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8月6日讯（记者 黄茂军）关于吕祖谦的金华山笔记发表之后，龚剑锋教授某日对我说：你说“四世一品”巷是典出吕祖谦的吕氏世家是错误的，其实它说的是王柏家族的故事。我在喏喏之余紧着为自己的张冠李戴找补：金华的大宅门实在是不胜枚举，我在江西听过“隔河两宰相，十里九状元”的夸耀，相形之下可谓伯仲，江南多才俊，此言应不虚……

　　一门数杰，百代绵延，这样的现象于古今中外都不是个案，甚至几成规律。民间的说法喜欢归于风水，社会学家的总结却是家风，我的理解是“先贤植芳于前，晚生秀木于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也是一种文化的生态。需要强调的是，无关人种的优劣，实为楷模的激励，对地域文化、地域人格的形成其实都构成塑造动力。

　　所以，我们继续“金华的大宅门”系列，今天重提“北山四先生”，重点在其后裔。

　　罗店的后溪河村据说是何基的故里，他的坟筑在了这个村的后山，其墓地前面的一块“功德榜”标明是2012年4月所立，应该和汤溪厚大的范氏祖墓一样，又是一新修的“古墓”。早些时候，《金华晚报》记者章一平的一篇报道，大致记载重修何基墓的过程：

　　1268年，80岁的何基在他的家乡后溪河村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他的门生以及后人为何基找了一处名叫“油塘”的地方安葬。历经几百年沧桑，何基只留下一座小土山……2010年，后溪河村的何氏后人成立了何文定公墓重建委员会，将何基迎回故土安葬。首先，大家找到守墓人的后代，在他的带领下，找到了何基墓的确切位置。十几个何氏后人带着麻袋，将能挖到的木头、砖块甚至黄泥全部带回“家”。

　　关于“何基后裔”的搜索，基本被“何氏三杰”所覆盖，而关于“何氏三杰”，居然有两个解释：1.浙江金华何氏三杰，南宋理学家何基后裔，祖宅在金华古子城老巷中。2.广东番禺沙湾镇何氏三杰，音乐名家。广东四大名曲中的三首《赛龙夺锦》《雨打芭蕉》《饿马摇铃》也都是出自沙湾何氏之手。（360百科·何氏三杰）金华“何氏三杰”分别是“文化巨人何炳松、史学名家何炳棣、爱国市长何德奎”（龚剑锋语），而番禺“何氏三杰”则有两种说法：一曰“何博众、何柳堂、何与年”，爷孙组合；一曰“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叔侄组合。

　　结果我很快发现，第二条的“何氏三杰”尽管远在广东番禺，似乎也是何基后裔。如果此渊源属实，又是一“金华分迹”。

　　历史如扑朔的河流，其恣意的走向总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就像金华人引以为傲的佛手柑，居然也和先贤何基有关。章一平的报道披露说：1192年，何基的父亲何伯慧在江西临川任县丞。25年后，29岁的何基从江西返回老家金华，随身携带的除了行李细软，还带回了江西临川的两盆佛手。在南宋时，后溪河村已是远近闻名的花卉之乡，从此，佛手就在后溪河村落了根。从那以后，在罗店、西吴一带，种植佛手就开始盛行起来，发展到明朝时，“以养佛手为业。售之省会橐金而归，手足无甚劳，而衣食有赢余。”在几百年前，佛手已经是金华的一个重要产业了。

　　这一披露让我这个江西人好不感慨，江西临川现在盛产南丰蜜橘，佛手已无踪迹。

　　2011年王柏墓地被重新发现时，曾经是金华乃至浙江媒体的重大新闻，这座金华大儒的墓地宿命般地出现在浙江师范大学的正大门处，却到底没能成为这一高等学府文化底蕴的一部分，被众多的王柏后裔迁葬到金华开发区秋滨街道王五元社区的公园内，原因是王五元社区居住着王柏的直系后裔。

　　其实这个王五元社区在王柏墓被发现后没多久，就频繁出现在新闻媒体上，那个时候它还是一个城中村，村里近2000名村民中有700多人姓王，自称是王柏的后人———王五元社区受到媒体关注是因为当时村里有一座王氏祠堂。

　　现存的王氏祠堂是一个有些奇怪的建筑，由一间砖木结构的屋子和两间瓦房组合而成，王氏后人告诉记者，砖木结构的老屋是清乾隆年间修建的，瓦房则建于上世纪70年代。“日军侵华的时候，把祠堂的大厅和前厅都拆了，木头拿来烧柴，砖块运到2公里外的高坡上做了一个炮台。”50岁的王连根说，现在看到的砖木结构老屋，就是当年的后厅，而瓦房，则是在大厅和前厅的遗址上重建的。

　　至于王氏祠堂究竟始建于何时，王氏后人也不清楚，只知道过去村里各种婚、丧、寿、喜，都在祠堂里举行。当时，祠堂里除了王柏的牌位，还有他父亲王瀚、爷爷王师愈的牌位———王瀚是宋代大儒吕祖谦的学生，王师愈则是朱熹的好友，官至中奉大夫、直焕章阁，也就是皇帝身边的参谋。（2012年8月28日《钱江晚报》）

