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遗址（莫角山宫殿遗址)。  潘劲草 摄

　　浙江在线2月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竺大文 朱 婧）1月26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此刻，距离“良渚”两字首次出现在考古领域，已经过去了80多年。“良渚”已然从一个小镇的地名成为遗址名称乃至史前文明的一个类型。

　　这里，我们试图沿着考古和文化的不同线索，来略加梳理，为什么偏偏是良渚——

　　壹

　　1月26日，周五，杭州难得下了雪。在西北郊的大遮山一侧，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的屋子里尽管开着空调，仍然能感受到低温的侵袭。站长陈明辉一如既往地翻阅着手头的资料。

　　隔壁的另一幢房子里，木架子上摆满了各种陶器、玉饰乃至风干的谷粒，它们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大约5000年前，那个文明初露曙光的时期。

　　离这些房子大约200米的地方，有一个隆起的高丘，一样被雪覆盖着，格外宁静，仿佛亘古以来从未被触动过一样。这就是莫角山。当天下午，以它为中心点的良渚古城遗址被正式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中国申报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

　　对于考古所所长刘斌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早已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内。他们中的许多人长年工作和居住在遗址中心的这几幢房子里，就像他们所追寻的那些古老的先人，过着在外人看来略显单调的生活。

　　在考古界，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正是在最近的十多年里，在良渚，连续产生了重大的考古发现，这些发现恰恰回应了人们一直在追寻的关键问题，中华文明究竟有多悠久？

　　此前，史书记载中华文明最早的王朝为夏商周，再往前推，则为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但只有殷墟的甲骨文切实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夏朝《史记》中有谱系的记录，但缺乏出土文物的实证，对其都城所在，更是莫衷一是。以投入巨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所言，以禹之受禅为夏王朝的开始，其时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距今也只有4000年左右。比我们通常所谓的五千年文明史还少了一千年。

　　良渚文化，发生的时间正好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这个时间段上，当然，国内已经发现了大量的留存着先民活动痕迹的遗址。良渚的特别之处，在于其规模和呈现出的社会架构，突破性地证明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

　　被普遍认可的突破有两个。第一次发生在2007年。

　　在刘斌的回忆中，那差不多是个意外。前一年年底，政府下定决心搬迁居住在遗址中心区的农户。搬迁点选择在瓶窑镇的一处高地旁，按规定要先做考古勘探。碰巧原本在良渚考古工作站的技术人员都被派出去了，刘斌只能自己前往勘探。没想到，他竟然在安置房选址的地下发现了一条史前河道，临时决定立刻发掘。

　　“从3月份挖到年底，发现这个河道很宽，约有40多米宽，挖出了许多被证明是良渚文化晚期生活废弃物的堆积。更意外的是，经过对河东岸高地进行局部解剖，发现这一高地完全由人工堆筑，厚度近4米，最底部铺垫了人工开采的石块。”他说。

　　莫角山遗址四周的古城墙就这样露出了面目。沿着河道，考古队又接连找到了西城墙、外郭。最终，他们发现的是一座东西宽接近1700米，南北长1900米，总面积达到300万平方米的庞大古城。相当于4个北京紫禁城，其占地规模一直领先了1500年，要到距今3500年前后的郑州商城才被超越。

　　第二次突破发生在2011年。

　　之前，考古团队已经在古城周围的山地上陆续发现一些堤坝，它们分两组分别封堵了东、西两个山谷的来水。但在水利专家看来，这些堤坝对水流的引导是在做无用功。

　　那次，王宁远与同事拿到了一份1969年美国拍摄的卫星影像，他们想着能否在这个卫星照片里找到高坝区域里遗漏的水坝。之后数月，王宁远将自己关在屋内，无数次点击放大查看。

　　“谁知有一次，我点错了位置，把焦点设置在了西南方向，结果放大一看直接就发现了低坝中的一条。”王宁远回忆起当年的“手误”，开心地笑了，他知道，这是改变历史的时刻。

　　后来，实地勘探果然验证了其他4条坝体。低坝与高坝、河西面的山体也最终构成了整个水利系统。它是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最早的防洪水坝系统，并将我们中国大型水利遗迹的年代提前了一倍之多。

　　从30万平方米的宫城到300万平方米的王城，从800万平方米的外郭城再到100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良渚一次次刷新了学术界对它的固有认知。

　　良渚古城的宏伟格局被描绘得愈发清晰，同时，生活在这座良渚古城的人们的面孔也愈发逼真并且充满了生机。

老虎岭 良渚遗址管理委员会供图

　　贰

　　早在2004年，古城和水利系统遗迹尚未发现之时，目前任杭州市社科院副院长的周膺研究员就有先见之明似地写过一本专著《中华5000年第一证：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国》。当时，他还是一位地方官员，在余杭区担任副区长。

