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月8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朱婧 摄影 于诗奇）泥质灰陶，外形呈葫芦形三节束腰状，小头、长颈、肥身。顶部塑有一人头像......看到这些描述，你是否诧异于这是一件怎样的器物？

　　这些神秘、奇特的描述属于嘉兴博物馆的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崧泽文化人首陶瓶。这件造型独特的陶器包含哪些特别的含义？它象征着什么？又寄托了哪些信仰？上承马家浜文化下启良渚文化的崧泽文化究竟是怎样的存在？种种谜团围绕着这件陶瓶，有待一一揭开。

　　本期镇馆之宝，让我们一同走进嘉兴博物馆，找寻这件人首陶瓶背后的文化密码。

　　现藏于嘉兴博物馆的人首陶瓶，静谧而古朴，但大家有所不知的是，这件器物的命运并不安静，它的现身伴随着砖瓦厂嘈杂的取土声。近日，嘉兴市文广新局（文物局）副局长陈建江向记者讲述了这件陶瓶背后的故事。

　　时间：1989年甘蔗快要成熟的季节

　　地点：嘉兴大桥乡（现大桥镇）南子村大坟遗址

　　上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了中国大陆农村土地制度的一项转折。包产到户的方式促使许多农民改稻田为鱼塘，在开挖鱼塘的过程中，不少遗址、遗迹显露了出来。陈建江清楚地记得，自己参加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考古遗址发掘——吴家浜遗址正是农民挖鱼塘时发现的。此外，不少乡镇企业在80年代发达起来，其中以砖瓦厂居多。

　　1980年，嘉兴市文物调查时发现，在当时嘉兴市郊区大桥乡南子村，平嘉公路东北侧一处河道环绕的三角形地带上，东侧中部有一俗称“大坟”的高墩，是一处东西长70米，南北宽约60米，高2米多的古遗址。

　　1989年，某砖瓦厂在嘉兴大桥乡（现大桥镇）南子村大坟高墩取土时，惊现大量破碎陶器陶片，遗址遭到破坏。工人们不以为然，但文保通讯员沈培高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几次想要阻止取土的他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了这一情况。

　　随即，陈建江和同事冯仲良两人赶往南子村一探遗址的实际情况。在那个通讯、网络还不发达的年代，他们乘着公交车，摇晃了小半天，方才到达南子村。“在沈培高的带领下，我们看到了取土现场，大坟高墩上的泥土‘哗啦啦’地倾倒船上，里面有许多碎陶片。”回忆当时初见现场的景象，陈建江心里很是触动，“要不是文保通讯员沈培高，只怕大坟遗址会破坏得更严重。”

　　在沈培高家里，陈建江看到了这样一幕：晒谷场上放着成片的碎陶片，这些都是沈培高从取土现场采集而得。陈建江与同事冯仲良将这些陶片等装进蛇皮袋，陶片很重，两位工作还不满5年的年轻人一路轮流着背，将这袋文物背回了当时的文物管理处。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就在这个蛇皮袋里，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即将诞生。

　　“蛇皮袋在管理处放置的那几日，老文物工作者老丁听闻我们从大桥乡背回了一袋文物，便跑来看。结果他动手一拼，拼出了这件人首陶瓶。”陈建江说，“老丁很有经验，立刻判断出土这件器物的遗址应该很不错。”

　　随后，嘉兴博物馆陆耀华等工作人员组成临时考古队，对大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和清理，发现上层为马桥文化类型，中层属良渚文化时期，下层为崧泽文化时期。在崧泽文化层，清理和采集的较完整陶器共有40件。

　　作为嘉兴博物馆知名度最高也最为珍贵的文物之一，崧泽文化人首陶瓶历经数千年的风雨，在文物修复师的妙手下，重现昔日风采，并于1992年7月14日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人首陶瓶之所以神奇而特别，不仅因为其“现身”经历的不同寻常，更因其展现了崧泽文化先民的想象力、艺术创造力以及精神信仰。

　　今时今日，当你走进嘉兴博物馆“禾兴之源——史前时期的嘉兴”展厅，一眼便会发现崧泽文化人首陶瓶置于最显眼的独立柜中。整个陶瓶为泥质灰陶，表面光滑，胎质细腻，可想数千年前，这样的工艺能力堪称做工相当精美。

