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岑（之琴）之父张广田，苏州人，后迁青镇（今乌镇）定居，在中市常丰街下岸买下二开间三进的宅院，开设私塾，广收学生。其子张子岑也是塾师，光绪二十八年（1902），镇绅沈善保（字和甫）租东栅孔氏祠堂（即孔家花园）创办中西学堂，聘吴肖桐为首任校长，张子岑也受聘于中西学堂。1907年，中西学堂迁入北栅奉真道院（北宫），改名为乌青镇高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更名乌青镇植材高等小学），茅盾由立志小学升入高等小学堂，张子岑是茅盾的国文老师，教《左传》。但是，在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中，不知为何却没有提到这位张子岑老师。

　　张子岑生有四子，镜波、艺城、郁生、鹿荪（薰）皆黉门秀才、学识冠群，后因科举废止，不再进取。除张艺城从医外，其余均为小学教员。长子张镜波后辞职，去嘉兴盐署任职，四子张鹿荪，也在植材小学任教，直至抗战时植材停课，他又在中市家中开设“张氏私塾”，学生多达百余名，敌伪头目多次登门，欲厚薪延聘（将私塾并入乌镇南宫小学旧址的“东亚共荣小学”），张鹿荪趁敌不备之时，将私塾停办，连夜雇船，举家避居严墓（今吴江桃源）乡间，靠摆袜摊为生，至抗战胜利后才返回乌镇。

　　茅盾在植材求学时的作文簿《文课》（二册），1984年在桐乡文化馆仓库中被发现，《文课》上老师的评语十分精彩，书法更绝。至于这位老师是谁，由于没有留下签名，故成了一个谜。

　　查阅史料，发现1944年1月中华日报社出版，由杨之华编的《文坛史料》中，有茅盾同学沈志坚所著的《怀茅盾》一文，其中有这样的记载：“我与茅盾同在这学校里（即乌青镇植材高等小学）读书。我年十五，读于高等三年级，他少我一岁，反在四年级将于年终毕业了。我们因为同是寄宿生，日间虽不同课堂，夜间则同室温习睡觉，所以常在一起切磋琢磨。久相与处，意气复投，遂订为昆弟之交。屈指算来，已有三十余年了。当时他的国文成绩，已为全校冠军，教师张之琴先生曾抚其背道：‘你将来是个了不得的文学家呢！好好地用功吧！’他听了这种奖励的话，益加奋勉。”

　　1992年，茅盾表弟陈瑜清（笔名诸侯）也在《西湖》月刊上发表了《有志竟成》一文，其中这样写道：“茅盾在前进的道路上是很幸运的，在立志小学遇到了善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沈听蕉老师，到植材高小他又遇到了赏识他的‘伯乐’式的教师张子琴先生，对茅盾的作文，张先生每篇都有出色的评语，茅盾在班里作文比赛每次都获得奖品，听到老师鼓励的话，他就更加奋勉了。”

　　有学者认为，茅盾《文课》的评语是沈听蕉老师留下的。出生于乌镇中市席行弄北的造纸专家胡良家，退休后热衷于研究茅盾《文课》，对照沈听蕉之子沈时新和沈时全新发现的沈听蕉遗墨（家书和扇面），发现沈听蕉的字迹和《文课》评语的字迹十分相似，为此撰文《通过字迹对比在茅盾两册（文课）上批语老师是谁的管见》，发表在1996年《桐乡茅盾研究》第五期上。不久，时任植材小学校友会会长徐家堤，通过浙江省公安厅消防局技术处处长潘左阳（其父潘尔昌任抗战前夕植材小学校长），请来浙江省资深痕迹专家孔庆炬，在桐乡博物馆用高倍放大镜就《文课》原件和沈听蕉遗墨原件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仔细鉴核，最终得出结论：《文课》评语为一人所写，但不是沈听蕉。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之《学生时代》中说：“这年冬季，我毕业了。转入新办的植材高等小学……教国文的有四个老师，一个就是王彦臣……，一个叫张济川，外镇人……，另外两个国文教师都是镇上的老秀才，一个教《左传》，一个教《孟子》，教《孟子》的姓周……”茅盾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国文教师姓名二个半：王彦臣教《礼记》，他是茅盾长辈（茅盾的曾祖母王氏是王彦臣的姑母）；外镇人张济川，是中西学堂的高材生，由校方保送到日本留学两年，回来后教《易经》，又兼教物理和化学；另半个姓周，教《孟子》。据考证是周渊如，周老先生曾是徐家的塾师，徐承煦（号晴梅）、徐承焕（字仲英）、徐承煃（字叔蕃）等都是他的学生。

　　茅盾《文课》是他在植材高小时留下的，而沈听蕉一直在茅盾家东隔壁的立志小学任教(从未在植材任教)，茅盾于1907年冬进入植材时，首任校长吴肖桐已在家颐养天年，而老秀才中，唯有周渊如和张子岑两位先生声望最高。

　　张子岑家在常丰街中段，隔壁是沈听蕉家，沈听蕉元配是时任植材小学校长徐承煦堂弟徐承焕（也在植材教茅盾英文兼音乐和体操，1919年出任植材小学校长）的胞妹，而张子岑四子张鹿荪又娶徐承焕、徐承煃（在植材教茅盾代数和几何）的堂妹徐庆贞，为此，张、沈、徐三家往来甚密。据植材老校友回忆，张子岑学识渊博，执教认真，由私塾受聘植材。

　　所以，茅盾的《文课》中，所写的评语应该就是张子岑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