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的灵桥两岸(照片选自区档案局《鄞州寻踪》)。余德富 摄
1958年,鄞县邱隘水乡集市(照片选自区档案局《鄞州寻踪》)。杨古城 摄
上世纪60年代,天童宝幢河边(照片选自区档案局《鄞州寻踪》)。
上世纪70年代,新河头航船码头(照片选自区档案局《鄞州寻踪》)。余德富 摄
上世纪80年代,通向鄞东的内河航船(照片选自区档案局《鄞州寻踪》)。
夜色中的甬江畔风景。金博昊摄于2016年
三江口全景。金博昊摄于2016年
“突、突、突……”生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们,每当听到河岸边传来柴油机有节奏的声音时,就知道又有一条船经过了。
鄞州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四通八达的水系方便了交通,航船是老鄞州人最熟悉与信赖的出行工具,城乡间的物资流通主要依靠舟楫运输。
有河的地方,大多有河埠头,过去,河埠头是媳妇们最好的去处,往往边洗东西边聊天,“念佛堂讲媳妇,河埠头讲阿婆”,“啪啪啪”的棒槌声与叽叽喳喳的说笑声连成一片,使河埠头热闹非凡。
“鄞州有大河头、三眼桥航船埠头,停靠着往来于后塘河的船只。”现年80岁的资深文保员杨古城记忆中,那些航船埠头当年每天人员、货物来往频繁,是鄞州市井繁华的地方,几乎每天都演绎着鄞州版的“清明上河图”。
“上世纪50年代的鄞州,水路交通要比公路运输发达得多。记得有一天,我和父亲吃完晚饭,傍晚6时从宁波新河路出发坐船去横溪买竹制品,坐了一夜才到目的地。”当年坐船是件大事,意味着出远门。杨古城清晰地记得自己14岁时坐夜航船的情景。
那时白天乘船的价格为一角钱,夜航船仅需五分钱。那些航船都是一些简陋的小木船,四端微微翘,船舱内只有几条长凳,乘客挨个坐着,船舱两端仅有的一些空间堆着乘客买的商品,人货同载,其乐融融。
“那时候村里灯不常见,天黑后,水面上泛起零星的渔火,四周没什么声音,只有船橹的划水声。”杨古城回忆道,有人上岸,有人登船,船老大都会喊一声,然后熟练地把缆绳抛到岸上,岸上接应的人接过缆绳往桩头一缠,船便缓缓靠岸。“起初乘客还会交头接耳聊天,夜深了,大家渐渐安静下来,在船老大有节奏的摇橹声中,乘客们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上世纪50年代鄞州东乡最热闹的便是邱隘,前往阿育王寺、东钱湖、舟山,一定要经过这里,商业兴旺了,水乡集市就慢慢发展起来了。杨古城回忆道,这些水乡集市多集中在沿河的商铺,商家驶来售货的船只,农具、肥料、粮食、农副产品、百货等,就在船上交易。
特别是清明时节,前去宝幢扫墓的人必定经过鄞州东乡的水上集市。虽然集市呈现出水泄不通的状态,但人们的交易仍井然有序。赶集的农民除了推销自家农副产品外,还把家里的一些旧东西拿出来交易。集市中,有一家几口扶老携幼的,有的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更有的提着鸟笼、托着紫砂壶,悠然自得,既来看看风景、凑凑热闹,又想碰碰运气,淘点宝货。
当然,鄞州不仅邱隘有水乡市集,横溪、下应都有,城里的三江口更是集风物繁华之所在,走一走“老江桥”,吃一吃“梅龙镇”,是每一个老鄞州人赶夜船到城里向往的去处。
企业家忻吉良早年在大兴安岭支边,1978年,他被分配到梅湖农场工作。凭借支边时学到的开车和发电技术,他谋得了一份颇有技术含量的撑便船工作。每天,伴随着机动船的马达轰鸣声,从东钱湖畔的梅湖农场出发,到宁波的新河头运送粪便。在当时,这份“臭哄哄”的工作,居然是许多人眼中的“肥差”。隔三岔五就有人托忻吉良从宁波城里捎东西。忻吉良在水路上往返了半年,直到换了发电工的工作才离开机动船。“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对忻吉良而言,水路通往的是一个农村人没有经历过的城市世界,正是这个世界的丰富精彩激发了他“走出去”闯一闯的创业精神。
而今,城市已大规模建设,村落大多已被改建,杨古城、忻吉良等人记忆中水上热闹的场景早已不复存在。航船悠悠,走过岁月。上世纪70年代,鄞州区开通了公交线路,航船在80年代后渐渐被其他路面交通工具所替代,各种沿河的集市如今也早已被各种线上线下的大卖场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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