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良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滚钩。

　　赵国良比赵小良胆大，但相较于捞人，他更愿意救人。

　　浙江在线8月24日讯 (浙江在线记者 陈伟斌 实习生 杨媛媛）赵小良又接到了警方的电话，这次是在8月22日的凌晨。

　　彼时，他正一如既往地在钱塘江中撒网捕鱼。距离他数公里之外的钱塘江一桥上，一名女子在当天凌晨两点落入江中，再无踪影。

　　赵小良被通知前去协助警方救援或打捞落水者遗体。

　　有时是警方，有时是家属，他们会找到赵小良，请他和他的二哥赵国良帮忙搜寻打捞失踪在钱塘江、湿地、水塘或运河里的溺水者——有意外丧生的戏水者，有疲于人生的轻生者。

　　每次接到类似的电话，他们心里明白，几乎就意味着一个生命业已消逝在滚滚江水中。

　　在杭州，绝大多数溺水失踪者的打捞人，便是这两兄弟。仅是今年至今，他们已经捞了十几个。

　　和这对兄弟见面是在他们位于杭州西兴大桥附近的家里，不远处的钱塘江水势凶险。打渔是主业，捞人是“兼职”。电话铃响，就是生死搜寻的开始，滚钩所到之处，他们希望能将水下的不幸者尽快带出水面，又矛盾地希望每一钩都能落空，因为那样至少还有一丝侥幸生机。

　　打渔是主业，捞人是“兼职”

　　钱报记者跟赵小良约好下午三点在他家见面。钱塘江边林立的玻璃幕墙包围下，他家所在的小区略显老旧，居住在这里的多是钱塘江边的原住民。

　　赵小良家楼下的储藏室外放着许多渔网、鱼钩，一个白色塑料水箱上工工整整地写着“小良”。

　　刚走进楼道，一个身着松垮迷彩军裤和灰紫色长袖衬衫的黑瘦男人，打着电话从一楼的房门后走出来，个子不高但很精壮。彼此介绍后，他请我们稍等：“今天船上的机器坏了，我找了人过来修。”

　　楼道里摆了几把椅子，我们坐下等待。其间跟赵小良闲聊了几句，得知渔民的工作规律是早晨出船撒网，凌晨两点再去收网。忙完了机器，他招呼记者进家，把三台风扇全都打开，又拿出矿泉水和几瓶雪碧，他憨厚地笑说平时出船捕鱼爱喝饮料。

　　闲聊间，如果不是刻意问起，他似乎并太愿提及自己和二哥的“兼职”——配合警方或者在一些家属的求助下，打捞那些不幸溺水的人。

　　“应该要早二十年不止吧，我十几岁就跟着哥哥开始打渔了，今年我58岁了，打渔打了四十年，对，那捞人应该有二十多年了。”赵小良语速不快，回答前会皱着眉头认真地想一会，交流中他总在下意识用“捞人”这个词来规避“尸体”。

　　他笑着说自己一直胆小，起初怕得很，不敢看不敢碰，主要还是他二哥赵国良在忙活。那时，还没水上派出所，水道也和如今的不同，经常会有人因为船被江浪打翻遭遇不幸。因为渔民知水道熟水性，一些老渔民会在警方和家属的求助下去帮忙打捞，后来老渔民过世了，他们就成了“主力”。

　　兄弟俩在钱塘江、运河、西溪湿地都“捞过人”，杭州的水上派出所有他们的电话号码。然而只要求助打捞的电话响起，他们知道，自己要面对的大多又是一场与死亡有关的悲剧。

　　今年至今，已经捞了十几个

　　赵小良记忆里，兄弟俩一般每年都会有十多次出发捞人，最多的一年捞了四五十个，今年至今，他们就已经捞了十几个了。但这些年加起来具体有多少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但肯定超过三百。”有时候，兄弟俩一天里甚至需要捞两个遇难者。死者中自杀的占多数，集中在每年上半年，尤其是春季和暑期。

