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28日，包玉刚先生(前左二)回到阔别40余年的家乡，参观位于镇海庄市钟包村的包氏故居。(市侨办供图)

　　人物

　　“世界船王”包玉刚

　　进入宁波大学正门，右行百余米，是一片高大的香樟树林，林间矗立着一尊包玉刚先生的半身铜像。包玉刚先生笑容慈祥，双眼凝望，对校园里来来往往的莘莘学子充满着殷切期望。

　　伫立在铜像前，包玉刚先生在不同场合说过的真挚话语，在记者耳边不断回响——

　　“我对宁波是有感情的！”

　　“对宁波大学的学生，我是特别有感情的！”

　　“我将尽力为故乡出力，支持家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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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玉刚是海外“宁波帮”的杰出代表，他对祖国、对家乡一片赤子深情，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家乡宁波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宁波已经发展成为一座繁荣的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各项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家乡的人民饮水思源，永远铭记包玉刚先生。

　　“世界船王”的家国情怀

　　包玉刚是闻名全球的“世界船王”，他的创业和成功历程堪称一部辉煌壮丽的史诗。

　　包玉刚出生在镇海庄市钟包村横河堰一个世代经商的家庭。1949年年初，包玉刚移居香港，与友人合办新联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随着第一条货船“金安号”下水，包玉刚开始了辉煌的航运生涯。

　　由于在经营上独辟蹊径、稳健发展、严格管理，加上良好的商业信誉，船队不断发展扩大。到1981年，包玉刚已拥有210艘大型、巨型轮船，计2100万载重吨，稳居世界航运业之冠，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

　　包玉刚把个人的事业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不同的方式报效祖国，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贡献。早在1979年，他就分别捐资1000万美元兴建北京兆龙饭店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1982年，在包玉刚的积极推动下，由中英两国政府和包玉刚三方共同出资设立中英友好奖学金。这些爱国举措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包玉刚更是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优势，作出了特殊的贡献。由于包玉刚在香港的社会地位和声誉，特别是与当时中英两国领导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在两国政府为香港问题进行的一系列谈判和接触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包玉刚先生应邀出席这一历史性的仪式。次日，邓小平同志会见包玉刚，充分肯定了他为中英谈判成功所起的作用。

　　“我住在香港，但生在宁波”

　　1984年，中央公布了进一步对外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决定。邓小平同志对加快宁波的对外开放和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并号召“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包玉刚积极响应邓小平同志的号召。1984年10月，包玉刚踏上了阔别40多年的家乡，宁波人民的热情和拥有北仑港这样的深水良港使他欣喜不已，而家乡发展的滞后则使他感到一种责任，他决定为宁波的开发开放作出自己的贡献。当得知宁波尚无一所综合性大学而家乡人民正酝酿创办时，包玉刚毅然决定出资2000万美元，用于助建宁波大学。

　　这个决定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热烈赞扬和极大支持。邓小平同志亲自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1985年10月29日，宁波大学举行奠基典礼，次年9月，宁波大学如期开学。

　　在宁波大学奠基仪式上，包玉刚深情地说：“我住在香港，但生在宁波，是宁波人之一，我要为开发建设宁波尽力多作贡献。我希望宁波大学逐步办成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

　　如今，宁波大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综合实力进入全国高校百强行列，包玉刚对宁波大学的期望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我是宁波的大使”

　　1985年11月，国务院成立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包玉刚任顾问。该小组成立后，帮宁波解决了许多开发建设的重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帮助促成宁波实施计划单列。

　　1986年12月2日，胡耀邦同志会见包玉刚，问他：“宁波搞上去，希望大不大？”包玉刚说：“我最近参加了协调小组会，宁波要搞上去的话，要赋予宁波市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省里已有了一个报告。”谷牧同志解释：“就是在国家计划中实行计划单列，现在有8个市和海南行政区共9个市(区)已实行计划单列。”胡耀邦同志说：加上宁波共10个，可以嘛！计划单列没有问题。

　　包玉刚在重要场合为宁波城市地位的鼓与呼，为后来宁波正式成为计划单列城市创造了重要条件。

　　包玉刚为宁波开发开放事业殚精竭虑、出谋划策，提出许多战略性建议。他每次回乡访问，都要去看看北仑港的开发建设情况，并多次向中央、省、市各级领导提议，在北仑港搞“水水中转”，开辟集装箱码头，建设大钢厂和设立保税区。包玉刚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肯定。

　　包玉刚时刻把家乡建设挂在心上。他经常说：“我是宁波的大使，宁波的事也是我的事，我愿帮助宁波跑腿。”

　　宁波市委原书记葛洪升曾说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包玉刚先生是‘宁波帮’中最早响应小平同志号召的最热心的人物，对宁波的贡献是最大的，宁波人民应当永远铭记和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