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画像

　　杭州于谦祠于谦立像 视觉中国 供图

　　浙江在线9月16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马黎 通讯员 杨琳惜）细数历朝历代廉政诗歌的创作者，与浙江有关的不在少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于谦和白居易。

　　从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肖瑞峰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得知他们在诗歌中所隐含的诸多细节。比如，于谦的“两袖清风”有他所处的时代的背景，也影响了后世的创作；而白居易，则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强烈意愿中，对腐败现象进行了尖锐讽刺和批判。

　　“在廉政诗歌的创作上，他们两人的视角不一样，于谦以表白心迹为主，白居易则是以揭露弊政为主。”肖瑞峰说。

　　白居易：

　　惟歌生民病

　　愿得天子知

　　杭州的“老市长”白居易，在担任杭州刺史时，廉洁奉公，离开杭州了，还将所得工资全数捐出。

　　50岁，白居易到杭州担任刺史。从上任到长庆四年（824年）五月离任，不到三年，为杭州做了很多实事。

　　他主持疏浚六井，解决了杭城百姓“喝苦江水”的问题；在西湖边修筑堤防，平时蓄水，旱时放水，减轻了水害，还整理治水的方法和经验，汇成一篇《钱唐湖石记》，供后世当官者参考学习。卸任时，白居易还把节省下来的俸禄都充入公库，作为水利工程的备用基金。

　　白居易在政治动荡的环境中长大，又在各地当官，深入民间，目睹过民生疾苦，眼里自然容不下腐败。

　　“在古代，读书人想要改变朝政时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上书给皇帝，如果得不到公正的处置，那么就会选择写文赋诗。”肖瑞峰认为，白居易写下了多首锋芒毕露的反腐诗歌，就是为了让统治者体察老百姓的艰苦，“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白居易写的《轻肥》，就是个典型例子。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前后，白居易还在天子脚下当官， “拜左拾遗”。“拾遗”，从字面上看，就是捡起遗漏的东西。在唐代，这是言官的一种称谓，“规谏朝政缺失”，也就是专门挑皇帝做得不对的地方，通过劝谏预防决策过失。

　　“轻肥”一词出自《论语》，指代轻裘肥马的豪奢生活。白居易的这首诗写了一场豪门盛宴，他希望皇帝注意到，在达官权贵中间，存在这样一种奢侈现象，要尽快出台规定，对官员“奢靡之风”有所约束。

　　在白居易笔下，唐朝那些不遵章守纪的官员，生活奢侈——“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悉，有些版本为“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肖瑞峰说，“意气”本来是无形的东西，在白居易笔下却可以洒满道路，可知这些官员骄横到什么地步；尘土本来可以使鞍马黯然失色，而今却是鞍马的光芒照亮了尘土，这又可见他们的鞍马有多么金碧辉煌。

　　接下来，诗人又用晒食谱的方法，把宴席上的美味佳肴一一曝光，无论酒菜还是水果，无不是价格昂贵。最后笔锋一转，从朝中权臣们吃得酒足饭饱，切换到数千里之外的江南旱地衢州：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当地一片赤土，颗粒无收，老百姓因为极度饥饿，吃完了草根树皮，竟然出现了“人吃人”的人间惨剧。

　　《新唐书》卷三十五记载：“元和三年，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广南、山南东西皆旱。四年春、夏，大旱；秋，淮南、浙西、江西、江东旱。”也就是说，从808年到809年，江南等地连年遭受严重旱灾。两句诗点出这天价豪宴不是出现在百姓丰衣足食之后，而是举办在百姓饥寒交迫的大旱之年，两个画面的强烈对比，是白居易对腐败现象的尖锐批判。

　　“由此可见，这些官员已经穷奢极欲到何等程度。这首《轻肥》诗直陈时弊，揭现实之疮痍，促朝廷之警醒。”

　　白居易类似的诗作还有《伤宅》《歌舞》《买花》，都收录在《秦中吟十首》组诗中。《歌舞》中“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达官贵人在享受奢侈，监狱里有冤魂冻死，对腐败行为的谴责如出一辙。

　　于谦：

　　清风两袖朝天去

　　免得闾阎话短长

　　杭州人于谦是明朝名臣，官至兵部尚书、少保、太子太傅，都是正二品、从一品的高级职位。

　　有句谚语说“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而《明史·于谦传》中却记载，“及籍没，家无余资，独正室鐍钥甚固。启视，则上赐蟒衣、剑器也。”也就是说，于谦蒙冤被抄家，但他家里除了御赐的蟒袍、剑器，并没有留下多余的钱财。

　　“制度本身的腐朽，决定了官员很难保持廉洁。于谦和包拯、海瑞都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清官。”肖瑞峰说。

　　一说到廉政，“两袖清风”一词，会是第一个被很多人想到的词，它与“为官清廉”直接挂钩，这便来自于谦的《入京诗》：“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明代都穆所著的《都公谭纂》记载了这首诗的创作背景：“于少保尝为兵部侍郎，巡抚河南，其还京日，一物不持。”

　　当时，于谦还任职兵部侍郎，主管河南。按照惯例，在外当官的每年年底都要入京述职，下属们都觉得这是一个“跑官要官”的绝佳机会，便建议他带些绢帕、蘑菇与线香作为公关用的“伴手礼”。于谦却断然拒绝，认为这些土产应当“资于民用”，不能用来行贿，败坏官场风气，所以他说：我去朝见天子什么都不带，免得老百姓说闲话。

　　古人的衣服袖子宽大，不仅可以用来掩面擦汗，还跟百宝箱一样很能装，手帕、钱包、书信都可以放在里面。于谦进京，“一物不持”，自然就是两袖空空，只留清风了。

　　自从于谦写下《入京诗》，“两袖清风”的风骨一直受到后世尊崇，这个词也经常被引用，演化出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如郑燮的《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昆剧《十五贯》里描写的明代清官况钟，名下也有一首诗，题目很长，《正统四年冬，考满赴京，七邑耆民践送者数百里弗绝，作此口占四首，遍贻耆民以志别》：“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棉。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酾泪密如泉。”肖瑞峰指出，这首诗并没有收录在古籍文献中，可能只是民间感念于况钟的清廉作风，而好意地把带有“清风两袖”的诗划归到了他的名下，是“一种善意的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