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金庸。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浙江在线3月1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严粒粒　通讯员　徐洁萌）文坛如江湖。有人不在江湖，江湖却仍有传说。

　　既是佳作流芳的武侠小说家，又是创办《明报》的报业巨子——今天（3月10日），是金庸93岁生日。自1972年，武侠名著《鹿鼎记》在香港报刊登完最后一节，一代武侠大师金庸封笔至今已逾40余年。

　　就在几天前，以金庸为主题的常设展馆“金庸馆”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揭幕仪式，并于3月1日起对外开放，通过300多项展品，向观众展示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历程。与此同时，多年来，金庸剧的翻拍屡成焦点。

　　浙江档案馆馆藏有关杭州东南日报社（现浙江日报前身）的全宗档案，距今已有68年，内有金庸1946年与东南日报社签下的一份“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与一份他离开报社时候的“辞呈”。两份档案原件，讲述了金庸走向文坛的起点，恰从杭州报业开始。

　　1937年2月1日，位于杭州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新大楼落成。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

　　大师之成，始于微时。年少时的好学与博览，为金庸今后叱咤文坛打下了基础。

　　《东南日报》1927年3月12日创刊，是浙江省有名的大报。杭州解放后，东南日报社被浙江日报社接收。1937年2月1日，在众安桥边落成的《东南日报》新大楼巍巍五层，是当时杭州的著名建筑。

　　严格来说，1946年11月23日，即金庸与《东南日报》签下“合同”——“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之时，是他正式与报业结缘的日子。

　　金庸本名查良镛，出生于海宁袁花镇赫山房。自唐宋以来，查氏即是大族，“查祝许董周”是海宁的五个大姓，查姓居首，查家成为历久不衰的名门望族。自然，当年家境富裕的金庸家中学习氛围良好。

　　在衢州读书时，金庸所在学校要求每天都要写一篇自拟题目的短文，并由老师批改。金庸的语文成绩很好，每次作文课总是第一个交卷，然后获得最佳评分，惹得大家争相传阅。

　　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当时学校设有阅报栏，定有《东南日报》。彼时，《东南日报》在浙江、江西、福建乃至西南拥有十几万读者，陈向平长期主编的副刊“笔垒”与《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被作家秦牧誉为“东西双星”。即便在偏僻的衢州，拥有文学理想的学生们也被其吸引。

　　1941年9月，《东南日报》“笔垒”头条一篇《一事能狂便少年》引起了一阵风波，不仅校园沸腾，陈向平也对此啧啧称赞。

　　文章从训育主任教训他的一位要好同学的一句话“你真是狂得可以”说起——“‘狂气’，我以为是一种达于极点的冲动，有时甚至于是‘故意的盲目’……我要这样武断地说一句：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文章一开头，便直截了当地替同学反讥训话，随后，通过历数法国大革命中有志之士等例子以佐证论点。

　　“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一事能狂便少年》可称作金庸“一炮打响”文坛的处女作。当时他也是一位正读高二的“轻狂少年”。文章刊出后不久，陈向平从金华到邻近的衢州出差，还专门到石梁乡下来看望金庸，并与他成为忘年之交。

　　《东南日报》中《一事能狂便少年》。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君子以文会友，千人中之一人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在“笔垒”上刊出的另一篇妙文《千人中之一人》中，金庸大谈他的友谊观——“‘千人中之一人’的友谊真是人类所得到的最大幸福，你假如能得到，你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因缘际会，忘年友人陈向平成了金庸步入报业的领路人。

　　日本投降后，《东南日报》分出了杭州的“云和版”与上海的“南平版”。陈向平赏识金庸，便将他推荐给杭州《东南日报》总编辑汪远涵。

　　金庸在报社的第一份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实际更接近于“字幕组”。他自小爱看外国名著，对英文很感兴趣，认为从事外交工作或许是报国的好途径。1943年，他同时报考了西南联大、中央大学、西安大学的外文系，后因为经费问题选择了不收费的中央政治学院外文系。

　　“兹保证查良镛在贵社任记者兼收英文广播工作服务旗舰，确能遵守社方一切规章，听从调度，谨慎奉公……”根据这份“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正式入职东南日报社后，金庸说是外勤记者，实际上主要负责收听英语的国际新闻广播，翻译、编写国际新闻稿件。

　　《东南日报》中《千人中之一人》。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汪远涵记得，金庸初来编辑部，就凭借优秀的英语水平，将美国之音（VOA）、英国广播公司（BBC）等新闻流畅翻译记录，有时还会选择一些英文报上的短文翻译备用。那时报馆没有必要的录音设备，国际新闻稿完全靠直接收听翻译后成为报纸新闻来源。一般，金庸都是晚上八点开始工作，一边将重要关键词记下，然后凭借记忆将收听到的新闻翻译成汉语。

