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复戡(1902-1989)，鄞县梅墟人，原名义方，号静龛，40岁后改名复戡。曾为西泠印社理事、中国书协名誉理事，现代著名篆刻家、书画家。

　　朱复戡书法作品(方向前供图)

　　方向前

　　阿育王寺有许多匾额、对联，其中一件“大雄宝殿”匾额，线条淳厚，书风庄重古朴，为甬籍书画篆刻大家朱复戡先生所书。

　　在二十世纪中国书画篆刻界，朱复戡是一位极有分量的大家。他涉猎广泛，马公愚对朱复戡作过如此评价：“他渊博多才，工诗文，精金石，擅书画，精研六书，博览群籍，融会贯通，识力兼臻。凡有所作，无不古浑秀穆，度越前人，别开蹊径，而自成宗派，实千年来一人而已。”

　　要了解朱复戡先生的艺术成就，不妨从其书法、绘画、篆刻三方面入手。

　　朱复戡篆、隶、楷、行、草诸书体俱擅，尤以篆书及行草书最具代表性。篆书是朱复戡一生研究和创作的重点，其研究和创作涉及石鼓、秦诏版、小篆及青铜铭文。他的书风雄浑厚重，笔力扛鼎，具有博大凝重、庄严肃穆之庙堂气。挚友刘海粟对其篆书评价极高：“笔墨之间，渊然有思，醰然有味，游神于三代，冥心于造化。”

　　朱复戡的篆书得益于对古文字的考证和研究。他不但关注《毛公鼎》《散氏盘》《大孟鼎》及《虢季子白盘》等青铜铭文，对秦汉简牍、陶文、砖瓦文等也有自己独到见解。秦诏版在我国书法史上影响巨大，朱复戡通过深入揣摩、学习，他写的篆书无论风格还是技法，深得秦诏版精髓，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已经超越了秦诏版，作品厚重、正大、高古，富金石气息，在临写及创作上，可谓无出其右者。值得一提的是，秦诏版出土时，作品缺失严重，文字短缺11字，朱复戡先生经过研究考证，为之补缺，这是篆书发展史上的一个伟绩。又如《泰山刻石》，由于历经二千余年的磨劫，几乎分辨不出所书内容，仅剩九个半字，朱复戡先生凭积年学养，修复了《泰山刻石》，全文共223字，这一事件引起海内外的轰动。可见朱复戡先生在文字学及篆书领域的功底。

　　在草书创作领域，朱复戡先生也是成就非凡。他擅章草、大草、行草诸体，尤其是他的“以篆入草”，一改原有草书飘逸灵动、秀美婉转之书风，使得草书更显浑厚、古朴。朱复戡还以篆隶字法相渗，兼取“二王”架构，使其草书的笔法与字法更加丰富多变，真正把“碑学”与“帖学”融为一体。朱复戡先生对草书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汉魏以降重行草，草书本由篆书出”，“书刻先须通金石”。他对草书的审美取向，受到过海派巨匠吴昌硕的较大影响。

　　作为近代最具影响力的书画篆刻家，吴昌硕的艺术得益于《石鼓文》，取法于秦汉篆隶碑版，书风富有金石气息及汉魏古风。朱复戡先生曾经告诉别人：“我把说文解字9353字，记得滚瓜烂熟，又把石鼓、诏版朝夕暮写，有此基础再上溯三代金文。吴老的金石良言，我实践了一生，受用了一生。”

　　“碑学”自清中期鼎兴以来，社会上学碑之风盛行，不少书家在学碑同时，吸取了“帖学”风味，这一“折中”的方法，其实代表了民国以后的书风走向。尽管朱复戡书法以“碑学”为立场，但在其学书道路上没有放弃过对“二王”帖学的汲取。如他所作《论二王书》题跋，就有对“帖学”的一些看法：“二王之中，右军笔笔沉着，特重结体，大令轻巧取媚，尤乱法度，故献不及羲；又如逸少沉着雄健，子敬潇洒奔放，故若能合而兼之，何可胜蓝。”从朱复戡的行草作品中，我们发现，他对“字法”的取向，源于对“二王”结体的借鉴和吸取。

　　朱复戡的篆刻，早年受吴昌硕、赵之谦影响，同时旁及皖浙名家，风格上趋向于流丽娴雅。中年后，他宗法商周秦汉，向源头取法，印风高古浑厚，并具自家面目。马国权先生在《近代印人传》中对其篆刻作如此评述：“金文喜作商末周初之体，气势雄劲，凝重浑穆，每以增点填实及加重捺刀之法，调节字之重心，或将笔画改正为斜，变直为曲，易方为圆。至耄耋之年，仍气吞斗牛，阳刚之气慑人心魂，揆诸历代书法大家，亦不多见。”朱复戡先生以三代金文、秦诏刻石，从源头至原创变化入印，凭其扎实的文字考证，成为印学开派的又一金石大家。

　　朱复戡先生是一位全能大家，诗书画印俱全。偶尔绘画，品格极高，所绘人物、山水、花鸟、走兽均以篆书线条出入，体现了中国画高古雄丽之风貌。朱复戡先生文学修养深厚，诗词功夫了得，故在其绘画中，多擅以自作诗词为画中题款，诗、画、书法均属上品。

　　民国时期，张蹇叟先生曾为朱复戡制定过篆刻润单，其当时计价高于吴昌硕。大上海高手如林，朱复戡先生的作品得到行内人士看重，实属不易。

　　在今天的艺术市场中，朱复戡作品几乎还未进入主流的大拍卖公司，仅在二三线拍卖公司偶有所见，价格也不高，四方尺书法作品在5万元上下。记得前几年宁波一家拍卖公司搞过朱复戡先生书法作品拍卖专题，有十余件作品上拍，拍品据说来自一位山东藏家，但成交表现并不十分理想。朱复戡先生作品的艺术水平与市场价值存在一定的偏差，相信他的作品随着时间会慢慢成为藏家喜爱的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