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的灵桥两岸(照片选自区档案局《鄞州寻踪》)。余德富 摄

1958年，鄞县邱隘水乡集市(照片选自区档案局《鄞州寻踪》)。杨古城 摄

上世纪60年代，天童宝幢河边(照片选自区档案局《鄞州寻踪》)。

上世纪70年代，新河头航船码头(照片选自区档案局《鄞州寻踪》)。余德富 摄

上世纪80年代，通向鄞东的内河航船(照片选自区档案局《鄞州寻踪》)。

夜色中的甬江畔风景。金博昊摄于2016年

三江口全景。金博昊摄于2016年

　　“突、突、突……”生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们，每当听到河岸边传来柴油机有节奏的声音时，就知道又有一条船经过了。

　　鄞州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四通八达的水系方便了交通，航船是老鄞州人最熟悉与信赖的出行工具，城乡间的物资流通主要依靠舟楫运输。

　　有河的地方，大多有河埠头，过去，河埠头是媳妇们最好的去处，往往边洗东西边聊天，“念佛堂讲媳妇，河埠头讲阿婆”，“啪啪啪”的棒槌声与叽叽喳喳的说笑声连成一片，使河埠头热闹非凡。

　　“鄞州有大河头、三眼桥航船埠头，停靠着往来于后塘河的船只。”现年80岁的资深文保员杨古城记忆中，那些航船埠头当年每天人员、货物来往频繁，是鄞州市井繁华的地方，几乎每天都演绎着鄞州版的“清明上河图”。

　　“上世纪50年代的鄞州，水路交通要比公路运输发达得多。记得有一天，我和父亲吃完晚饭，傍晚6时从宁波新河路出发坐船去横溪买竹制品，坐了一夜才到目的地。”当年坐船是件大事，意味着出远门。杨古城清晰地记得自己14岁时坐夜航船的情景。

　　那时白天乘船的价格为一角钱，夜航船仅需五分钱。那些航船都是一些简陋的小木船，四端微微翘，船舱内只有几条长凳，乘客挨个坐着，船舱两端仅有的一些空间堆着乘客买的商品，人货同载，其乐融融。

　　“那时候村里灯不常见，天黑后，水面上泛起零星的渔火，四周没什么声音，只有船橹的划水声。”杨古城回忆道，有人上岸，有人登船，船老大都会喊一声，然后熟练地把缆绳抛到岸上，岸上接应的人接过缆绳往桩头一缠，船便缓缓靠岸。“起初乘客还会交头接耳聊天，夜深了，大家渐渐安静下来，在船老大有节奏的摇橹声中，乘客们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上世纪50年代鄞州东乡最热闹的便是邱隘，前往阿育王寺、东钱湖、舟山，一定要经过这里，商业兴旺了，水乡集市就慢慢发展起来了。杨古城回忆道，这些水乡集市多集中在沿河的商铺，商家驶来售货的船只，农具、肥料、粮食、农副产品、百货等，就在船上交易。

　　特别是清明时节，前去宝幢扫墓的人必定经过鄞州东乡的水上集市。虽然集市呈现出水泄不通的状态，但人们的交易仍井然有序。赶集的农民除了推销自家农副产品外，还把家里的一些旧东西拿出来交易。集市中，有一家几口扶老携幼的，有的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更有的提着鸟笼、托着紫砂壶，悠然自得，既来看看风景、凑凑热闹，又想碰碰运气，淘点宝货。

　　当然，鄞州不仅邱隘有水乡市集，横溪、下应都有，城里的三江口更是集风物繁华之所在，走一走“老江桥”，吃一吃“梅龙镇”，是每一个老鄞州人赶夜船到城里向往的去处。

　　企业家忻吉良早年在大兴安岭支边，1978年，他被分配到梅湖农场工作。凭借支边时学到的开车和发电技术，他谋得了一份颇有技术含量的撑便船工作。每天，伴随着机动船的马达轰鸣声，从东钱湖畔的梅湖农场出发，到宁波的新河头运送粪便。在当时，这份“臭哄哄”的工作，居然是许多人眼中的“肥差”。隔三岔五就有人托忻吉良从宁波城里捎东西。忻吉良在水路上往返了半年，直到换了发电工的工作才离开机动船。“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对忻吉良而言，水路通往的是一个农村人没有经历过的城市世界，正是这个世界的丰富精彩激发了他“走出去”闯一闯的创业精神。

　　而今，城市已大规模建设，村落大多已被改建，杨古城、忻吉良等人记忆中水上热闹的场景早已不复存在。航船悠悠，走过岁月。上世纪70年代，鄞州区开通了公交线路，航船在80年代后渐渐被其他路面交通工具所替代，各种沿河的集市如今也早已被各种线上线下的大卖场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