文老师。当时精神上一片荒漠，尤其在农村，老师让我们把自己写的东西贴到墙上，刘永彪从那时起就爱上了写作。”

　　刘永彪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他父亲在村里是外来户，从刘永彪小时候起家境就很不好，但他觉得种地又无出路。”汪述林回忆说。

　　怎样才能改变贫困家境？汪述林记得，刘永彪曾在村里开过一个照相馆，四处帮人照相挣钱，“当时买照相机的钱还是他从大山里偷运木料出来卖所得，他胆子大也吃了不少苦。”

　　农村的艰辛并没有浇灭刘永彪炽热的文学梦。1983年，他和汪述林等四个发小成立文学社团，创办了《青弋江畔》社刊，一起写稿、刻写、编印杂志，还报名参加了辽宁《当代诗歌》的诗歌函授班。

　　自此，刘永彪正式走上文学创作之路。1985年，他在合肥市文联的《未来作家》期刊发表处女作。

　　谈正衡就是在这之后认识刘永彪的。“一天去南陵作家胡旭东家，我刚进屋，一名高个子青年就跟了进来。他拉开碗橱门，拿出里面的菜和锅巴，开水冲泡后就开吃。胡旭东家人和朋友我都认识，这个人则没见过。我很吃惊，他怎么这样随便，像到了自己家一样。”

　　惊愕间，胡旭东过来介绍：他是刘永彪。谈正衡马上想起这人此前给他写过信。

　　性格开朗、豪爽，到哪里都不认生、拘谨——刘永彪给谈正衡留下了好感。“他是我的同镇老乡，都来自底层农村，认识后我们便经常见面。我出道早，在芜湖文学圈子里受人瞩目，就经常引荐他到圈里来，有意提携他。圈子里朋友们都叫他‘彪子’。”

　　在谈正衡看来，刘永彪是从最底层来的农家贫寒子弟，以期通过文学改变命运，“我对他很认同，省里的作家、文学期刊的总编、编辑到了芜湖，我都会叫上他一起参加接待，乐意介绍他是‘农民作家’彪子。”

　　农民作家彪子，很快显示在关系运作方面的能力，逐渐在芜湖文学圈子里活跃起来，更获得了文学大家鲁彦周的关照。

　　鲁当时是安徽文坛的旗帜性人物、精神领袖，性格极和善，尤喜提携文学后辈。据刘永彪2016年发表在芜湖日报的《我与鲁彦周的交往》一文：1987年9月，刘永彪用黄布挎包装着自己创作的两部中篇和一部长篇“小说”到合肥，找到鲁彦周的家里，请他提意见。稿子被留下。

　　一个月后，鲁给刘永彪写了一封信鼓励：“看到你的作品，大致也可推测出你的处境和思想情感。实事求是地说，我对你在那种艰苦条件下写作，是很同情又很赞赏的……”

　　1988年，南陵县文联成立，鲁彦周应邀出席成立大会，期间主动向县文化馆领导提到刘永彪。“与鲁彦周见过几次面已记不清了。我那时年轻，容易冲动，喜欢跑，有事没事就去合肥打扰他，有时还带几个乡下青年一道去。他只要在家，都会笑容可掬地接待我们，还签名送给我们他新近出版的书。”

　　刘永彪当时创作热情高涨，非常勤奋，不断在报刊上发表豆腐干文章，以及短小说，在南陵县已崭露头角。谈正衡认为，刘永彪早期作品展示的是农村底层小人物的艰辛与奋斗，以及内心的煎熬与挣扎，“是文学的主流方向，且可读性好，现实感强，沉甸甸的，让人眼睛一亮。”

　　流经中洲村的青弋江是刘永彪很多作品的创作源泉，他的文学之路也是从这里的农民身份起始，越走越宽。

　　女儿的眼疾，湖州的命案

　　1990年3月至7月，鲁迅文学院普及部首届文学创作研修班开班，这次共录取学员102人，刘永彪名列其中。

　　多位知情人士透露，鲁彦周为刘永彪写了推荐信，这次研修由其自费1600元，回来时没有钱，还是胡旭东给他寄去的50元。

　　从鲁迅文学院回来的刘永彪，多方求助试图改变农民身份。“他说在鲁迅文学院结识了很多知名作家，经常和莫言在一起，人民文学主编也给上过课，进入了一个很高的层次。按他的想法，应该在芜湖市、县文化部门谋一个职位。”谈正衡说。

