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厅灯光昏暗。向下走,是太平间,细细地听,有哭泣声传上来。
向上走,到二楼,穿过一条长长的回廊,推开门,屋里的灯光一下涌出来。望进去,一张张紧挨着的病床,殷红的血液在机器和身体间流转,在安静的空间里发出“嗡嗡”的声音。
这是宁波鄞州二院肾脏科的血液透析室,这样的房间有8个,一共105张床位,500多个留治病人。从孩童到八九十岁的老人,每个人每周3次透析,每次4小时。
一次400多元的血液透析,医保承担90%,个人承担10%。比沉重金钱压力更残酷的现实是,他们只能靠着机器续命,以及面临长期的扎针、不断出现的并发症。
没有终点的治疗,对正常人来说,是最残忍的人生。对他们来说,只要没有去楼下的楼下,就是最美好的人生。
爸爸你再给我要个弟弟妹妹吧
我不能陪着你们了
3月28日早上,多多虚弱地躺在宁波市中医院2楼透析大厅的病床上。他今年15岁,看上去比同龄孩子小一圈,但他的脸比较大,因为浮肿,像个大头娃娃。
走进这个透析室,首先感受到的是一股让人窒息的沉重。每个病人,或老或少,都不吭声,就连在一旁陪护的家属,也都静静不说话。
安静是这里唯一的特质。
一旁陪护的多多爸向我招了招手,我们在门口交谈。
12岁那年,多多被检查出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性肾炎,在上海儿童医院住了330天院,在ICU抢救了十多次。
那段时间,寂静寒冷的ICU室里,看着病床上躺着的全身浮肿、周身插遍管子的瘦小孩子,自己的儿子,感觉死神从未远离……
多多爸爸一夜白头,体重轻了10斤。
42岁的他,昨天站在我面前,打理得干干净净的短发上,白发根根分明。
多多最后一次进ICU抢救时,身体各器官衰竭,一直在坚持的肾内科主任都“判了他死刑”。他说,你们带孩子回家吧。
这是多多爸爸一开始就跟医院约好的,如果无法抢救,就让孩子回家。“我咬着牙说,还没到最后,还没有脑死亡。该用的药,继续用……”
奇迹出现了,多多的病情慢慢平稳下来,终于出了ICU,在继续昏迷了十多天后,多多睁开眼睛,说了一句让多多爸爸至今泪流满面的话:爸爸,现在几点了。
330天后,上海儿童医院为多多开了一个欢送会,很多医护人员都落泪了。见惯生死的他们说,这孩子太不容易了。
多多的噩运并没有因为出院而终止。因为肾衰竭,他需要终身做血液透析,除非进行肾移植。
今年1月,一个因为意外死亡的小女孩,把肾脏给了多多。
但这个肾脏并没有在多多身体里复活。一开始手术成功了,一切指标好转,可是,莫名其妙的,多多又出现低血压,血液供不上肾脏……
如今,他躺在宁波中医院血透室的病床上,接受血液透析。
多多经常看到,他的病友、那些和他年龄相仿甚至更小的孩子,病情比他轻多了,却在抢救中走了;有的孩子,做血透才能活下去,因为家境困难,在下个原本做血透的周期没再出现……
多多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懂。躺在病床上,他会跟爸爸聊。
“老爸,我爱你呢。”
“老爸,以后不要跟老妈吵架了。”
“老爸,你再给我要个弟弟妹妹吧,我不能陪着你们了。”
“老爸,对不起,家里的钱都给我看病看完了……”
多多爸爸已经3年没去上班了。多多妈妈开了一家公司,负责挣钱给多多治病,爸爸专职负责照顾多多。
活着,就是多多的上上签。
我们老了走了
怎么也要给他留一笔钱
乐乐和多多,是宁波中医院收治的年龄最小的两个尿毒症患者。
和安静的多多不一样,13岁的乐乐,虎头虎脑,脸色红润,中气十足,逢人就喊叔叔阿姨。
他刚刚跟妈妈从外面回来,去了趟超市。乐乐最快乐的事是跟妈妈逛超市,然后盯着琳琅满目的零食流口水。忍不住时买下它们——糖果、蛋糕,把塑料袋装得满满的,回到肾内科病房,送给病友和医护人员们。
乐乐胖,特别能吃,但是,做透析的病人要控制饮食体重,所以,他必须管住嘴,水、零食都是禁止的,只能吃妈妈每天精心准备的少油、少盐清淡的食物,喝200毫升牛奶。
有一次,他因为多喝了一口水,妈妈知道后,急得眼泪一下涌出来。那一刻,活泼的他,突然安静了。
乐乐不知道的是,妈妈一直很内疚自己没有管好孩子。在她看来,儿子的尿毒症可以晚发几年的。
乐乐妈妈是在乐乐10岁那年发现他不对劲的,嗜睡,在课堂上经常睡着。看了医生后,说很正常。
妈妈的直觉儿子有问题,后来在北京儿童医院做了全身检查发现,乐乐得的是肾衰竭,是父亲基因遗传的问题。
住了两个月,乐乐出院了,医生叮瞩注意事项:药不能断、水少喝、饮食要注意。
乐乐每天都要吃十多颗药,没多久,活泼好动的他就把药停了。
妈妈看儿子活蹦乱跳,想想是药三分毒,大意了,觉得控制饮食就行了。
断了一年的药。直到去年暑假,乐乐在家突然一头栽了下去……
检查结果显示,乐乐的肌酐超过了800,需要透析。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治疗。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风雨无阻。一旦延误,会出现各种并发症,后果不堪设想。
乐乐刚开始做透析时,会问妈妈:我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要一直透析,我为什么不能跟其他人一样健康地生活。
慢慢的,他接受了这个现实。
鄞州二院离乐乐家比较远,后来,乐乐每周到宁波市中医院做血液透析。肾内科主任蔡旭东认为,乐乐符合腹膜透析条件,“腹透能保护他残余的肾功能,而且时间上比较灵活,一天三次,可以在家自己操作,不影响学习、出游,尽可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童年。”
乐乐从血透换成腹膜透析,肚子上被植入一根膜透析导管。此后,他可以不再去医院透析,每天早上7点,中午1点,晚上10点,由妈妈给他做腹透,交换4斤左右的透析液。做完透析后,用一根软腰带裹起来。
相比从前每周固定的血液透析,乐乐头发渐渐黑回来,脸上笑容也多了。他变得更懂事了,会问妈妈一些问题。
“妈妈,你们会不会不要我。”
“妈妈,我生病花了你们好多钱,我想去挣钱,人家说,网上卖东西能挣钱,我也去卖东西好吗?”
