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安绘)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两年多来，全市法院共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61份，法律对家庭暴力的震慑作用初显。

　　目前，我市法院受理的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绝大多数属于身体上的侵害行为，而以性暴力、经济控制暴力、精神暴力等为诉由的则寥寥无几。

　　向暴力说“不”者渐多 保护令震慑作用初显

　　当那个曾经最亲近的人不知何时变成了最可怕的人，侮辱谩骂、拳脚相加，你会怎么做？年近不惑的罗女士选择勇敢地走进法院。

　　“之前也有一些肢体冲突，但是他每次事后认错态度都很好，我也就忍了。没想到，忍让换来的是持续的打骂。”直到不久前，身怀六甲的罗女士因怀疑丈夫出轨而被其一拳打倒在地，导致流产，她终于痛下决心，一纸诉状将丈夫告上法庭，不惜一切代价，只想结束这场婚姻。鉴于家暴情节，在鄞州法院调解下，双方最终协议离婚。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正式实施后，加大了对施暴者的处罚力度，拓宽了受害者的救助渠道，使得像罗女士一样勇于向家暴说“不”的人逐渐增多。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样的变化，也成了甬上法官的共识，他们认为新法颁布后，很多被施暴者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心理安全感增强，敢于与家暴抗争了。

　　以海曙法院为例，2016年该院共受理离婚案件629件，其中明确以家庭暴力为诉由的案件有13件；2017年，在全部受理的751件离婚案件中，以家庭暴力为主要诉由的有19件。而在《反家暴法》实施之前，该院每年受理的离婚案件中明确以家庭暴力为诉由的，通常不超过2件。

　　从全市层面来说，自2013年5月我市推行人身保护令制度起到2016年3月《反家暴法》实施，全市法院共签发人身保护令21份。而2016年3月至今，全市法院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61份，数量大幅上升。

　　在这些勇于向家暴说“不”的人当中，除了被施暴的当事人，还有不少被施暴者的亲属也开始通过法律途径给予其帮助。

　　2016年6月，海曙法院签发了一份特殊的人身保护令。说其特殊，是因为申请人是被施暴者的女儿。申请人小蓓，在父母离异后便带着母亲来宁波一起工作生活。让她无奈的是，父亲一直通过电话、上门等方式，对其母亲实施言语和肢体上的暴力。小蓓不堪其扰，但因为对方是自己父亲，又无法拒绝其上门。《反家暴法》出台后铺天盖地的宣传，让小蓓看到了希望。她开始注意搜集短消息、报警记录、通话记录等证据，随后向海曙法院提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

　　“签发‘保护令’的目的是要变事后惩罚为事前预防。人身安全保护令签发数量的上升，反映了市民对反家暴整体意识的提升，同时也不断扩大了保护令的影响力，震慑作用非常明显。”海曙法院法官介绍，保护令签发之后，法院通常会对效果进行跟进，从目前跟进情况来看，保护令已有效发挥了阻止和预防家庭暴力的目的。“印象深刻的是在对一件签发人身保护令案子的跟进中，施暴者徐某多次表示‘孩子都这么大了，自己还因为这点事被法院发了保护令，闹得人尽皆知，很丢人，再也不打老婆了’。”

　　“被家暴而不自知”“忍气吞声”大有人在

　　90后的小吴与丈夫刘某经人介绍后结婚。可是，婚后不久小吴便发现丈夫有特殊的嗜好。“他对性生活的要求很变态，我稍有不顺从，就各种冷嘲热讽，甚至采取暴力。”于是，忍无可忍的小吴以家暴为由向法院起诉离婚。

　　这是甬上法院受理的屈指可数的肢体暴力以外的家暴案件。

　　家庭暴力如何界定？在《反家暴法》中，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我市法院受理的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绝大多数属于身体上的侵害行为，而以性暴力、经济控制暴力、精神暴力等为诉由的则寥寥无几。

　　究其原因，法官认为，“被家暴而不自知”是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很多人不知道这些也属于家庭暴力。

　　“在很多离婚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都会发现一些家庭暴力的蛛丝马迹。比如长期言语上的辱骂、多年不理不睬、经济上控制很严苛等。但几乎所有的当事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也属于家暴情节。”鄞州法院法官介绍：“有时候我们明确向对方提出这些就属于家暴，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对方则一脸惊讶，完全不知道这个也能报案。”

　　相较于“被家暴而不自知”，明知遭受家暴却因种种原因选择“忍气吞声”则更让人痛心。

　　张大姐因一再起诉离婚、一再撤诉而成了法院家事庭的常客。近三年内，张大姐已如此反复4次。

　　“她每次的诉状，都是说老公醉酒后经常打她。能给我们提供的最早的证据，是10多年前的一份就医记录，也就是说家暴行为已经持续了10多年。”案件承办法官介绍。但是每每到最后，张大姐还是选择撤诉，原因是“只要他能保证不喝酒，不再打了就行”，让法官颇感无奈。

　　有统计显示，约40%的涉家庭暴力案件最终以撤诉结案。究其原因，除了施暴者悔改态度好、双方自愿和解外，还有一部分人是迫于生存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有些被施暴者在家庭生活中对施暴者经济依赖性强，有的家庭还有未成年子女，基于种种考虑，一些受害者往往会选择牺牲个人利益以维系家庭的完整。