　　龚剑锋先生后来谈起这个王氏祠堂就很惊叹，“金华的祠堂很多，文保单位也不少，但这样供奉着三位儒学大家，又是直系后裔供奉的祠堂很少见。”但是出于安全和丰富社区生活的考虑，王五元社区的村民大会依然投票决定拆除祠堂。

　　为了从根本上保住祠堂，王连根等人请来了不少金华古建筑学者、专家，以及社会名人，希望大家出谋划策，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对于拆除祠堂的决定，王选感到很不理解，“这里有被日军拆掉的大半个祠堂，不远的地方还有他们用祠堂砖块修建的炮台，这些都是日军侵华的证据，要是拆掉的话，证据就都没了。”王选因此建议，把祠堂变为爱国主义基地的一部分，保护下来。

　　这个建议据说到底还是没被采纳，王氏祠堂终究还是被拆了。

　　金履祥在金华的后裔基本上都在兰溪，我能查到的有两处：一是黄店镇桐山后金村，二是诸葛镇长乐村，前者是金履祥的世居地，后者是其五世孙后裔的聚居地，都应该算做金履祥的直系后裔。

　　供职于黄店镇教育办公室的刘鑫在其博文中说：桐山后金村居住着1000多名金姓村民，他们都是金履祥的后裔。金履祥死后的700年间，桐山后金村才子辈出，科举得中二百余人。如今村里就有教师、教授等30多人，被誉为“才子之村”“教师之村”。后金村有仁山，当年金履祥在仁山脚下结庐开馆，著述讲学，号“仁山书院”，所以金履祥又被后世尊称为“仁山先生”。

　　在“北山四先生”中，金履祥是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他先是王柏的高足，后随王柏又拜到何基的门下；而金履祥的门生中，不乏赫赫如许谦、柳贯这样的大才。

　　关于金履祥，不能不提的就是他19岁时决定“摒弃举子业”，这一年是南宋淳佑十一年，赵氏国祚已进入倒计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多事之秋，尽管朱子学的道统地位业已确立，但金履祥为“濂洛之学”而弃科举的决定，还是需要有相当的文化自信才能作出的。

　　如果以汉武帝在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立“五经博士”和“弟子员”、设科射策等一系列的活动当作科举制度的发轫，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为终结，那么科举制度在中国先后持续了2000年之久，几乎与统一王朝体制保持同步，同始同终。

　　从社会结构与功能方面看，从汉到清2000年间，“士”在文化与政治方面所占据的中心位置是和科举制度分不开的，通过科举考试（特别如唐、宋以下的“进士”），“士”直接进入了权力世界的大门，他们的仕宦前程已取得制度的保障。（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

　　仁山先生“摈弃举子业”其实就是不仕，这种自觉游离出制度庇护的行为，和其屡屡献策于庙堂的举止构成对比。

　　王柏墓在丽泽花园的工地被找到时，是2011年12月，这条新闻让有心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就在那年的1月，浙师大校园里也曾发现了一处宋墓，墓主人后来被考证出是“北山四先生”的许谦之祖———难以想象的是，2011年1月26日，《金华日报》记者许健楠、实习生张一诺的报道，是目前我能找到的关于许谦后裔的唯一的一条线索。

　　在那篇报道中，东阳市画水镇文化站的许春明先生，以许谦后裔兼修谱人的身份接受记者的采访。

　　许谦墓就在距浙师大仅一路之隔的勤俭社区。2005年，家谱修完之时，他（许春明）和几名许氏后人根据旧家谱的方位指引，曾去浙师大附近寻找许谦墓……根据线索，许谦墓就在倪家村。那么，许谦墓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许春明告诉记者，家住金华老地委大院的许正华老人曾参与考证，他是许谦墓的发现者之一。

　　7月24日下午，记者随许正华老人前往寻找许谦墓遗址。在浙师大东侧、杭金衢高速金华市区出入口西侧的倪家自然村，许正华老人找到村里的一处民宅院子，那是一片菜园子，地势倾斜，南高北低。“就是这里。”他说。

　　记者在现场，丝毫看不出墓地的痕迹，只是就地形和位置上看，和家谱图上颇为相像。“1958年时，这个墓已经被毁，周围房子一造，就更看不出来了。”许正华描述，5年前，他们来找墓时，当地一位姓章的老者，将他们带到这处园子，说他年轻时，看到大大的牌坊，还有许谦的墓碑，章老说，这里就是许谦的墓。

　　记者试图寻找章老，未果。村里人说，如今村里大多住着外地人，上了年纪的老者越来越少。

　　在《许氏家谱》中，有一幅许谦墓的墓图，墓建在一处山坡上，坐南朝北，面朝尖峰山，墓的南侧有倪家、章村（今婺城区新狮街道章宅）等多个村庄。墓的中轴线上有一条墓道，墓门口有一块大大的牌坊，墓两侧有一对华表，西北角有一口塘。与荷花塘角近在咫尺。也就是说，“北山四先生”中的两位———王柏和许谦———在过去的700多年中，其实相距不远，葬在了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