　　按当时惯例，文化部门应破格为刘永彪安排工作，比如到文化站，或到政府机关做做秘书，结果未遂其愿。谈及个中原因，谈正衡认为，一是他无背景，二是可能他的声誉在县市里不太好，性格匪气痞气又自由散漫，难让领导放心省心。

　　刘永彪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轨迹和环境。

　　他开始通过书信结识安徽文学前辈江流——先寄给他几篇发表过的散文。很快收到江流的回信：“你身居农村而坚持写作，志趣可嘉。这几篇散文读来都觉亲切，带有田野的清醇……”

　　刘永彪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于是，他的写作主攻方向，由小说转向散文，“后来我与江流老师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我生活闭塞、单调，常以写信作精神寄托，信写得很勤，但江流老师每信必复。”江流作为介绍人，推荐刘永彪加入了安徽省散文学会。

　　与此同时，经一名初中女同学介绍，刘永彪与宣城泾县邻村的高中毕业生黄晓兰恋爱、结婚。

　　“没想到婚后生活的担子一下重了，常为生计发愁，遇到灾荒年景连公粮税都交不出。”刘永彪2011 年在《安徽文学》发表的一篇散文称，女儿斯斯1992年11月出生，眼睛太小，又想着为她筹钱治疗，“这些无时不影响我读书与练笔的心情。”

　　1993年4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诊断结论为：“先天性小睑裂综合征”，当时斯斯的眼睛最大只能睁到1厘米长、0.2厘米宽，是少见的胎疾。医生建议等孩子四到五岁时再进行眼部整容治疗。

　　多位受访的芜湖文学圈人士告诉记者，这段时间彪子遭遇其最窘迫时期：家庭农业收入微薄，而靠稿费基本应付不过来。他开始频繁向朋友借钱，“借的人太多了，以致于后来许多人见了他就躲。”

　　1994年下半年，刘永彪曾到弋江镇中学谋求语文代课教师职位，但因普通话差、试讲效果不好而遭拒。

　　1995年11月，刘永彪和同乡汪维明远走湖州织里犯下抢劫杀人案。在一饭店旅馆内用钝器将山东籍商人于某和旅店老板闵某夫妇及其孙子残忍杀害。

　　湖州市公安局专案组民警陈红跃22年来一直追踪调查这起命案，他告诉看看记者：两人作案动机就是没钱，刘永彪听在湖州打过工的汪维明说，湖州织里老板很多，就商量过来搞钱，具体目标临时物色。“他们和山东的老板同房间，交谈中发现其有钱，就想着动手，但杀掉山东老板没找到钱，最后搞掉了旅馆老板。他们交代就搞到几十块钱，又说一百多，前后说法不一。”

　　凶手刘永彪回到南陵，女儿的眼疾治疗一天天逼近。

　　1996年10月1日，女儿斯斯的眼疾手术在上海一地下旅馆进行，主刀者是退休老医生邹永华、王秉桓。手术完后被要走医药费3000元。

　　手术效果却是，“女儿正常的小眼睛变成畸形，疤痕累累，视力降至0.08。”芜湖《大江晚报》1998年6月的一篇报道说，这个三口之家只有一亩田和一亩地的家产，土地上的耕耘和文学上的耕耘收入甚微。“刘永彪因女儿的不幸万念俱灰，两年来居然没写成一篇小说。不幸几乎使这个家失去了生机。”

　　1998年5月，刘永彪作为女儿的法定监护人，在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状告邹永华、王秉桓二人“人身损害”。一月后他无钱请律师只能自己出庭。

　　两位医生手术前没有孩子眼部的特写照片和相应的诊断材料，因此，司法鉴定机构无法对孩子双眼做出鉴定。一审判决刘永彪败诉。

　　几经周折，原判最终撤销。刘永彪的一篇文章透露：“这个官司一打好几年，每年跑上海十多趟，有时要依靠社会救助才能成行。对我们家庭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大江晚报》报道了刘永彪女儿的医疗纠纷，该纠纷前后持续了8年之久。

　　声名日隆，却烈日灼心

　　2003年起，刘永彪开始在南陵县城开办“名人写作辅导速成班”。

　　这个辅导班开设在校学生课程和社会青年课程，前者讲授小学、初中、高中各年级课堂作文以及初考、中高、高考满分作文，后者“招收有志成为秘书、文员、记者、辩护师、企、事业单位文案策划师及文学创作高手的各界人士”。

