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邵国良没有想到，原本顺起来的家，忽然陷入窘境。

　　儿子因病被劝学，妻子要做第二次开颅手术，原本身强力壮的自己，也毫无征兆地得了前列腺炎——所有的苦难，就像雨水一样冲破了屋顶，一下子倒了进来。

　　邵国良也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但一个不愿看到的事实是，这几年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几万块钱，没分几次就都打进了老婆的病历卡账号，换回来一张张写满各类药品的费用清单。

　　他想过借钱，又不知道向谁借钱；他想出去找活，又担心自己的身体，这种像拧了死结的生活，直到镇干部程红苗的“意外”出现才有了转机。而程红苗发现他，是在富阳当地政府内网的“社会救助一站式服务平台”上。相对以前自上而下的走访慰问，这次的“江湖救急”，倒是有了大数据的科学决策和客观参考。

　　被发现的“救助对象”

　　9月18日中午，富阳区胥口镇帮扶救助服务所主任程红苗，又去了趟邵国良家。

　　过了一座年数已高的水泥桥，再穿过一家木制品加工厂，才能到邵家——院子整理得很干净，插在塑料瓶里的兰花草、笔直带刺的仙人掌，还有绿油油的滴水观音……

　　这些郁郁葱葱的生活气息，以致程红苗第一次来邵家时，还以为是“系统”出错了——程红苗所说的“系统”，是富阳区今年新上线的“社会救助一站式服务平台”，根据这个平台的参数设置，只要是富阳区的居民，现金支付医疗费在5万元以上的，就会出现预警提示。

　　而很不幸的是，邵国良的妻子因为今年三月的开颅手术，在浙医二院一下子花了8万多元，所以被收录到“救助预警”模块当中。

　　程红苗的来访，就是为了核准这条信息——结果发现这户门面整洁的人家，实际生活情况比她想象中要严重许多——不单是邵的妻子，还有邵的儿子，以及邵本人，都是疾病缠身，而且又是突发性的。程红苗说，“因为事发突然，之前他家也不是低保户，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平台，再加上他们也没有主动申请救助，我们很可能会一下子发现不了这个情况。”

　　而邵国良显然被这场意外打得“措手不及”，“都忙乎着给大家看病，老婆看完孩子看，孩子看完我看，哪还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救助？”

　　救助背后的大数据尝试

　　这个平台的发起和整合方，系富阳区民政局，该局局长汪轶平介绍称，“平台整合了参与社会救助的部门，就是为了实现社会救助信息的共享。”

　　早些时候，汪轶平曾在当地卫生系统有过几十年的工作经历，而在他调任民政局之后，发现这个“救助”的好心活，不但费时，而且效率很低，“很多人递交上来的材料，填报的病例五花八门，连我这个老医生都没见到过，复印的发票厚厚一叠，当然，这也不能怪老百姓，有些病例很复杂，你怎么让他写得清楚？”

　　基于这种“复杂”的现实，汪轶平试着让民政部门最先打通和大社保的医疗数据——“经社保结算、大病救助、医疗救助之后，符合临时救助条件的持低保等困难证的对象会自动出现在预警模块排列中，并根据当前的救助标准，测算出救助金额，把钱导入救助对象的账户中。”

　　而邵国良家此次被救助，就是平台“预警功能”的一次体现——胥口镇启动了困难家庭救助办理的程序，经家庭经济状况核查以及评议、公示，及时为他们家办理了支出型低保。

　　汪轶平解释称，“通过大社保的医疗数据，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市民看病花了多少钱，而在我们的经验中，很多家庭致贫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生病，所以通过这个整合之后的平台来分析数据，比以前一张一张去核实病例，科学和高效很多。”

　　富阳区民政局救灾救济科科长方菊芬介绍称，截至8月底，这个今年启动的新平台预警了495条数据，已经办理62户困难家庭救助，还有15户在办理审核过程中，真正实现了主动救助。

　　日渐丰满的救助平台

　　2014年，李克强总理曾签署国务院第649号令，公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其中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统一规划建立社会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社会救助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作为杭州试点的富阳区，如今这个大平台，已经来了民政、社保、住建、慈善、红会、残联、教育、卫计、总工会等众多成员。以当地残联为例，整合了当地13000多条残疾人数据，残联副理事长盛其平说，“几乎包括了所有富阳残疾人的数据，比如说，怎样发放生活补贴，如何进行救助退出预警等等，在这个平台上一目了然，不像以前，都需要人工一条条去核查，不仅很辛苦，还难免遗漏或者出错。”

　　盛其平还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如，像以前有拿补助的人虽然已经死亡了，但民政和公安的数据都是需要一个月一个月人工去核查，可能会出现“人死了，还在拿补助”的现象，现在不行了，只要民政那边的数据输入之后，这边马上跳出来，就可以终止支付补助了。

　　而另一方面，过往一个人被重复救助的事件，正在减少。汪轶平说，“因为资源整合，数据共享，专项救助能够做到一个不漏，而体现政府关怀关爱的慰问资金又能做到一个也不重复，既体现了公平，又防止了财政资金的浪费。”

　　数据显示，今年至今，该平台共主动救助796人次，救助金额达176.15万元，而富阳以往一年的助医临时救助对象，不过300多人，“这说明，数据共享之后，平台发挥救助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这些受助家庭，因为数据共享，还能拿到医疗救助、助学救助、临时救助、慈善救助等各专项救助，“部门以及社会公益组织之间真正形成了救助的合力和链式救助的方式。”

　　杭州市民政局帮扶救助服务中心主任刘国峰表示，像以前，同一个单位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都可能因为保密的原因而很难做到共享，现在富阳能够打通这么多部门的信息壁垒，服务于困难群众，让困难群众少跑腿，甚至不跑腿，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救助”的概念。

　　“江湖救急”后的新生活

　　7月25日，邵国良农商银行的卡里，收到了一笔钱，3500元，账目是“补贴收入”。

　　他开始并不清楚这笔钱的来历，直到程红苗告诉他，这笔钱应该是他妻子动手术的临时救助补贴，而前前后后，包括医疗救助在内，邵家一共收到了30208元的救助款。

　　加上之前给邵家办的低保——一家三口人，一个月有1836元的收入——这对暂时没有经济来源的邵家来说，也算是缓了燃眉之急。

　　“以前，不知道我们这种情况可以申请救助，也不知道怎么去办，从来没想过。”这个村里的老实人，除了出去打零工，平日里也不大出门——一心里只想紧着过日子的他，实在没办法了，才找亲戚借些钱。

　　今年夏天，邵国良花了29块钱，给妻子在网上买了件短袖衣，“不舍得花钱，要把钱攒起来，攒到一万，就还一万。”

　　而在之前，这种忽然而至的窘境，也一度使得邵家陷入迷茫和慌乱。甚至在邵国良知道自己得了前列腺炎后，便“疯狂”上网求医，但在一个疗程之后，并没有好转——这个事情被程红苗知道了，力劝他去正规的三甲医院就诊。

　　程红苗说，“我一直劝他不要失去生活的信心，有什么事情，或者事情变得再差再糟糕，都可以来找我帮忙”——而在程红苗去了几趟他家之后，这个镇里的干部，已经和这户老实巴交的家庭，建立了友谊——中午时分，邵国良十多岁的儿子，招呼着程红苗吃了饭再走，还宽慰她，“放心吧，我妈妈会好的。”

　　这似乎是“大救助”体系在金钱和物质之后，更愿意看到的局面，又如同邵家整洁干净的院子的一种隐喻——“生活虽有短暂苦难，但仍不能放弃自我体面的生活，直至它重回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