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杭州下沙的松下智能马桶盖生产车间。

　　浙江在线1月2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王燕平）松下的智能马桶盖，在国内曾成为热点话题，而这些马桶盖就是在杭州下沙的生产基地——松下家电（中国）有限公司厨卫空间事业部生产的。

　　李建宏在松下已经工作了17年，现在的身份是松下家电（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厨卫空间事业部总经理。他说，“中国拥有很大的市场，在松下的全球布局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我们周围，产业配套便利、配套能力很强，松下没有撤离中国的理由。我们每年还在增加投资。”

　　对于部分外资在中国撤厂的现象，李建宏认为，如果这些外资要撤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要看当地的投资环境、产业配套能力、技术工人的数量、产品是不是符合市场需求。否则，即使转移出去，也会遇到种种困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这是东南亚一些国家不具备的。”

　　短短三年时间

　　马桶盖销量劲增4倍多

　　松下家电厨卫空间事业部位于下沙松乔街松下工业园内，由日方独资。除了厨卫空间事业部，这里还有松下家电下属的三家公司，包括一家研发公司。“松下家电（中国）的总部原来设在上海，现在已搬到杭州。”李建宏介绍说，“从1987年进入中国，松下已经在中国扎根30年时间，最多的时候在国内有各种生产型、销售型子公司90家左右，现在经过调整，仍有近80家。”

　　位于三楼的生产车间内，钱报记者看到，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在流水线上操作。“还有检测智能马桶盖的机器人，三年前投入使用。前年还引进了洗碗机生产线的机器人，用于产品组装。”李建宏说。

　　早在2003年底，松下就在下沙投资生产智能马桶盖。但直到2014年，在国内的年销量也就6万台。2015年初，松下智能马桶盖突然间成“网红爆款”：国人在日本疯抢马桶盖，而实际上，这些马桶盖都是在杭州下沙生产的。“2015年、2016年，我们的马桶盖销量成倍增长，到去年年销量已达到30多万台，增长了4倍多。”李建宏说。

　　李建宏很看好国内的市场潜力。“在日本，智能马桶盖的普及率已达到80%，在公共场所则已全面普及。而在国内，普及率仍然不高。”当然，市场竞争也很激烈，几年前还只有三四十家，现在经过一轮淘汰之后，仍然有近300家。

　　13年间人力成本涨2.5倍

　　靠什么消化压力

　　刘廷毕业于山东一家中专技校，学电子技术专业的他，2005年4月份来到杭州，进入松下家电的制造车间工作。“当时每个月收入1200多元。”现在，他已经成为厨卫空间事业部的系长（相当于车间主管），年收入12万元。四五年前，他在下沙买了一套房子。

　　“我们公司每年都通过劳资协商，为员工增加工资。从2011年至今，平均年增幅为11.7%。如果从2004年算起，13年时间，员工收入增长了2.5倍。”李建宏介绍说。劳动力成本上涨，会给企业带来多大的经营压力？“对我们来说会有压力，但不是太大，因为我们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相对来说，我们的成本主要来自于研发成本、产品的原材料成本和流通成本。”他表示。目前，松下厨卫空间事业部的研发投入占了销售额的6%~8%，最高的时候达到10%。

　　消化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单位成本。“我们会在年初计划的时候提出提高生产效率的目标。比如说，原来组装要四个步骤，通过设计改进，减少为两个后，效率提高明显；导入自动化检测设备替代原来的人工检测，品质也更有保证。”李建宏说。二是进行技术创新，提高技术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去年光是智能马桶盖就新推了20多个型号，其中全新的有三四款。

　　爱上杭州的理由多多

　　辐射的市场大、配套好是主因

　　除了智能马桶盖，厨卫空间事业部还生产洗碗机、真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等。随着国内消费升级，巨大的市场潜力无须多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产品，周边的配套能力很强。像余姚、慈溪的塑料件、模具，苏州的电子零部件，物流圈基本上在2小时之内，不但能及时供货，物流成本也低。有的还在下沙、海宁设厂给我们配套。”李建宏说，“国内企业的产品质量在不断提升，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制造企业还是比较强的。过去因为国内企业生产的零部件达不到我们的要求，85%靠进口，现在则85%由国内配套。”

　　除了这两个外因，他认为还有两个内因：一是企业产品在国内有生命力、适合中国市场；二是产品的创新能力，通过不断的更新换代，延续产品的生命周期。松下工业园内的研发公司，目前共有研发人员380多人，为松下家电的新产品研发提供技术支持。另外，在杭州及经济开发区，政府部门良好的服务意识，也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专家观点

　　本土企业崛起

　　挤压外企生存空间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院长张汉东认为，一些外资在中国撤厂，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包括劳动力、土地等在内的资源要素成本高企，“拿劳动力成本来说，过去十年基本上翻了一番。我们现在的劳动力成本，是越南、印度等国家的两倍以上。而且，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也越来越突出，这在春节后的‘用工荒’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些撤离的外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企业。而一些创新能力强的科技型企业，利润率相对较高，通过技术创新、技术改造也能消化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也有不少外资在扩大投资，特别是在金融、教育、养老、健康等领域，主要是国内庞大的市场对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张汉东介绍说，外资撤离中国的情况在江苏、广东、山东、辽宁等地要明显些，以日、韩企业居多。这些地方以前引进的外资企业比较多，而且外资占当地GDP的比重比较高。“但如果外资大规模撤离，无疑对当地经济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在浙江，外资撤离的情况并不突出。浙江的地方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占GDP的比重近七成；而外资占浙江GDP的比重在17%左右，对地方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浙江的经济还是比较有活力的，加上政府鼓励，对外资还是有一定吸引力。”张汉东说。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究院副院长邬爱其表示，在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部分外资撤离是个正常现象。“中国经济经过近40年的快速增长，已经崛起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这些本土企业正从过去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自然会对外资企业形成竞争压力，并让位给中国本土企业。”这在家电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过去主要靠成本导向、效率改进，现在正逐渐向创新驱动发展。在杭州，在浙江，创业创新的体系比较发达，涌现了像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等处于价值链上游、引领行业发展的领军企业。而外资企业中，如果是成本导向型的企业，面临挑战时反应又不够灵敏，创新动力不足，再加上劳动力、环保等各方面成本持续上升压力，没有竞争优势，撤离是其必然的选择。

　　当然，不少外资企业在其全球化布局中，也会根据产业链情况进行调整。对一个地方来说，如果外资撤离是个别现象，对当地经济、就业影响还是可控的；但如果是整个产业链转移，负面影响就会比较大。对当地政府部门来说，这就要做好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产业协同的服务工作。如果有这些完备的现代产业体系，哪怕一家外资企业走了，也会有其他更好的企业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