　　在招生广告中，刘永彪积极推销自己的身份：“省级作家，毕业于中国唯一专门培养作家的高等学府——鲁迅文学院。”

　　接下来的几年，这一广告不断增加他的身份新称谓：安徽省政府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005年，刘永彪的中短篇小说集《一部电影》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009年11月被安徽省授予2005—2006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三等奖，这被业界称为“安徽文学奖”，是安徽省最权威的文学类评奖。

　　刘永彪成为芜湖市第一个获得该奖的“农民作家”。2010年3月，芜湖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和南陵县作协专门为刘永彪举办《一部电影》作品研讨会。

　　2010年12月，刘永彪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难言之隐》。次年4月，该作品参评2009—2010年度“安徽文学奖”，“作者单位”一栏赫然注明：芜湖市农民。但终未获奖。

　　2013年7月，中国作家协会发布公报，当年被批准加入该协会的安徽省13名作家中，刘永彪名列其中。

　　2013年9月27日，《芜湖日报》刊登文章——《一路走来的南陵文学现象》，将刘永彪获安徽文学奖并顺利加入中国作协，作为南陵文学创作正在走向第三次高峰的标志之一。

　　2014年11月，刘永彪创作的历史演义小说《行者武松》由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年他又将其改编成50集电视连续剧剧本。

　　公开资料显示，刘永彪还出版有散文集《心灵的舞蹈》、电影剧本《门与窗》，已发表文学作品200多万字，曾用笔名刘浪、彪子、一沙等。

　　然而，背负着四条人命，22里，文学创作上的声名日隆，消解不了“烈日灼心”般的负罪感。

　　在长篇小说《难言之隐》的自序里，他写道：“最后还想坦诚相告的是，早在看那些推理（侦破）小说和影视剧时就产生了一连串灵感，有写一个可向影视方面发展的小说的强烈愿望，题目也初步拟定为《身背数条人命的美女作家》，是写美女作家杀死多人而不能破案的。作为文学作品，主要是写人性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因果的，我认为这篇尚在构思中的小说有大量符合影视剧要求的悬念、场景、动作（也会有有意为之的设置）。”

　　谈正衡告诉记者，刘永彪也曾告诉他要创作一部破案的作品，“我说你没有当过警察怎么写？他回应我，没有杀过猪，就不能吃猪肉了？”

　　然而，这些书至今不见踪影。

　　办案民警问归案的刘永彪，是否把案件的一些情节写到作品里面去？他回答：“哪敢写。从没写过。”

　　谈正衡还向记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去年底，我携妻到南陵参加一个文友母亲的吊唁活动，事毕当晚被当地文友们挽留下来组局喝酒，刘永彪当然在场。回到家后，妻子对我说：刘永彪有点失态，怎么搞的？她一提醒，我也觉得有点反常：对我们年龄大的、资历深成就高的，或者有点身份的，刘永彪都很有礼节，他从座位上走到我们跟前敬酒，酒杯端得比我们的低。那晚中途来了一位警官，是我的晚辈，在南陵文学圈里地位不高，但刘永彪却执对我们一样的礼，双手向他一杯又一杯地敬酒，讲话神态都感觉不自然。按照他的性格，对这样的人不是平视的。”

　　刘永彪让人受宠若惊的恭敬举动，如今想来意味深长。案件水落石出后，这位警官在微信朋友圈感叹：“警服俨然，是不是让他内心慌乱了？”

　　其实，8月8日，刘永彪在专案组民警找他采集DNA血样时，就已警觉。当天，他给远在上海的汪维明打了电话，还写了一封给妻子的“遗书”。

　　湖州专案组民警陈红跃透露，这封信里说，今天公安人员来提取了我的血样，我知道自己22年前的鲁莽行为要有个结果了，我也可以摆脱这么多年的精神折磨了。

　　刘永彪还在遗书里表示，自己准备过老鼠药，拟到父亲坟前自杀，但下不了决心；还准备去投案自首，又害怕家属背负杀人犯的骂名，没有去。他对自己的身后事，包括孩子的教育等都作了安排。

　　8月17日，刘的妻子黄晓兰拿到这封信。一位中洲村的知情者告诉记者：“刘永彪女儿看后大哭。”

　　刘永彪的家门口挂着中国作家的招牌，多年来一直在开班招生。

　　如影随形的窘境

　　丈夫被抓后这些天，黄晓兰精神恍惚，眼里噙满泪水总想哭，她告诉记者：“他（刘永彪）平时就是喜欢和人家打打麻将，打架斗殴从不参加，杀人怎么跟他沾得上边？所以到现在我都无法接受。”

