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印寺《高丽藏》板片库(陈正宏 供图)

　　(陈正宏 供图)

　　陈正宏(楼卓怡 摄)

　　中国书籍是如何外传的?

　　讲东亚汉籍当然要讲到汉字文化圈。在20世纪之前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周边相当多的国家，官方的文字是汉字，官方的文本是汉文。所以东亚各国之间，尤其是文化人之间的交流，虽语言不通，但是一写字，大家都懂了。汉字、汉文，在中国和周边国家地区，充当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什么是东亚汉籍?简单地说，就是受汉文化深刻影响的东亚地区的国家前现代时期用汉字书写或者刊刻的书籍。

　　中国书籍是怎么外传的?现存的书籍主要是14世纪以后的，那个时候，与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是朝鲜半岛、琉球王国和越南。这些国家的使者经常来中国求购书籍，中国使者出访的时候，也会随带很多内府的书籍。如朝鲜使者不光是正式的朝贡年来，凡中国皇帝的生日、太后的生日、春节等，他们都来，一年可能来好几次。琉球使者到福州很方便，然后从福州走旱路，再沿着运河到北京，基本上一年来一次。最远的是越南，越南使者从河内出发到北京，一来一回就是一年，所以基本上是两年或者四年才来一次，但是一路上，他们会想方设法买书。而当时日本与中国的书籍交流主要靠贸易。

　　汉籍传过去以后，这些东亚邻国就会对其进行翻刻传抄，然后又模仿这些汉籍，用汉字书写自己的书。域外汉籍是怎样翻刻抄写和自撰自刊的?首先要说的是朝鲜半岛，早在公元一二世纪的时候，汉文就传入朝鲜半岛。据说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国学者认为是中国和尚带去的，朝鲜半岛学者认为是他们自己做的。12世纪前后，朝鲜半岛有了《高丽藏》，那是拿北宋的本子作为底本翻刻的，翻刻得很好。此外还有明初翻刻的《孔子家语》，跟中国的本子很像。

　　8世纪中叶，在日本奈良也发现过《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说明这个时期整个东亚的印刷品以佛经为主。之后，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日本有了“春日版”佛经，它很像北宋佛经，乌黑乌黑的。日本古代的汉籍中，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五山版”。五山，就是中国禅宗的五山，分别是余杭的金山寺，杭州的灵隐寺、净慈寺，宁波的天童寺、阿育王寺。禅宗制度传到日本后，就出现了日本的五山。日本五山的很多和尚到过中国五山，有些人还来过宁波。他们把中国的书带回去以后，由寺庙出资翻刻。“五山版”翻刻了很多中国元明时代的本子，其中福州的本子居多。

　　江户时代是日本的书坊刻本大肆泛滥的时候，当时日本的出版业，尤其是汉籍的出版业，达到了巅峰状态。京都、大阪和东京这三个地方，拥有大量的书坊。翻刻的书，基本上是从中国的宁波、福州、南京，通过贸易船运输过去的。据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估计，当时70%的中国汉籍被日本翻刻过，有的还翻刻过不止一遍。

　　越南翻刻的《四书五经》等基本上是中国清代中叶以后的东西。越南偏于南方，文献记载主要靠石刻，书籍是第二位的。不过，研究者有一个发现，曾有越南人出钱在广州刻书，把书版全部印好后再运回越南。这书完全是越南人的设计，但它是用中国纸印的，也是由中国人印刷的。开始研究者不清楚实际情况，后来通过别的文献才知道。

　　明初，朱元璋派人把中国通俗的文化带到琉球王国，也把书了带过去。琉球本里也有刚刚提到的代刻现象，即委托中国人在福州刻书。如《中山诗文集》，现为复旦大学的藏品，以前不知道是琉球的。

　　整个东亚的汉籍交流非常频繁。比如日本的汉籍来源有两个，较早的时候，中国的书籍先传到朝鲜半岛，然后朝鲜半岛再传入日本。到了后期，日本人直接来中国购买。我们也发现，有中国的书先传到琉球，再由琉球传到朝鲜半岛。还有更复杂的如《大藏经》，中国的书先传到朝鲜半岛，翻刻后再传到琉球，琉球再传到日本。

