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市规划编制中心提供
上周末,由杭州市发展研究中心、杭州市规划局、杭州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杭州市城市规划编制中心、都市快报社承办的杭州“拥江发展”战略全国研讨会,在钱塘江畔成功举办。
这是杭州“拥江发展”战略规划提出来后,杭州召开的一次最强“智囊团”会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院长李贵才等9位重量级专家会聚钱塘江畔,为杭州实施“拥江发展”战略规划出谋划策。
而大家还不知道的是,早在上个月,中国城市规划的泰斗、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就点赞了杭州的“拥江发展”战略规划,并予以直接指导。
今年95岁高龄的吴老,因身体原因无法赴杭参会,但他明确表示,赞赏杭州的钱塘江两岸综合保护与利用战略规划,同时,还给出了内容丰富、极具全球视野和前瞻眼光的建议。
“拥江发展”要有 历史观、区域观、文化观
今年8月20日,受杭州市副市长缪承潮委托,市规划局张勤局长带领‘拥江发展’战略规划项目组去北京,拜访了清华大学两院院士、城市规划大师吴良镛老先生。”杭州城市规划编制中心书记郑斌全说,“吴老特地从家中赶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办公室与我们见面,他腿脚不便坐在轮椅上,但思路十分清晰、敏捷。”
吴老一直很关心杭州规划建设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张勤专门向他介绍了杭州“最新版”的钱塘江两岸综合保护与利用战略规划。
“1958年,莫斯科召开国际建筑师协会第五届大会,建设部选派我们杭州与兰州两个城市的规划设计,作为国家代表参与展览,我受建设部委派,到杭州来参与总体规划设计,这是杭州规划第一次出国展览。”吴老首先回忆起了自己年轻时和杭州这座城市的渊源。
此后,吴老一直在关注杭州。他赞扬了杭州近年来在“美丽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对钱塘江两岸综合保护与利用战略规划表示赞赏,认为:“这个规划很新颖!”
吴老思考之后,对规划的进一步深化完善,提出了意见建议。
一是要有历史观。要在历史长河中,审视钱塘江对于杭州的重要意义。要以宽广视野和审慎考量,把钱塘江塑造成一处能够比肩西湖的生态文明时代的人类遗产。要像白居易建造白堤、苏轼建造苏堤一样,建设经营钱塘江。
二是要有区域观。作为穿越城市、贯穿市域的江河,钱塘江的发展战略,要从整个杭州的发展战略中进行把握;而作为浙北的母亲河,还要处理好与太湖流域防洪排涝的关系,协调好钱塘江与大运河、西湖对于杭州的不同意义作用,处理好钱塘江上下游流域水文、景观和功能的关系。要做中国的钱塘江,而不仅仅是杭州的钱塘江。
三是要有文化观。要从厚重的历史中梳理当地文化特色,挖掘钱塘江每一段不同的文化底蕴和景观特质,比如桐庐的隐士文化;即使是同一段江,两岸文化也是不同的,比如一江之隔富阳城区和龙门古镇。
“我们都没有想到,吴老连桐庐隐士文化、富阳龙门古镇都如数家珍,真的很感动他对杭州这么了解!老先生不仅建议我们要大量查阅沿线的地方志,从中发现当地能够真正传承下来的文化内涵与核心特色,他自己也表示,要去亲自翻看和思考。”郑斌全说。
吴老还告诉“拥江发展”战略规划项目组,要以全面、系统、综合的思维,站在市域统筹的角度,把生态、历史、人文、画意融合在一起,把钱塘江两岸综合保护和开发做成一个“能经得起时代检验和历史考验的千年大事”。
从生态文明高度来研究杭州 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提高
吴良镛先生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
吴老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曾先后获得“世界人居奖”、国际建筑师协会“屈米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陈嘉庚科学奖”、“何梁何利奖”以及美、法、俄等国授予的多个荣誉称号。
吴老主持参与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天津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等多项重大城市发展战略、城市规划研究项目;作为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创始人,还运用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在京津冀、长三角、滇西北等地取得一系列前瞻性、示范性的规划建设成果。
早在2013年5月,杭州规划局就拜访过与杭州渊源颇深的吴老先生。
当时,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基于这个背景,杭州提出要成为“美丽中国”样板,编制了“美丽杭州”规划,后来成为指导杭州各类规划的基础,并获得2013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城市规划类)一等奖。
杭州在就“美丽杭州”规划征求吴良镛先生的指导意见时,耄耋之年的吴老立即敏锐地指出:“这是一个广义的、广泛的研究成果,对当前的规划转型有很大的启发,是个重大的突破。”
他说,过去我们经常从文化视角来研究杭州,这次我们从生态文明的高度出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提高。并且,生态建设和生态恢复不只是在城市层面能解决的,必须放在更广的城乡区域范围。既要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也要加强区域整体空间的优化。
他还提出要开创规划体系转型的新局面,鼓励杭州:“地方城市在创新方面有很好的条件,俗话说基层出政策,我们国家的政策创新往往来自基层,同样,城市规划的转型理论也来自基层。只要我们将中央政策、地方实践、国际经验、学术研究以及我们特有的问题充分结合起来,就能创新出新的理论。把不同城市、不同乡村在实践中的先进思想和方法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创新出新的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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