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邓小平大刀阔斧抓教育改革，为知识分子正名。尔后，又动员荣毅仁出山，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开放促改革。同时，他决定先从香港着手，动员香港大佬投资内地。因为香港在内地对外开放中地位举足轻重，至少在进出口和转口贸易额占据首位。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世界船王包玉刚。

　　很幸运，我采访过荣毅仁和包玉刚，成为改开初期的一个见证者。今年11月16日，是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百年诞辰。他逝世已经27年了，回忆起我们相识相知的点点滴滴，这位宁波同乡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关于包玉刚的消息，我是从对外部英文组那里获悉的，他给了我1979年合众国际社的一则英文电讯，当时华国锋在伦敦会见了这位航运业的大亨。国内对包玉刚知之甚少，于是我就开始了解他的身世和经营诀窍。作为联系外贸外经口的记者，我结识了中国租船公司的处长刘松志。刘松志是位经验丰富的航运界老前辈，曾任集美航海专科学校校长，后任香港华润公司下属专门从事航运的华夏公司总经理。包玉刚开始从事航运业时，曾经常向他请教。接着采访了六机部部长柴树藩，获悉了包玉刚包玉星兄弟对内地造船工业的贡献。我又陆续采访了包玉刚在衡阳、重庆和上海期间的老友或同事倪家玺（北京义利食品公司创始人）、匡受之（上海市银行公库科科长）、张德立（浙江省银行经理）和杨镇华（上海谦恭豫银行经理）等人，包玉刚形象在我脑海中逐渐丰满起来，了解这位世界船王是如何“前期热身”的。这样，我写下了第一篇关于包玉刚的动态清样，题为“世界船王包玉刚的经营诀窍”。这篇报道，全面系统介绍了包玉刚经营航运业的特色。估计邓小平看到了，因为他不止一次说，包玉刚的经营管理经验值得借鉴。

　　我与包玉刚接触多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那么三次。

　　第一次是1980年国庆前夕，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贾庆林邀请我，到香港进行为时一个月的机电市场考察。考察期间，我去环球航运集团总部采访包玉刚。环球航运集团总部位于香港中环太子大厦21层。1980年9月25日，我第一次见到了包玉刚先生。他中等身材，面色红润，身穿浅灰色小格子西服，系着深蓝底色鑲有红条的领带。他仪表堂堂，眼睛炯炯有神，因此，过去上海老朋友都称他为“银行界梅兰芳”。

　　看到放在墙边的一艘船模，便问：“包先生，这是不是你的那条‘金安号’轮船？”他十分高兴地说：“是的。这就是我在1955年用77万美元买下的第一条船。现在看起来很破旧啦。它是1927年建造的烧煤船，船龄27年，载重量只有8700吨。”他兴奋地谈到了经营航运业中的心得，也谈到了与内地合作的期许。当时，他已经与中国船舶工业公司、中国租船公司、香港汇丰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合资，成立了国际联合船舶投资公司。实际上是内地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在此之前，1976年3月8日，美国《新闻周刊》以他的照片作封面，标题是“海上之王”，从此他有了“世界船王”的称号。在采访中，当谈到与内地的合作时，包玉刚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许多事情有待改进。他非常关心与国内新建的合资船舶投资公司，经常打电话询问情况。他说：“有时候，为了办一件事打电报到北京，三五天也没有答复，我们急得火烧眉毛，又挂长途电话，一问才知道办事的人出差去了。走了一个人，就办不成事，实在是个大问题。”

　　我将当时和包玉刚先生的谈话内容整理择要，在1980年12月4日的《北京晚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世界船王谈效率》的专访。这是第一篇公开在国内发表的有关包玉刚的专题报道。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包玉刚是邓小平接见最多的一个海外华人，共15次。《年谱》披露的最早一次是1981年7月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名誉主席包兆龙、主席包玉刚一行。当天晚上，包兆龙、包玉刚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举行宴会，邀请廖承志、谷牧等领导出席。包玉刚也给我发了请柬。在宴会开始前，我又抓紧时间对他进行短暂的采访（下图）。

　　席间，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前来敬酒。包玉刚把我介绍给他说： “这是小庄，新华社记者，也是阿拉宁波人”。包兆龙问我家住哪里，我回答说是镇海庄市，并讲了老家的一些情况。他非常高兴：“我们是同乡啊！你阿爷（祖父）在庄市老街，我认识，有你这个孙子，他好福气啊！”

　　包玉刚是邓小平接见次数最多的香港企业家，仅1981年内，7月和12月，就两次接见。几乎包玉刚每次到北京，邓小平都要见他，1989年初邓小平家人还和包玉刚家人一起聚会。邓小平深思熟虑，目光长远，他要通过包玉刚动员香港上海帮（大多是宁波籍）企业家到内地来投资。

　　1985年10月，海洋出版社找我编写一本关于包玉刚先生的书，我就把有关包玉刚的报道以及包玉刚公开发表的言论汇集成册。此书名为《环球航运家包玉刚》，书名由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题写。