　　另外还有汉籍回流现象。晚清时候，就有大量的汉籍从日本被运回来，越南汉籍回到中国的也有。间接引进与回流造成了中国书籍的多姿多彩。

　　从版本学上说，汉籍的基本特征有五个：开本、外封、装订、纸张、字体。我简单介绍一下中国本、日本本、越南本、朝鲜本的区别，琉球本传世太少了，只能忽略不计。开本最大的是朝鲜本，其次是日本本，然后是中国本和越南本；朝鲜本是五眼装订，日本本是四眼装订，中国本也是四眼，不过日本本的四眼是等距的，中国本的中央距离比较紧一点。越南本的四眼是毛装，就是两两相订，朝鲜本的装订线是单股彩色的，日本是单股细线、白色，中国是双股、蔚蓝色的，越南本也有一些单股线；中国本的纸张纤维最细，朝鲜本纤维最粗，日本本介于两者中间。正宗的琉球本的用纸非常特殊，是芭蕉纸，灰色的。

　　东亚汉籍的字体基本上模仿中国，偶尔有一些自己的创造，但是这些创造的字体也是以中国本为基础的。

　　从天一阁藏书看东亚汉籍的交流

　　从天一阁藏书，我们可以看出东亚汉籍交流的状态以及背后的意义。

　　譬如，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朝鲜半岛的书籍开本这么大?向来这么大吗?不是的。大本子是从中国的永乐时候开始的。永乐十八年(1420年)，皇帝派了钦差陆善财到朝鲜去颁赐图书，随行带去了永乐十五年(1417年)的内府刻本《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1000本。这书的开本非常大，上海图书馆有该书的原本，但是非常遗憾已经被拆过。永乐十七年(1419年)，朝鲜派了燕行使来到北京，回去的时候永乐皇帝赐了600本《为善阴骘》。又过了两个月，永乐皇帝又派人到朝鲜去，带去的物品中有《为善阴鸷》1000本。这书如今国内非常少，天一阁所藏保留了封底，而且没有拆过。没有拆过的书有多大?长36厘米，宽20.7厘米，是一个超大型的本子。这些颁赐的大开本图书对朝鲜人的视觉冲击非常大，这之后朝鲜本就突然变大了。又过了几年，朝鲜出现了著名的甲寅字，版框变大，整个开本变大，而这个开本恰恰跟天一阁所藏《为善阴鸷》是一样的。

　　我要讲的第二个例子是孙思邈写的《千金翼方》。中国现存的《千金翼方》基本上是明代刻的，不过，天一阁藏有元成宗大德十一年的本子，是覆刻本。从刊印可以看出，刻得非常漂亮。不光如此，它还有日本刊集，上面写的是“文政十二年，重雕元大德刊本”。有意思的还不止于此，因为书本有一部分发生腐坏了，所以这部分的书版不是日本原来的版子，是在上海印的时候重新补版的。但是补版质量也很好，就像一个日本刻工和一个中国刻工在比赛。考察这些版本，可以看出中国的书是怎么传到日本、又是怎么回流的，也可以看出日本是怎么覆刻的、中国是怎么覆刻的。这是汉籍交流的实实在在的证据。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曾在天一阁发现一个本子，外封上贴有“官板集韵”标签，打开一看，刻得很漂亮，像清代刻的。天一阁确实厉害，在这里我一共找到三部《集韵》，其中的两部是有内封的，内封反面有刊记，刊记上面有“天保九年刊”5个小字。天保九年是日本江户时代的1838年，等于说，这又是从日本回流过来的本子。

　　把这两部书详加对比，可以理出一条汉籍交流的复杂脉络。其中一部应该是日本天保九年刻、清同治十三年修补后印本，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书版被宁波人买回来的。另一部应该是日本天保九年刻、宁波简香斋得版、同治十三年修补、清某书坊再得版、伪题官版再印本。复杂吧?这三个例子，是东亚汉籍交流的一个缩影。

　　今天，我们对天一阁藏书应该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从汉籍交流的角度来看，天一阁所藏，除了中国本之外，还有大量的日本刻本、少量的朝鲜本以及非常珍贵的越南本，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学堂，有删节)

　　主讲人名片

　　陈正宏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法国亚洲学会会员。著有《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史记精读》等，与人合编《古籍印本鉴定概说》《域外文献里的中国》《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