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温波还是个大姑娘，在哈尔滨某医院做妇产科医生。改革开放春风初起，身在体制内的温波还没想过，自己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做专门伺候月子的工作——21世纪初，她成了杭州第一批职业月嫂。

　　仔细想来，如今不仅是月嫂，保洁、育婴、看护、园艺、烹饪、维修，所有与家庭生活相关的细节，都能在杭州找到对应的专业人士上门服务——家政，已经具备了承包我们生活的能力。

　　对家政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充分证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正不断提高；而家政服务门类的不断细化背后，是老百姓对生活品质提出的更高要求。从简单的重复劳动，到精致化的专业服务，杭州的家政业在过去40年中有了量与质的双重飞跃。另一边，因为这种飞跃，“家政”一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刷新。

　　酝酿期：上世纪90年代初

　　“有偿帮忙”出现，现代家政初具雏形

　　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家政学科和家政业都处于发展停滞状态。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新苗头出现了——有些家庭愿意出一定的价钱，请人到家里来“帮忙”。

　　1992年某天，从建德来杭州城区某服装厂上班的徐能军在厂门口被厂长叫住了。“厂长跟我说，他有个朋友遇到点急事，想让我去帮帮忙。”徐能军回忆，厂长朋友的母亲卧病在床，需要有人照料，“厂长说了，人家愿意每个月出400元钱。”

　　这个忙，徐能军帮了3年。“那时候，这都不算一份职业，就是到人家家里照顾老人、小孩。”徐能军说，那次之后，她又在朋友介绍下，给五六户人家帮过忙。

　　就在徐能军给厂长朋友帮忙的那年，26岁的陶晓莺辞去国企的工作，开始创业——那一年，三替公司成立了。三替公司的第一单生意是帮客户修抽水马桶，之后，修电表、换门锁、补屋顶、修水龙头、搬家……老百姓的家庭服务需求越来越多样化。

　　然而，即便是三替公司，在当时也和单打独斗的徐能军一样，没有一个正式的行业名分，只能笼统地归于服务行业。

　　萌芽期：1996年后

　　“家政元年”到来，到处传唱《从头再来》

　　在朝晖街道工作了30年的詹伟琴至今记得，1996年，朝晖二区里，一群下岗工人把自己的技能带到家门口“出售”，修电视机、修洗衣机、旧衣翻新……久而久之，那里形成一个生活服务中心。

　　不过，最早在杭州正式提出“家政”这个概念的，还是三替公司。1996年，三替家政服务公司成立，“别人需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服务”成为公司的定位。

　　1998年，刘欢的一首《从头再来》激励着全国下岗工人踏上再就业的征程。那年头，到朝晖二区来“出售”技能的人更多了，也有人开始做起了家政中介的生意。1999年，朝晖家政服务市场成形，市场里的经营户加上家政服务人员，下岗工人比例占到了90%。

　　燕子家政的老板娘余灵燕是朝晖家政服务市场最早的一批家政行业创业者，她和丈夫一起做维修服务，手下工人最多时有20多个。20年下来，余灵燕的办公室里已经挂满了各种奖牌和锦旗。

　　临近新世纪，随着“花钱买服务”的理念越发扩大，维修市场出现萎缩，家庭保洁和保姆服务日益兴盛，市场格局开始变化了。

　　量变期：21世纪初

　　规范与细分，推动家政专业化的两个关键词

　　2001年，陶晓莺的三替集团又多了一个成员——三替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培训学校的成立，成为杭州家政服务走向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的标志之一。

　　2002年，从全国各地涌入杭州的“阿姨”数量陡增，朝晖家政服务市场更热闹了。人多了，雇主挑选的余地大了、眼光刁了，从业准入门槛自然也高了。那时起，家政服务人员上岗再也不是“看对眼”就行，体检、培训，一样也不能少。

　　供给侧自我规范的同时，需求侧提出了更细化的要求，倒逼供给侧细分市场。月嫂、育儿嫂、催乳师、老人看护……这些工种，一时并起。

　　2005年，温波退休了，从哈尔滨来到杭州，成为杭州首批月嫂中的“大姐”。“大家都是从各行各业转来做月嫂的，我的年纪算大的。”温波说，同行中甚至有生意失败的女强人，她们选择从月嫂做起，从头再来，“母婴护理师证、健康证、身份证都是必须的，刚开始每个月能拿到3000元。”

　　月嫂虽取代不了家庭保洁的家政主力军地位，但月嫂们掌握的技能更多、更专业，工作对体力、脑力的要求更高，因此，她们的收入几乎是每年一涨。

　　2006年，《家政服务员国家职业标准》颁行，杭州家政业正式进入“正规军”时代。

　　爆发期：2008年至2012年

　　团体需求抛出大单，家政服务的不仅是“家”

　　2008年，已经发现“找保姆的人多了，修家电的人少了”的余灵燕开辟了保姆、钟点工中介业务，每年的成交量有600单左右。随着家政维修市场进一步萎缩，她索性终止了维修业务。

　　同年，朝晖家政服务市场斥资200万元重建。此后的四五年里，市场迎来“黄金时代”，每年职介量都保持在2万人以上，经营户最多时达到26家。

　　市场的爆发式成长不仅源于家庭提升性、享受型服务消费需求的增长，也因为社会单位、小区等团体需求抛来的大单。

　　2012年，原浙医一院院长郑树森院士亲自找到陶晓莺，希望将全院的陪护工作交给三替集团规范化管理。3个月里，陶晓莺整合医院已有的陪护人员，进行了统一培训管理。

　　这次尝试衍生出了一种新的家政人才培养模式，之后，三替集团又接到了其他医院的大单，仅母婴护理一项，就有6家医院委托他们进行集中式规范管理。另外，杭州师范大学与三替集团合作成立了家政学院，每年给杭州对口帮扶的黔东南州提供100个免费就读名额，培养更高素质的家政专业人才。

　　至此，家政行业的涵盖面进一步扩大，始于“家”，又不止服务于“家”。

　　质变期：2013年后

　　乘着“互联网+”东风，杭州家政飞入更多百姓家

　　从1992年“帮忙”算起，徐能军从事家政已经26年了，她说自己快“退休”了。去年，她和服务了20年的老雇主一家去了香港，参加雇主女儿的毕业典礼。“我们的感情更像一家人。”徐能军笑了。

　　不变的是情感，变化的是时代。就像吃饭可以在手机APP上点外卖、打车可以在手机APP上叫专车，2013年后的“互联网之都”杭州，家政也进入了“互联网+”时代。

　　2015年，“三替好生活”APP上线。24小时可下单、服务门类罗列清晰、家政服务人员资料详细显示，直观可视的界面促使家政服务不断升级。以月嫂为例，一名合格的月嫂需要熟练掌握孕期营养饮食、婴儿健康护理、早教、产妇情绪疏导等多项专业技能，完全属于技术型职业，而杭州月嫂的月收入主流区间也达到了13000元至18000元。“十几年过去了，从业的后辈学历不断提高，也越来越受尊重。”如今的温波已不再是月嫂，而是作为培训师，领着更多投身家政行业的年轻人走好以后的路。

　　互联网的优势之一就是可以突破地域限制，杭州家政的成功经验因此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关注。前不久，陶晓莺前往美国访问，西雅图市长诚邀她将三替的服务引入当地，让当地人享受高品质家政服务的同时，顺便解决部分就业问题。“未来，人们享受家政服务会像下馆子一样平常。”陶晓莺觉得，杭州家政这个“大管家”，正逐渐成为有国际范儿的“生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