　　尽管已经过去10多年了，但谈起第一次到良渚遗址，在周膺的眼中仍不时闪过激动的光芒。

　　也是在冬天，且有风雨，道路泥泞。他的第一感觉是，遗址区地形似平而不平，与周边平原迥然相异，呈错落交织状，像是修剪到极低的丘陵，有着一种特别的生命意象。踏入其中，犹如踏入古老的良渚家园，令他短时间内就生发出离不开的感觉。

　　当时，良渚、瓶窑各镇都在紧邻遗址处开辟了工业区，遗址北部绵延数千米的大遮山分布着十几家石矿，山体被炸得满目疮痍。他后来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不久，他就被安排分管遗址区的保护。在其任内，良渚管委会正式成立，他还撰写过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本初稿《良渚遗址》。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已经转型为学者的周膺仍然关注着良渚，出版过数种与良渚有关的书籍，其中最新的一部名为《世界文明连续体中的良渚文化》。他同意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文明的起源既不是由于种族，也不是由于地理，而是由于人类面对某种困难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

　　对于第一代文明来说，自然环境是其主要的挑战。挑战越强，刺激人类创造文明的力量就越大。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挑战越大，应战能力越大。事实上，“足以发挥最大刺激能力的挑战是在中间的某个点上。”

　　至少在一个漫长的时间单元里，良渚的古老居民们都堪称伟大的挑战者。周膺特别指出，良渚古城对于周边山系、水系、生物环境有充分的尊重、接应、导引。所有的建筑物或依山，或傍水，适然而处，即使像莫角山这样的重要建筑物，也只是利用自然土墩适当加高，显现其崇高神秘意象而不露痕迹。

　　今日虽然不得窥测当时的建筑风采，但从坚实的夯土、粗大的柱洞、规整的积石以及并列的细沟，可以想见建筑物的精致与辉煌。其光照取向明显含有特定的测算意识，乃至于通“天”、通“星象”，说明当时已萌发了风水观或景观学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思想。

　　但同样，当我们思考到良渚文化的突然消亡，也不免感叹。良渚文化先民后来去了哪里？学界仍然说法不一，其中较多认同的观点包括自然条件的骤变，比如洪水的忽然袭来。

　　但周膺认为，不管怎样，一个有应对能力的族群即使迁移他方，也可以重拾辉煌。良渚文化先民并没有做到，这不能不是巨大的遗憾。良渚文化的崛起是这一文化族群创造力的发挥，而其迷失也当是创造力的消散或是心智的迷失。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这样的视角去看那些美轮美奂的玉器，联想到背后耗费的巨大人力物力，不免又有了更深的感叹。

　　叁

　　对往昔的追寻大约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刘斌借用《大学》里面一句话：……物有本末、事有始终。他说，考古之道就是我们去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放在一个大的时空框架当中去理解世间万物。

　　比如，他说，大遗址考古，需要站在一种透物见人的角度去设想下一步的工作。站在莫角山宫殿区上观察四周的地形地貌，不免会疑惑作为长江下游整个良渚文化的一个都城，它为什么会选择建在一个山沟里面？

　　以他现在的理解来看，附近的苕溪用于运输，船只能开到上游现在瓶窑镇的位置，再往上游就变窄变浅了。由此可见，这是下游地区主要的运输通道。从这里到太湖大概只有60多公里。而太湖作为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区域，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这也就是筑城要选择这个地点的原因。

　　而更大的勾勒，需要站在更长的时间线上来观察。在良渚之前，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是其直接的发源基础，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也对其有着影响。在其后，马桥文化、好川文化、湖熟文化等是良渚文化的余末。

　　良渚，意即美丽的洲渚。而这个美丽的洲渚，在中华文明史的长河中，已然成为一个关键的节点。

　　就以玉而言吧，这是良渚出土的最有特征的器物，尤以玉琮为代表。但这种文化因素，后来在良渚本地已销声匿迹，反而见于龙山文化和商周时代，不过其形制、纹饰俱已简化。

　　但数千年来，中国人特别爱佩玉器。玉文化已成为中华文明中最悠久绵长、最具内涵的经典要素。有意思的是，越是古文明，越是喜欢玉石，比如古埃及人，古苏美尔人，但那些文明都发生了断裂，中国人对玉石的偏爱一直延续至今，难道不是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一个佐证？如果细究其脉络，定能嗅到良渚文化的馨香吧。