　　第二次印象深刻的采访是1986年4月22日，包玉刚来北京参加宁波开发协调会议。我前往北京饭店采访。他只穿着一件浅蓝色运动衫。采访长达两个小时，主要是探讨环球航运集团转型。包玉刚详谈了他将单一航运业转向多元化发展的想法。这些想法也在他后期收购九龙仓和会德丰的一系列经营战略中得到印证。我在《经济参考报》上以“愿你一帆风顺”为题发表了此次专访。

　　他告诉我，1980年以来，环球航运集团的船队减少了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是签了租约而租期未满，有待陆续处理。他说：“我开始做船生意时，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船是运输工具，没有货物，船的价值就成了问题。石油危机爆发后，油轮变化很大，导致运输减少。事实证明我的决策是正确的。”他又说：“既然航运业发生了变化，我的投资当然不能集中在一个方向上，就应当适当分散经营。”他几次强调，搞航运如船租不出去，搞地产如房子卖不出去或租不出去，就是负担，没有任何价值。

　　1986年10月，我受邀陪同卢绪章（时任国务院宁波开发协调小组顾问）参加了宁波大学的开学仪式。那天，我结识了浙江著名摄影师葛卫卫。后来，由葛卫卫负责收集包玉刚的照片素材，我负责撰写包玉刚的文字材料，出版了《包玉刚画册》。该画册由邓小平同志题写书名，我写了前言，题为“长风破浪会有时——世界船王包玉刚的足迹”。邓小平为一本画册题写书名，对他来说这是唯一的一次，可谓不同凡响，意义非同寻常。如果说他为“兆龙饭店”和“宁波大学”题名，是肯定包玉刚为发展国家旅游业和教育业作出的贡献，为《包玉刚画册》题写书名，就是对包玉刚个人事业和成就的评价。

　　后来，包玉刚访问北京，我和葛卫卫前往兆龙饭店向他汇报《包玉刚画册》编辑出版的进展情况，包玉刚先生非常高兴。这次会见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包玉刚先生。遗憾的是，在1991年9月，正当《包玉刚画册》付印之时，包玉刚先生与世长辞的消息传来。这位热忱的宁波籍爱国者未能亲眼看到这本由他亲自审定的画册（下图是庄凯勋将画册赠送给包玉刚长女包陪庆时的合影）。

　　第三次与包玉刚长谈是在1988年3月。我至今保存着他亲笔修改的记录稿。那次，我去会德丰大厦24层拜访了包玉刚（下图），包玉刚第一次向我透露了他的后事安排。他说，今天的中国，比起解放前的旧中国，有很大的进步。还要继续改革开放。“我特别佩服邓小平，他不但能把握大方向，而且高瞻远瞩，对形势看得十分清楚。握大权的人，上了年纪如不退休，影响非同小可。我也是这样，现在退居二线，趁我还健康，我还可以主动计划，等到身体有问题就被动了，把船队、地产等等业务交给女婿去干。自然发展规律，人总归要老的，要死的。现在，他们遇到一些大问题，还要找我商量，不找我商量也可以。下一代有他们的奋斗前途、文化水准，生活习惯。可能经验少些，但接触多了自然会多起来的，要相信他们。香港有不少富豪，开始很阔气，后来垮下来了。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要引以为戒，实实在在去干事业”。1989年6月，他正式宣布退休。航运业的重担交给苏海文（大女婿），苏海文退休后交由其子苏包文刚打理；继承会德丰和九龙仓的吴光正（二女婿）现在也退居二线，于2013年11月将会德丰主席一职交予儿子吴宗权。采访后，我在《经济参考》报上发表了《人才是关键，教育是根底——世界船王包玉刚一席谈》，并发了新华社通稿。

　　包玉刚对宁波改革开放作出了无法替代的贡献。他热爱宁波，关心宁波，充满了故乡情怀。他认为，宁波要发展，城市地位要提高。1986年4月17日，借着国务院聘请他担任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顾问的良机，对国务院领导转达了宁波成为计划单列市的想法。1986年12月2日，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南海会见包玉刚时，问起了宁波的情况。包玉刚马上表示，宁波要加快发展，需要赋予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胡耀邦表示，宁波单列没有问题。经过多方努力，最后国务院正式作出了宁波市实行计划单列的决定。显然，这是宁波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关于香港回归，我想补充的是，包玉刚是从邓小平那里透彻地了解中方立场后，采取了促进双方沟通的方式，为香港回归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政府宣布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不少港人惊慌失措，对香港前景没有信心。此时包玉刚却大刀阔斧从英资洋行手中收购九龙仓（1980年）和会德丰（1985年），并带动一大批香港商界人士坚守香港，发展香港。他多次会见邓小平并了解邓小平要恢复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坚定意志。为此，在赴英国出差时，包玉刚几次向撒切尔夫人传话，还请她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参加“世谊号”下水仪式，增进对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了解。“百闻不如一见”，这是他经常讲的中国老话，他希望国外政要到中国多走走，多看看，实地了解中国，不要对那些抹黑中国的言论偏听偏信。原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陈先对我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件的解密，包玉刚对香港回归的贡献，将有更多的材料问世。当包玉刚去世消息传来，邓小平在唁电中称赞他“热心祖国建设，为实现‘一国两制’身体力行，功在国家。”为这位有国际影响力的香港企业家作了最后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