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9月20日讯 闲暇之余，74岁的程家安总喜欢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看风景。不远处，就是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正是这里托举起他在国际稻瘟病防治领域的权威地位。但他说，能经常撩拨起他记忆深处那根琴弦的却是另一个地方——曾经工作过14年的嘉兴市农科院，以及设在南湖区新丰镇边上的新丰病虫害观测站。

　　“时间过得真快啊!嘉兴市农科院迎来60华诞了!一甲子的岁月中，嘉兴市农科院给了我很多很多，我如今所有的一切都奠基于嘉兴，那里有我的青春、我的梦想!”虽时隔几十年，但那段镌刻于心灵深处的嘉兴岁月却清晰如昨。

　　196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植保系的程家安被分配到嘉兴农科所。“8月份报到，9月份就迎来‘四清’运动，10月份我随工作队下乡，平湖、海盐、长兴……足迹踏遍当时嘉兴地区的角角落落。”程家安说，那是一个纯粹又动荡的年月，“我没有太多从众心理，只觉得自己是搞植保的，在与病虫害打交道的那一刻，自己是最充实的。”于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程家安选择“躲”在新丰病虫害观测站。那里是他骨子里认为最安全的港湾。

　　五六十年来，嘉兴水稻史是一部稻飞虱抗病史。程家安是见证者、记录者，更是参与者。

　　1968年，长江流域稻飞虱大爆发，目睹着万亩粮田颗粒无收的惨状，程家安和同伴们心急如焚:怎么办?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怎么做才能把损失降到最低?职业的使命感让他们觉得不能再坐以待毙，必须变事后防治为事前的预报防范。

　　那时候，智能化监测还没起步，所谓的预报，只能靠人工每天的田头观测，一片稻叶一片稻叶仔细地查，一丘一丘地算，然后根据过往经验，总结规律。“最后我们得出结论，如果一亩田有1000只稻飞虱的话，灾情就属于中等偏重，需及时告知农民加大防治力度。生怕有一丁点闪失，我们每天蹲在田里，一件中山装、一顶草帽，早上6点出门，不到12点不上田埂吃饭。”程家安说，每天要查几十块田，查不动就跪着查，膝盖都流出血来，也没觉得有多苦，只是觉得这是他必须做的，查出来的数据要尽快派用场，必须把它做好。就这样，来自省城杭州的程家安练就了一双慧眼:能目测每块田地的面积大小以及产量高低，只要掰过几个叶片，就能知道病虫害轻重。

　　积累于程家安那一代人的植保理念，在1987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年8月上旬，嘉兴查出一亩田有一万多只稻飞虱，情况非常紧急。没有机械地等待上级指示，嘉兴市植保科技人员在浙江全省率先作出预报，要求农民及时加大防治力度，确保了当年粮食丰收。

　　对程家安来说，14年的嘉兴工作经历，一个最大的感受是:实验室里可以写文章，但很难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只有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结合当地实际、服务当地生产，这样的实验才有生命力，这样的科研成果才有发展力。

　　如今的程家安，每个月都要带队到基层调研。他希望在与农民的深度接触中，清楚地了解到底哪些植保方式是农民喜欢的?哪些能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哪些成果同时被市场认可、农民接受?“尽管回到浙大工作已经有38年，但我一直都没离开过嘉兴，一直在嘉兴做系统调查，不同品种不同的播种时期，有哪些不一样的病虫害发生规律?最佳防治策略是什么?我和学生一块一块地比对，目前嘉兴数据在全国田间系统最完整，所分析的规律在全国也是最系统的，防治策略也是最有效的。”程家安说。

　　稻飞虱给我国水稻带来的危害一直没停止过。由于水稻生产的丰歉盈余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所以国家越来越重视稻飞虱防治。“十二五”期间，“稻飞虱灾变规律和持续治理基础研究”纳入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973)计划，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专家，程家安交出的答卷在成果验收中获国家最高等级的评定。

　　“只有经历地狱般的磨炼，才能炼就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唱。正是当年嘉兴的洗礼，才让我有今天在国际稻瘟病防治史上的地位。”程家安用泰戈尔的一句诗来讲述他与嘉兴市农科院的这段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