“妈妈,爸爸工作那么忙,你照顾我那么辛苦,我每天早上给你们做早餐吧。”
乐乐每天早上6点多就会起床,今天煮稀饭、明天下面条,每天3个水煮蛋,有时还会做水果沙拉,爸爸、妈妈、乐乐,按照每个人的食量,分成三份摆放在桌上。
去年,乐乐有过一次换肾的机会,医院让他去做肾脏匹配。遗憾的是,没有配型成功。从医院出来后,乐乐很沉默,他突然说,妈妈,我心情很不好……
肾移植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治疗,最乐观的预期是让乐乐不用再透析,不被并发症和感染折磨,过上十几年相对正常的生活。然后再透析,再等待肾源……
“这样,他也就40多岁、60多岁,80多岁,达到正常人的寿命。”
至于工作、结婚、生子,乐乐妈妈有的想过,有的没想过。“听说,女的得了这个病,不能生孩子,男的好像没什么影响吧。可是,又有谁会嫁给他呢……”
乐乐妈妈说,就算我们老了走了,怎么也要给他留下一笔钱。
肾移植成功后又复发
这是17岁的小楠最懊悔的事
宁波尿毒症患者血透最集中的地方,在鄞州二院,105个床位,500多个留治病人,300多个随访病人。每张病床、每个透析机,被医护人员安排得满满的。
17岁的小楠,是这里年龄最小的“常客”之一。看上去,像10岁出头。
周一晚,他躺在鄞州二院病床上,左手臂上扎着针,一根鲜红的管子通过旁边的透析机连接到他的身体。他的面前,是一只被手机支架固定在半空中的手机,播着一部电影。枕头旁边,散乱着一盒已撕开的饼干和一瓶AD钙奶。
小楠是鄞州某中学高一学生,住在长丰,每周一晚上、周四中午和周六晚上,都会坐20分钟公交车,到鄞州二院做血透。
有时候血透完,爸爸会开车过来接他。但大多是他自己来回,在家过一晚后,第二天早晨6点多去学校。
“爸爸妈妈太忙了。我是住校的,透析完太晚,不方便打扰同学,就回自己家睡觉。”病床上,他轻轻的说。
说起得尿毒症的经历,他轻描淡写:10岁那年,一次感冒发烧,可能是抗生素打多了,检查出肾衰竭。一开始,他用的是腹膜透析治疗方式,肚子上留了根导管,用软腰带裹起来,照常上学。
“班里很少人知道我得了尿毒症,有些调皮的孩子,常来找我玩,互相打闹,我都是避开的。”
小楠因为这个病,从不跟同学们冲突,任何时候都会忍让。有时同学们打闹实在避不开,他会提醒他们,你们千万别打我的肚子。
肚子上留置的导管连接腹腔,碰到了,很疼很疼,但是,哪个人没有不顽皮的童年呢?有时碰到了,疼着,哭哭也就过去了。
腹透持续了3年。13岁那年,有个年轻人因为车祸去世,捐献的肾脏跟小楠匹配成功!
手术很成功,小楠病床上平躺了一周后,医生给他去掉了腹腔的导管。此后,他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和同学们玩闹,出去旅行,不再有每天一日三次的透析。“那是我一生中最轻松的日子!”
可是,这个肾脏毕竟原本不属于他,小楠早晚各一次要吃排异药,一次八九颗。这并不是一个孩子能坚持的。好几次,他都忘记吃药,觉得也没什么事,干脆不吃了。
这成为小楠至今最懊悔的事情。“唉,小孩子嘛,不懂事,你知道的。”他平和地说。
三年后,也就是去年,尿毒症复发了。小楠至今还记得,当他再次躺在医院的时候,一向坚强的父亲,拉着他的手直哭,骂自己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没有提醒儿子吃药。
施翎医生也挺生气:“好不容易得到的肾源,小孩子不懂事,家长应该好好监督啊!透析,遭罪的是孩子,想再移植,排异的概率会比第一次更大!”
现在,小楠只能从腹透转成血透,过上每周三次血透的日子。
“腹透或血透,其实都是给身体排毒。我们的肾脏坏了,没办法自己排毒,只能靠这两种方式排毒。”小楠把尿毒症比喻为排毒,乐观地说,血透比腹透好多了,排毒排得更干净,“脸色不那么蜡黄了,眼睛也不那么肿了。”
生病前,小楠最远去过南京,生病后,最远只去过宁波象山。曾经梦到自己是个平常人,走很远的路,去很远的城市。
喜欢过班上的女孩子吗?
没有。
有梦想吗?
我想去一趟北京。那是首都。可是,一来一回时间太久了,没法去。我真后悔,那三年健康的日子,没有去北京。
看浙江新闻,关注浙江在线微信
凡注有"浙江在线"或电头为"浙江在线"的稿件,均为浙江在线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浙江在线",并保留"浙江在线"的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