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里斯夫妇与黄河教授（左）、胡永仙医生（右）合影

　　10日上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6号楼23楼病房里，59岁的贝里斯（音译，英文名为：Fares）面对杭城数家媒体记者侃侃而谈，他戴着一副框架眼镜，头发花白，略显消瘦，但思路清晰、对答如流，要不是右手上的留置针，还真猜不出他是一位“死里逃生”的国际友人。

　　“谢谢中国，谢谢浙大一院，我现在很高兴，感觉也很好。”采访中，这句话贝里斯重复了三遍。贝里斯，来自享有“中东小巴黎”美誉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患多发性骨髓瘤多年。日前，在浙大一院血液科骨髓移植中心接受了CAR-T治疗，重获新生。

　　两次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吃遍了全球的新药，仍无法控制病情

　　“这是一个漫长、难熬的经历。”聊起自己这些年患病求医的日子，贝里斯摇了摇头说。

　　2012年6月，贝里斯因全身骨骼疼痛、发烧、肾功能不全，在当地医院查出“κ轻链型多发性骨髓瘤”，一种全球范围内高发的恶性血液病。目前，国际上常见的治疗方式为化疗、放疗和靶向药物治疗，但均无法根治，大部分患者都会进展到终末期，被判“死刑”。贝里斯也不例外。

　　“我知道这是一种非常难治的疾病，确诊的三个月后，我就接受了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只维持了四年就复发了。”贝里斯说，2016年10月，他又接受了一次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然而，这次的时间更短，不到一年。

　　在疾病的折磨下，贝里斯开始四处求医，辗转了欧美多个全球知名的癌症中心，但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已经失效了，只能通过药物来缓解症状，治愈那是不可能的。

　　“那时，我就是每天吃药，很多还是全球范围内的新药，前后吃了三十多种，每个月我至少要吃1.3万美元的药。”贝里斯说。

　　尽管如此，贝里斯的身体还是每况愈下，浑身乏力、疼痛，严重的时候只能躺在床上，连走路都困难。

　　去中国试试？或许他们能帮到你

　　今年5月，贝里斯来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癌症专附医院——Dana-Farber癌症研究院（全球肿瘤专科排名第四的医院），他听说那里有目前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手段——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俗称“CAR-T”），一种新型的免疫疗法。

　　遗憾的是，贝里斯被“拒之门外”，不仅因为他的血小板太低，“那里每个月只做两例‘CAR-T’，他们说如果我要等的话，至少要等9个月。”贝里斯说，他的病情不容许他等那么久。

　　正当贝里斯及妻子愁眉不展的时候，欧洲骨髓移植学会前主席Professor Mohamad Mohty的一个电话让他看到了希望。“他和我说，去中国试试，中国浙大一院的黄河教授（浙大一院血液科骨髓移植中心主任）或许能帮到我。”贝里斯说。

　　7月6日，贝里斯住进了浙大一院骨髓移植中心的病房。浙大一院的医护人员专业、快速、有效的医疗服务，很快就让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据了解，浙大一院自2015年开始开展CAR-T疗法的临床研究以来，已有近100例，患者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淋巴瘤和骨髓瘤为主，目前平均每月做七八例。

　　“贝里斯来的时候情况很糟，算是终末期了，CAR-T确实是他唯一有效的疗法，但由于他身体各项机能较差，此前又用过太多药，导致其癌细胞的耐药性较强，大大增加了治疗的难度。”

　　多学科协作，过关斩将

　　贝里斯体内的癌细胞趋近于零

　　贝里斯入院后，黄河教授多次组织多学科讨论，参与讨论的全是浙大一院各科室主任级的大咖，包括骨髓移植中心副主任蔡真、魏国庆，输血科谢珏主任、干部病房杨云梅主任、PET-CT中心赵葵主任等。

　　经过评估，专家组针对贝里斯病情，最终制定了三步走的治疗策略——

　　第一步，采集贝里斯体内T淋巴细胞来制备CAR-T细胞。

　　第二步，顺利回输CAR-T细胞，彻底清除癌细胞。

　　第三步，安全度过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等CAR-T并发症，达到免疫和造血功能的恢复，争取康复出院。

　　CAR-T治疗最具挑战的是第三步。“这一步，他将迎来细胞因子风暴。大部分患者都会出现高热、低血压，甚至休克等并发症。”黄河教授说。

　　果然，在回输后第3天，贝里斯就出现了持续高烧，精神萎靡，食欲不振等症状，体温最高达40℃。凭着丰富的CAR-T细胞治疗临床经验，黄河教授及其团队立即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8月31日，贝里斯走出了无菌层流病房，转入了普通病房。

　　昨天，贝里斯接受了出院前的最后一次检查，结果显示，骨髓里的癌细胞已趋近于零（＜0.01）。“这意味着，他实现了临床完全缓解。”浙大一院血液科骨髓移植中心胡永仙副主任医师说，此外，其体内维持的15% CAR-T细胞，将有助于预防疾病的复发。

　　今天，贝里斯将在妻子的陪同下返回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