　　这件崧泽文化人首陶瓶的三节葫芦瓶体让人倍感神奇，而瓶首塑一人头像则更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初看这一头像，仿佛有些“震惊脸”的感觉。只见其脸部轮廓方正扁平，两眼内凹，鼻梁隆起，双耳耸立，嘴巴微张，脑后发髻微翘。在发髻处、耳部、颈下等位置均出现了小孔，可能是插戴装饰所用。最显眼的是胸瓶处斜仰着一个椭圆形大口，口内中空，与瓶体贯通。瓶底作小圆足，一周有8个三角形小缺口，形成了崧泽文化陶器特有的八角星纹图案，也就是原始的太极图。

　　Ta是谁？是神？亦或是人?一连串疑问亟待解答。

　　陈建江介绍，陶瓶所塑造的形象呈现小头、长颈、溜肩、圆背、肥身的特点，酷似一女性人体。联想崧泽文化时期为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这件“葫芦形神人”陶瓶应该蕴含了特殊的神格意义。在《浙江嘉兴大坟遗址》报告中，人首陶瓶被记载为“母性的陶偶”，也就是崧泽文化先民的母性崇拜作品。

　　那么，为什么是葫芦形呢？

　　这，或许和信仰有关。把女性先祖塑造成葫芦形，或许是史前时代普遍存在的一种信仰，即人是从葫芦中孕育而生的。《诗经·大雅·緜》中便有“緜緜瓜瓞，民之初生。”之句。数千年前，为了氏族的兴旺繁荣，生育崇拜或是先民的信仰。因此，连绵生长的葫芦，瓜多籽多，便象征了子孙繁盛之意。

　　作为崧泽文化的典型器物，人首陶瓶极具艺术价值和文物研究价值。在陈建江看来，这件陶瓶的塑造充分显示了古人的工艺水平。陶瓶的尺寸、比例把握得恰到好处，不仅耐看，还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

　　1993年，崧泽文化人首陶瓶入选在上海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文物精华展，并作为《中国文物精华》一书的封面图，一展风姿。

　　孕育这件人首陶瓶的崧泽文化时期上承马家浜文化，下启良渚文化之间，距今约6000至5100年，为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

　　虽然崧泽文化意义非凡，但其名声似乎总不够响亮。

　　1958年，上海市青浦区崧泽村农民挖塘时发现古物。在经历了1961年和1974年两次考古发掘后，发现古墓100座，并出土有大量的石器、玉器、骨器、陶器、兽骨、稻种等遗物。在1982年中国考古年会上，崧泽遗址被认定为介于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之间，并命名为崧泽文化，是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一支重要的文化。

　　与马家浜文化时期以素面为主的陶器相比，崧泽文化开创了轮制陶器，且十分讲究造型和装饰，富有浓厚的艺术气质，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上海古崧泽文化遗址博物馆内展示的崧泽先民生活景象）

　　嘉兴距离崧泽文化的发现地上海青浦区不足70公里，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海宁市的坟桥港，嘉兴南湖区大桥镇的大坟、雀幕桥、南河浜，海盐县西塘桥镇的王坟、百步镇仙坛庙等文化遗址先后出土一批崧泽文化时期的陶塑。在嘉兴大坟遗址出土人首陶瓶之后，嘉兴雀幕桥遗址、南河浜等遗址又出土了一批以往从未面世的陶器，如塔形壶、鹰头壶、鸟型三足盉、六足陶龟、兽面钟形壶等，特别是南河浜遗址首次发现崧泽文化的“祭台”和两期五段完整的崧泽文化遗存分期，证实了嘉兴是崧泽文化的一个重要集聚区，远古文明的灿烂曙光曾在此熠熠生辉。

　　或许是江南的秀美与灵气给予了崧泽文化先民丰富的想象力与审美眼光，各类崧泽文化陶器在先民手中诞生，形象生动的装饰、雕塑成为了艺术化身，使这些史前工艺作品兼具了实用性与观赏性。细腻的江南文化通过崧泽文化先民聪慧的头脑与灵巧的双手幻化为一件件陶器，讲述着不一样的史前文明故事。

　　（部分图片由嘉兴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