　　他的同学余兆文来杭州时，震惊于金庸的工作：“外国电台广播，说话那么快，又只说一遍，无法核对，能听懂就已经很不错了，你怎么还能逐字逐句把他们直译下来？”金庸解释：“一般说来，每段时间，国际上也只有那么几件大事，又多是有来龙去脉的，有连续性。必要时，写下有关的时间、地点、人名、数字，再注意听听有什么新的发展，总是八九不离十，不会有太大差错。”

　　虽金庸在《东南日报》工作时间不过约一年光景，但纯正的友谊不为时间所桎梏。由于手脚快，工作质量又好，汪远涵对他的印象很好，认为他行文流利，下笔似不假思索。

　　文人相亲、文人相敬、文人相补、文人相助。文人的友谊建立不易，却总是纯粹。所以，只不过因为金汪两人曾同在杭州天香楼喝陈年花雕，以鱼佐酒，然四十年后，金庸在香港给汪远涵写的信中还挂念：“记得吾公喜食鲥鱼，鲥鱼初上市时，辄先尝鲜。现在香港食此鱼时，每每忆及。”

　　文章应和时而著，人怎可比黄花瘦

　　特殊时期，文人可以将笔杆执成枪杆。学生不可上战场，但可以以文表态。

　　金庸的儿时记忆里，有一堂泪水横流的历史课烙印深深——当时，历史老师正在讲有关鸦片战争的内容。当讲到朝廷如何糊涂无能，无数兵将英勇抗敌，但最终因枪炮军舰不及英国而惨遭杀害时，老师突然情绪激动，掩面而哭。金庸和同学们也跟着哭泣。

　　金庸恰恰生逢乱世。

　　《东南日报》中《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连绵。1936年，金庸小学毕业考入嘉兴中学。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动荡乱世中，再也没有一处可得从容与宁静——地近前线的海宁再也放不下平静的书桌。

　　危难之际，11月11日，嘉兴中学校长张印通带领师生南迁。隆冬中的流亡之途，没有教师，没有课本，没有学习用品，学生就坐在树阴、屋檐下，老师凭着一块很小的黑板上课。全体师生吃山芋，睡泥地，风餐露宿，日行千里，终于在12月下旬抵达丽水。

　　此后，随着抗战烽火的愈燃愈烈，金庸在细菌战中遭遇鼠疫等经历不一一列举。

　　战争，给金庸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曾回忆：“我家庭本来是相当富裕的，但住宅给日军烧光。母亲和我最亲爱的弟弟都在战争中死亡。我中学时代的正规学习一再因战争而中断……”

　　文章合为时而著。在这种背景下，1941年12月7日，金庸在“笔垒”中《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一文，提出了自己对“人比黄花瘦”这一名句的独特看法和联想。　　

　　金庸对南宋词人李清照的名句，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解读：“李清照以‘人比黄花瘦’为得意……我是对现代一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提出抗议。我控诉那种自我怜惜的心理。”金庸认为，大敌当前，不应成为弱不禁风的懦夫，而要像勇士一样坚强，能挺立在暴风雨中。在当时抗战的大背景下，金庸提出这种观点，无疑对振作国人的精神和信心是大有裨益的。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1945年8月10日，无线电波传来消息——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1947年10月6日，在报社工作近一年的金庸也提交了辞呈：“至社工作将近一年，深感本身学识能力甚为不足，故工作殊乏成绩。现拟至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两年，恳请准予赐请长假，俾得求学之机会而将来回社服务可稍能胜任也……”

　　东南日报查良镛辞职报告。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离开杭州后，金庸获得了作为《大公报》记者赴港工作的机会，之后先后创办《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新明日报》等，大获成功。其中，精彩社论与武侠小说连载成为《明报》立足业界的重要支柱。

　　从浙江到香港，金庸的中国立场、中国情结从未改变。他写了30多年的社论，其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使得他在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东南日报》《明报》《大公报》……遥想过去那些大大小小的新闻堡垒，承载了多少如金庸一般文人的发自肺腑、振聋发聩的心声。论金庸，我们从一个报人成长，看到那个大时代里走过的一代人，所拥有的思考。

　　记者手记：

　　舆论阵地，言而无文行不远

　　从来没有一个武侠小说家写小说是为了维持一份报纸，也从来没有一个报人的政论文章能成就一个商业梦想。以媒体人的身份，“良知的灯塔”或许比“文坛侠圣”更合适金庸。

　　中国百年报业在民国时期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金庸是《明报》的总编辑，张季鸾是《大公报》的总编辑，都是代表本报发表社论的主笔。当时，用舆论权威来形容两家报纸不为过。

　　“我们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只求言论独立，良心泰然。”在张季鸾主持下，《大公报》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报纸之一。同时，也有论者总结《明报》的报业精神有“高举儒家思想”“强烈的民族意识”等。

　　在1931年5月《大公报》的一万号纪念刊中，胡适撰文点评其成功“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实事求是的评论非常准确地抓住了《大公报》的命脉，也似寄语现如今信息泛滥，头绪繁多，鱼龙混杂的媒体时代。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胡适对《大公报》的点评，放到今天媒体圈仍是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