　　一般来说，只要是水面上发现浮尸，警方都会处理。可一旦是水下，多数就需要他们兄弟俩帮忙。

　　捞人的工具，是他们以前捕鱼用的滚钩。赵小良带记者来到地下储藏室，拿出了滚钩，那钩子比平时见到的钓鱼钩要大些，被系在网上，滚钩已经完全失去了金属的光泽，生锈生得有些发黑，再由一根五米左右的塑料水管挂着。用赵国良的话说，这种工具“很灵光的”。

　　但兄弟俩也很明白，滚钩“灵光”的背后，却常常是一场场悲剧的节点。

　　“滚钩以前捕鱼用，现在专门用来捞人。捞的时候把钩子撒下去，感觉有重量了，基本就捞到了，再提上来。在水下一般都先捞到脚。” 一般而言，只要溺水者的溺水方位基本准确，那他们只需要花半小时左右，就能寻得人。捞了十多年，见得多了，赵小良才慢慢觉得反正都是人，就没那么恐惧了，这才敢戴着手套帮忙一起把绳子绑在溺水者脚上，把人拉上来。

　　除了日常打渔，兄弟俩每次去捞人，各自的老婆就是搭档，虽然主要是负责开船，但对着那些生生死死，她们更比他人深刻。而作为女人，她们有时也会想，宁可滚钩一次次下去都是捞空，那至少还能有一丝侥幸：“可能人还活着，可能还在别的地方活着呢。”

　　把人捞上来，也是行善积德

　　赵小良的妻子坐在一边听，随后起身去拿来了装鱼钩和鱼线的盒子，娴熟地往鱼线上绑鱼钩。他们的生活圈里没人忌讳他们“捞人”，况且他们也时常见义勇为。更多时候，兄弟俩更希望救人。

　　“常人在水下超过五分钟，基本上就没有活的可能了。第一天没捞到，第二天就没希望了，第三天是绝对没希望。”但见不到人，家属会一直找派出所，或者直接找兄弟俩，请求他们继续捞。时间最长的一次，是一名跳河自杀的女孩儿，他们在运河里连续捞了11天都没捞到，“后来发现，女孩儿跳下去后被路过的运输船挂住带走了，在三公里外被发现。”

　　兄弟俩回忆起的事件基本都是与父母孩子有关的场景，溺水者不论男女老少，岸上的家人“哭都哭死了”。

　　每次捞上来人，他们也不愿面对那些撕心裂肺的家属。

　　大多数时候，兄弟俩都是在救或捞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但有时候，他们也要直面熟人冰冷的遗体。

　　聊到后来，赵小良的妻子说起跟他们一同打渔的一位渔民也不幸溺亡，听到这些，赵小良沉默了一会儿，猛喝了一口雪碧：“他的船被大船撞了，都是老渔民了。他老婆没有死，他自己抽筋了。”他的声音有点哽咽。

　　说起那名渔民的死，赵国良是亲历者。

　　那天他们两家人一起出去打渔，他跟妻子乘一条船在前，那名渔民的船在他们后方五六十米。突然一条吸沙船后退时撞上了后面渔民的船，船头沉下去了，渔民和妻子一起掉进了水里。赵国良见势不妙立马掉转船头去救人。那位渔民会游泳，不会游泳的妻子则抱住了船桨挣扎。赵国良赶到了沉船地点，当时更靠近那位妻子的落水点，他一个猛子扎下去先把妻子拖上了船，露出水面后大喘一口气，赶紧再回头救男的，“可谁知道就是一瞬间的事，那个地方在吸黄沙，水非常浑浊，他已经沉下去了。”

　　这么些年来，接到通知参与打捞，对兄弟俩而言从没一个准确的目标，他不过多地去考虑打捞的对象，只当做一项要完成的任务。

　　如果他们用的是自家冲锋舟去捞，并且捞上人来了，等回家后都会供神，“多少是要意思意思。”可也有很多时候，打捞不上人来，“8月22日这次就没有，水下礁石太多，网也下不去。”

　　对于死亡的看法，兄弟俩有些不知所措，尴尬地笑着。兄弟俩的想法很朴素，与死亡打交道确实令人感到不适，但既然做了，总要让自己释怀，“家属要看到人捞上来才安心，我们也是做好事，当作积德。”

　　滚钩所到之处，他们希望能将水下的不幸者尽快带出水面，又矛盾地希望每一钩都能落空，因为那样至少还有一丝侥幸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