　　“忍气吞声”者中，作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男性也不鲜见。

　　高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刚迈过婚姻七年之痒，他却选择到法院起诉离婚。原因只有一个，被老婆打怕了。据高先生讲，妻子刘女士甚至会当着女儿的面打他，这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在北仑法院庭审当天，“彪悍”的刘女士竟然还当着法官的面动起了手。

　　“与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稍有不同的是，男性以家暴为由起诉离婚的，多是感觉自尊心、自信心、自我价值被严重摧残。在我们与当事人沟通的过程中发现，不少男性受害人都表示，若非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大多会选择忍耐。”北仑法院法官介绍。

　　心存顾虑者不少 举证不足成最大障碍

　　虽说近两年来我市明确以家庭暴力为诉由起诉的案件逐渐增多，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也是大幅增加，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最终判决时定性为家庭暴力的几乎没有。

　　原因何在？甬上法官指出，举证不足是主要原因。

　　《反家暴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认定家庭暴力事实。但在现实中，取证难一直是家庭暴力案件认定的最大障碍。

　　“从甬上司法实践来看，举证不足一方面表现在家暴案件当事人本身固定证据的能力不足。很多案子，受害人只是口头陈述存在家庭暴力，即使身上有伤痕，也不能有效举证。”海曙法院法官介绍，一是家庭暴力一般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发生过程的渐进性，会在较长时间内反复发生，因此受害者一开始往往没有取证意识；而且家庭暴力一般具有私密性，缺少目击证人，有些受害人还抱有“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这都是造成取证难的原因。言语暴力、冷暴力等家庭暴力形式则更加难以举证。

　　另一方面，社会救助机构和司法机构固定证据的意识也有待进一步提升。一些基层组织在接到家庭暴力事件的求助后，往往通过批评、教育、劝导等方式进行口头调解，很少意识到应在冲突发生介入协调时制作相应笔录，并让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这些都给家庭暴力事实的认定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法官提醒，如果确实存在家暴情节，那么受害者就应该留心收集公安机关的出警证明、告诫书以及社区居委会、妇联等单位的有关调解记录，医院的就诊记录等，此外还包括照片、录音、短信、证人证言等相关记录，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除了证据不足，当事人一方心存顾虑，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家庭暴力事实难以认定。

　　有一位女性因遭遇家庭暴力向法院起诉离婚，然而当法官询问是否要申请“保护令”时，这名受害人几经犹豫拒绝了申请。她的理由很简单：“担心这么做刺激到对方，给离婚带来更多不可测的因素。”

　　法官解释，离婚纠纷案件与其他案件有所不同，牵涉的东西比较多。比如财产分割、孩子的抚养权等。很多受害人会觉得一旦申请“保护令”、举证认定对方的暴力行为，就是将矛盾置于不可调和的地步，不利于自身诉求的达成。而且，虽然“保护令”可以保护自身免受侵害，家暴事实的认定也有利于财产分割时的分配，但有些被害人担心事后施暴者因此继续找其麻烦或者连累亲友，往往选择退让。

　　法官建议，让暴力远离家庭，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控制、减少乃至逐步消除家庭暴力，除了需要积极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外，还需要加大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构建完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让被施暴者真正获得安全感，才能促使其勇敢地对家暴说“不”，才能让暴力真正远离家庭。

　　拒绝家庭暴力 宁波一直在努力

　　拒绝家庭暴力，维护社会和谐，近年来，宁波做出了不少创新探索。

　　在完善审判组织上，宁波目前有两种模式，一是成立家事审判合议庭专门审理家事案件，二是成立专门的具有独立编制的家事审判庭。在审理案件事实争议较大且矛盾对立、涉及道德伦理和风俗习惯以及其他社会关注度高的家事案件时，尝试建立“2+N”陪审制度，赋予人民陪审员事实认定权。

　　北仑法院探索在该类案件中引入民意咨询团，邀请人民陪审员、村干部、妇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三人至十五人参加庭审旁听，在庭审结束后，听取他们的意见。在不违反法律原则的情况下，尊重民意咨询团的多数意见做出判决。

　　在拓展多元化纠纷化解渠道上，一方面，实行调解前置程序，充分利用各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和各职能部门的权利，为调解案件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引入家事调解员制度，根据当事人申请将案件委托家事调解员调解，使各部门及社会力量参与家事纠纷处理，形成合力。

　　在探索案件调查专业化上，海曙法院与海曙区关工委、宁波大学合作，实行家事调查官制度。在家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家事调查员接受人民法院委托，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和社会经验，针对特定事项，通过走访邻居、亲属、社区、工作单位等方式，了解当事人的婚姻家庭状况及未成年人的抚养状况，向法院出具书面调查报告，出庭陈述意见，提出纠纷解决建议等，供审判参考。

　　在探索建立反家庭暴力的整体防治网络上，我市法院系统与公安、民政、妇联等部门建立常态化的协作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家庭成员免受家庭暴力的积极作用，保障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