　　良渚正式申报世界遗产，只是良渚这个故事的开始。相比其延续了千年的历史，80年只是弹指一挥间。围绕着这个美丽的洲渚，还有太多太多的谜团等待着我们去解开。

　　比如，良渚文化是否也在现有的古史传说留下了印记呢？余杭在传说当中被称为“禹航”，相传这里是大禹治水航行时登岸的地点。先秦文献还记载有“禹会诸侯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诛而戮之”。

　　这位南方的大王防风氏，统治所在据传乃是沼泽之地，他越过苕溪去赴会，正是来自良渚古国吗？

　　肆

　　但仅仅从已经被揭示的这些来看，就足够让良渚遗址进入世界遗产的目录了。

　　在之前，学者有些犹豫的是，如果以西方考古学界普遍认定的界定文明四要素，即城市、礼仪中心、文字、青铜器来衡量这个美丽的洲渚，良渚文化仍有明显的欠缺。

　　以文字为例，良渚出土物中尚未发现，但已发现大量的刻画符号。良渚博物馆编著的《良渚文化刻画符号》，共收入“带有刻画符号的器物共计554件，其中陶器536件、石器11件、玉器7件”，累计刻画符号计632个，这些符号应该已经是文字的雏形。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同意，这套标准未必适用于东方文明的断定。像良渚古城这么宏大的体量，历经几十年建设的庞大的工程系统，必然需要高度集权和分化的社会组织才能完成。这无疑是良渚文明进入国家社会的重要标志。

　　曾任北大考古系主任的严文明先生在2016年良渚文化发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讲道：“假若良渚是一个国都的话，那些（指福泉山、寺墩等）就是各个州郡所在地，这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广域王权国家了。”

　　世界考古权威、剑桥大学的科林·伦福儒勋爵认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文化是中国国家的起源。良渚文明是与古埃及、苏美尔文明同时代的文明。来自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世界水利专家弗农·斯卡伯勒教授更是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良渚遗址考古将改写中国文明史，也将改写世界文明史。”

　　1月28日，周一，莫角山仍被雪覆盖着。同一天，良渚出土的玉琮亮相央视的《国家宝藏》栏目。一同亮相的还有良渚古城考古队，他们专业而清晰地讲述着良渚遗址的伟大工程，探寻着这一古老文明的前世今生。

　　陈明辉在电视里说：“一千年前看北京，两千年前看西安，五千年前就要看杭州良渚了。”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鸟瞰图。 良渚遗址管理委员会供图

　　【记者手记】

　　去良渚，我们看什么

　　这些年，良渚逐渐成为一个热词。住在杭州，良渚说远不远，说近不近。问了一下周围的朋友，有去过良渚博物院的，去过良渚文化村的，但真正去过良渚遗址的，就不多了。

　　良渚已经没有什么地面遗存物，这也是人们对未来良渚遗址公园的担心。很多人不免会有这样的看法，遗址除了土堆就没别的什么了，规模又大，投入了那么多，并不像丽江古城，能吸引来游客，实现旅游资源转化。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理由。曾经在陕西旅行，特意比较过数个帝陵。武则天的乾陵，无字碑等遗迹俱在，周边的太子、公主的陵墓也已发掘，游客熙熙攘攘。唐太宗的昭陵建于九嵕山上，气势更加雄伟，但原来的陵园只剩很少的断垣残壁，参观者也大幅减少。至于刘邦的长陵、汉文帝的霸陵，只余土丘和山体，差不多可说是萧索了。

　　由此联想到，我们去历史遗址看什么？

　　很是认同周膺《美丽洲》一书序言中的一段话：像良渚文化这样的东西，一般只能作稀奇的古迹观，多半人仅只能惊艳于玉器之类的美轮美奂，甚至有人还会将其看作陈旧的摆设，很少有人能在那些泥土垒起的大遗址面前产生凭吊之情。

　　或许，可以将风景分为“有”和“无”两种，各有其不同的观法。只是这“无”，用流行的话说，需要脑补一番。

　　“无”常常比“有”更激发我们的想象和思考。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美丽的古希腊雕像，偏偏是断臂的维纳斯最被人们关注。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凭吊古迹，差不多是文人墨客的必修课。多少诗词歌赋由此而生，而他们吟诵之处，往往更在意的也是“无”。比如，陈子昂著名的感怀早已入了小学课本。

　　假如，你抽空去一次良渚遗址，登临矮矮的莫角山，面对空旷起伏的低丘之地，想象那宽至数十米的城墙，数千年前，这里曾经有成群结队的人在辛苦劳作；又或者，面对蜿蜒而来的河道，想象那9座城门中的8座水城门，先民划船沿着四通八达的河道往来其间……

　　这不也会是一次很有兴味的行程吗？（竺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