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鲁迅《藤野先生》

　　这是一张我们不太熟悉的照片，拍摄于当时杭州西湖边上的照相馆“二我轩”。

　　1909年，鲁迅29岁。这一年秋天，他由日本归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杭州高级中学前身）任生物化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的翻译。

　　本来，这么有精气神的照片，他该寄一张给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老师藤野先生的。

　　但是，鲁迅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来而不往”

　　三年前的1906年，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第二学年终结之时，鲁迅辞别藤野先生，他决定放弃医学救国之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照片是一个郑重的礼物，互赠照片也是表达友情的高级形式。因为，拍照非常不容易——要么去照相馆，或者把摄影师请来。

　　藤野先生赠予的照片，鲁迅一直保存着，直到今天，还挂在北京西三条的旧居里。

　　但鲁迅为什么“来而不往”？

　　辞别藤野先生后的五六年间，是鲁迅困顿迷茫的时期——正如他说的“状况也无聊”。

　　1906年夏，鲁迅的母亲以病重为由，将他骗回国与朱安结婚。婚后，他几乎是立刻就返回了东京。

　　鲁迅笔下的“无聊”大概是公派留学的目标终结了——本来他是去学地质学和采矿的；无奈中接受了母亲包办的婚姻；弃医从文，却又只学了一点文学，翻译了几篇文章，又不为时人所识。

　　如果要寄照片给藤野先生，必然要写一封信，汇报近况，但是鲁迅觉得无法下笔。

　　未曾将照片回赠藤野先生一事，鲁迅应该是耿耿于怀的。

　　1926年，鲁迅写下《藤野先生》，此时，距辞别已有20年。

　　鲁迅成名以后，有人把这篇文章翻译成日文送给藤野先生看，可惜，藤野先生已记不太清楚，他说——好像是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回忆许久，他才记起这个“周君”。

　　不太说话，比较腼腆——这是鲁迅留给藤野先生的印象。或许，当时的鲁迅比较内向，在课堂上也不张扬。当然，从《藤野先生》中，还可以读出更多的原因，一个从病弱之国走出的留学生，在一个远离故土的课堂上，鲁迅常是一腔愤懑，哪里张扬得起来。

　　“走”西湖的教员

　　在“二我轩”拍摄这张“海归”照，是鲁迅回国后拍的第一张照片。

　　1909年，鲁迅回国之后，工作并不怎么好找。经由同学许寿裳介绍，他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员。这张照片也是他的入职照。

　　今天的杭高，依然有鲁迅在110年前留下的痕迹。

　　学校留存的历史资料中，还能找到当年同学录上的“周树人”，职务是“生物化学兼助教员”。这张同学录有修改的痕迹，因为鲁迅的字“豫才”被误印为“预才”。鲁迅编写的教材《植物讲义》和《生理学讲义》（复制品）也在杭高保存。

　　鲁迅任教约一年，其间，他曾经想过要编一本《西湖植物志》。他常独自或带领学生，到西湖周围采集植物标本。钱塘门外、葛岭、栖霞岭、孤山、灵隐、玉皇山……鲁迅在1910年写的采集记录中，记下了他的足迹。

　　可以说，鲁迅是真正“走”过西湖的人，一些资料中记载，在回校的路上，他都是一路走回来，而日籍的植物学老师则是坐轿子的。

　　《西湖植物志》当然没有编成。否则，我们今天知道的鲁迅，就是一个植物学家了。

　　除了在西湖周边采集植物标本，鲁迅在杭州还有一个经常去的地方就是当时的浙江省图书馆，他借来大量的线装书阅读、誊抄，后将辑录唐以前的小说佚文，汇成了《古小说钩沉》。

　　当然，不要据此以为，鲁迅是“宅男”。别忘了，当时正是清朝垮台的前夜。

　　1909年10月，浙江巡抚派夏震武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长（也有“监督”一说）。夏震武到校后，他对学生 “训话”，要求教员按品级各穿礼服到礼堂“参见”他。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是新式学校，教员中留洋归来的不在少数，鲁迅等教师对夏震武的横霸无理十分气愤，拒绝“参见”。双方矛盾激化，鲁迅、夏丏尊等老师纷纷辞职、罢教，搬到马市街附近的湖州会馆暂住。随后，进步学生群起声援，浙江省教育界和京沪报刊也纷纷表示支持，夏震武终于被罢职。

　　这场斗争，鲁迅称之为“木瓜之役”。“木瓜”，是杭州俗语，指木头木脑、不懂事理的人。夏震武在进步教师的眼里，正是这样的一只“木瓜”。

　　仙台将建鲁迅纪念馆

　　仙台对鲁迅也是念念不忘的。

　　黄乔生说，鲁迅租住的公寓仍在，当地准备把这个公寓修整一番，开辟成鲁迅纪念馆。

　　1905年，鲁迅曾与其他五人（大家武夫、三宅、矶部浩策、吉田林十郎和施霖）同住在“宫川宅”，搬出时，他们赠予房东宫川信哉一张六人合影作留念。

　　八年后（1913年），一位日本学生回到仙台，顺便看望宫川信哉。

　　宫川信哉还保留着那张照片，他说：八年了，你从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一下成长为成年人，胡子都出来了。另外几位怎么样啊……你们都有胡子了吧？

　　于是，他在照片上给每个人都画上了两撇胡子，还在后面还写道——“明治三十八年X月影，拾年后想象髪（应该是“想象髭”（即胡须）的误笔），大正二年现在，大家君在美国，周君不明，三宅君在大学小儿科，矶部君在米泽县，吉田君在朝鲜，施君不明。”

　　1913年，“不明”的鲁迅33岁了，他于前一年离开故乡浙江，此时身在北京，被当时的教育部选聘为“读音统一会会员”。

　　感谢杭州高级中学高利老师对本报道的大力支持

　　参考资料

　　董舒林《鲁迅在杭州的足迹》

　　佚名《鲁迅在杭州失业始末》

　　2018年5月，《狂人日记》发表一百周年。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里，“鲁迅”是本月热度转发词。正是由《狂人日记》开始，鲁迅这个笔名首次被使用。

　　100年前，38岁的鲁迅是什么样子？

　　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从一张大合影中，抠出了一个鲁迅影像，那张合影拍摄于写《狂人日记》之前的1918年1月13日，题为“浙江绍兴中学校旅京同学会合影”。

　　那时，鲁迅在沉潜期，“沉潜期他照相很少。因为他寂寞。他在北京住了十四年，前七年就是抄碑、校刊、搞博物馆、图书馆这些事情，形象上好像也不是那么昂扬。”

　　黄乔生是《鲁迅影集》的编著者。2018年5月，《鲁迅影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它首次大尺幅完整收录了鲁迅一生留给世界的113幅影像。

　　《鲁迅影集》除了标注了必要的时间与地点，文字并不多。但是，每一张照片背后，在黄乔生的讲述中，都有一个个绵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