　　在黄晓兰眼里，丈夫一直痴迷文学创作，“我也劝过他，写作在这个时代赚不到钱，我们家又这么穷，还是要做一些事情为好。可是，他还是经常写作。有时候他关在房间里一写就是几天，晚上很晚了还在写。”

　　54岁的黄晓兰头发已花白：“结婚20多年来，在创作方面我没办法帮他，只能在家务活和农活上帮他。”

　　“刘永彪结婚以后就一心搞创作了，什么家务、农田全部一股脑塞给了老婆。他老婆吃了很多苦，刘永彪在文学上能取得一定成绩，她功不可没。”汪述林说。

　　黄晓兰坦言刘永彪近年尽管出了好几本书，但未给家庭带来任何经济收入。据记者调查，《一部电影》获安徽文学奖后，刘永彪得到奖金5000元。除了《行者武松》从出版社拿了1万元稿费，《一部电影》《难言之隐》《心灵的舞蹈》都是自费出版，“没挣钱，还倒贴了不少。”

　　书出版后，刘永彪总到汪述林所在的弋江镇中学推销，“这些书至今躺在学校角落里。”

　　刘永彪在创作上日显边缘。当地一位文艺评论界人士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一直想摆脱农民身份，但悖论的是，如果把他的“农民作家”标签拿掉，把运作的技巧拿掉，单从整体文学水平衡量，他尚难进入目前芜湖市前十五名。“他的后期创作有些扭曲了，陷入于连式的模式——底层青年奋斗成功了，都会迎来权贵女子的投怀送抱，艺术格调不高、恶俗。现在看来也许是他心灵的映射，情绪的发泄。”

　　刘永彪从农村走出，曾经前往数个城市寻梦，但并未被都市生活所接受，辗转流离，最后回到南陵，历经艰辛，“初步舒缓了经济上的窘境”。

　　然而，许多受访者表示，刘永彪作为生存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一类边缘人，经济上的窘境如影随形，一直没真正摆脱过。

　　芜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学圈人士说，刘永彪用钱一向大手大脚，“每次三五好友聚会，抢着埋单的一定是他。”但同时，他酗酒、烟瘾大，还好赌。与其说是江湖豪气，不如说是江湖戾气。

　　据汪述林的了解，刘永彪这么多年在县城办写作培训班，“一个学生一千块，一年招一百多个学生，能收多少钱，但是为什么手里没有钱呢，他应该输了不少钱，他进入的往往是涉黑赌场。”

　　2012年，为了让小儿子能在南陵县城读书，刘永彪夫妻在县里一个小区买了二手房，“一次性付清，将近38万，去年又重新装修，家里现在欠外债20来万。”黄晓兰说。

　　刘永彪是两年前才开始在南陵县规模最大的民办中学——萃英园中学任校报主编，兼网络平台主管。这是他至今唯一一份每月领薪的正式工作。该校保安告诉记者，刘为人谦和、每个工作日都见他骑着电瓶车按时上下班。

　　25岁的女儿眼疾远未得到救治，“去年我和丈夫已经凑钱带她去北京做了一次整形手术，可是没有多大效果。”黄晓兰表示，最近丈夫还说正在努力挣钱，想带女儿再做一次手术。

　　此次丈夫的出事，让黄晓兰感到了很大压力：“我最担心的是11岁儿子，为避受他爸爸的事情的影响，必须考虑和安排他的转学问题。”

　　刘永彪近90岁的母亲，和他同母异父的67岁哥哥汪维明一起生活，但这位兄长头脑时犯糊涂。从外地赶回来的弟弟看着黄晓兰的背影摇头叹息：“所有的担子都压在她一个女人肩上，你说她惨不惨？”

　　黄晓兰一家以后的生活，将全靠设在中洲村家里的幼儿园。不光生源一年一年在减少，她现在还担心：“我家出这个事，会不会对幼儿园有影响？”

　　刘永彪的哥哥8月16日中午喝了酒，满嘴酒气向记者抱怨：“他做下这事，这几天我气得发抖，恨得不得了，孩子们怎么办？那些债呢？”

　　刘永彪三层小楼隔壁的老房子里，住着哥哥和老母亲，家庭生活上都是黄晓兰操持。

　　（原标题《背负四条人命22年 起底作家刘永彪的双面人生》，原作者邓全伦、张正磊。编辑 王湘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