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志愿者向养犬人士讲解小铲结合粪便收集袋的使用方法。

　　编者按：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中最基础的环节，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市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期间，部分市政协委员在“基层治理”联组专题协商交流会上，从垃圾分类、车棚出租、狗患扰民、“司法黄牛”等社会上关心的热门话题出发，与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专题协商交流，针砭时弊指出问题，畅所欲言提出建议，为加强基层治理、提升群众获得感踊跃发表真知灼见。

　　尝尽人生百味，方知人间冷暖。从街头巷尾到百姓人家，从衣食住行到治安物业，生活中那些看似鸡毛蒜皮的事情，却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事。

　　正所谓“群众利益无小事”，基层治理水平高低，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那么，基层治理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呢？市政协委员们各揣良方，建言不倦。

　　民生“小事”必须“大办”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做得怎么样，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和尺度之一。但这项已经持续几年的工作实际效果依然难以令人满意。

　　“生活垃圾的源头分类质量不理想，实际执行率比较低。”市政协委员冯国铭说。“生活垃圾分类是必然趋势，但现实情况是上面热、下面冷、中间断，真正分的很少，放的垃圾桶晒破的比用破的多。”市政协委员奕建萍说。委员们道出了大实话。

　　生活垃圾分类是一场需要全民积极参与的大行动。“各级各部门要在工作思路上有所调整，从实际出发把关注点从‘收集覆盖面’转到‘实际分类率’上来，集中人力财力，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扎实推进巩固。”冯国铭委员建议，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动员党政干部和党员率先垂范，调动退休干部、楼道长、墙门组长、志愿者的积极性，通过入户指导、桶边督导等方式，引导自觉分类、精准分类。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分类”的要求，做到源头减量，出台绿色包装、净菜进城、限制一次性用品等制度，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和公共场所垃圾强制分类，解决区县(市)焚烧设施建设进度滞后、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缺乏等问题。奕建萍委员建议，探索建立生活垃圾有偿服务机制，进一步激发老百姓的分类热情。

　　与生活垃圾分类这件民生“小事”一样，狗扰民也是居民生活中的一件烦心事。这不，小区半夜狗叫、大型犬小区扑孩童、保安被流浪狗咬后死亡……各种狗伤人、狗扰民新闻在手机推送中频繁出现，常有人慨叹：狗狗虽小，狗患事大啊。

　　市政协委员吴道涛一针见血指出，近年来因狗引发的事件逐年增多，主要原因在于限养规定滞后、执法力度不够、市民意识不强等。这些问题不解决，狗患难除。

　　“对狗的管理，实际上是对养狗者的管理。”吴道涛委员建议，要尽快修订养狗管理规定，科学合理设定养狗范围区域、限养种类、部门职能分工等，通过取消养狗资格、追究刑事责任等，加大违法处罚力度，并强制购买第三者责任险。要加大监管力度，为每只狗植入“电子身份证”，坚决依法查处违反规定不文明养狗的行为，严重违法的纳入个人诚信档案；科学配备宠物无害化处理装置、收容救助站等基础设施，加强收容处置工作。要探索犬类疫苗防控新模式，逐步推行犬类管理兽用疫苗防控模式，降低疫苗成本，并理顺免疫部门职能，建立兽用疫苗长效管理和使用机制。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鼓励开办宠物学校，引导动物权益保护组织参与管理，支持爱狗人士自行成立或协助管理宠物救助站等。

　　春节前刚有所好转的车棚车库住人问题，随着节后“返工潮”到来出现反弹。这个问题为何治理那么难？“原因在于企业职工租房难。”市政协委员郑有武一语道破“玄机”。

　　近年来，我市企业用工数量十分庞大，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所带来的最直接问题是：他们住哪里？一般来说，外来务工人员首选之地往往是房租相对低的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但是随着旧城改造加快和城市化不断推进，城中村的数量逐渐减少，城乡接合部也不断远离中心，外来务工人员能租住的便宜房屋越来越少。于是，车棚车库出租住人，一套商品房分隔开来供人群租等情况越演越烈，带来不少安全隐患。

　　针对这种情况，郑有武委员认为，解决问题要堵和疏两手抓，在打击、整治车库住人、非法群租等行为同时，要建设更多适合外来务工人员需求的房子。他建议，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专业企业参与公租房和廉租房建设，借鉴杭州湾新区、奉化、宁海等地试点经验，通过政府、企业、工业园区三方合力解决职工租房困难。要发展引进龙头型专业住房租赁公司，整治群租乱象。要扶持企业建造职工宿舍，尽快提高我市工业用地生活设施配套率，并对老企业用地减绿增容，对企业建造职工宿舍给予快速审批和适当资金补助，切实解决企业内部职工住房问题。

　　住宅小区停车费涨价谁说了算？市政协委员李风反映，目前住宅小区停车费涨价问题突出。虽然根据《宁波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停车位租金实行市场调节，但物业公司瞄准停车位是稀缺资源纷纷涨价合理吗？不合理！原因何在？李风委员抛出了问题，也给出了她的答案。决定停车位租金是否涨价的主体应该是代表业主行使相关权利的业委会，但现实中业委会由于人员变动大，而失去话语权，这是导致涨价的根本原因。

　　李风委员建议，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业委会的培训，给予更多监督权利，并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请专业审计公司每年按比例随机抽查小区物业收费和停车收费情况，并公布结果。同时，住建、城管部门应针对我市一半汽车实际没有停车位的现状，统一小区和主要道路两旁退红空间标准，进行精细化管理，增设停车位。

　　“城里孩子有青少年宫，农村孩子接受校外教育阵地缺乏，城乡极不平衡。”长期从事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的市政协委员潘建亮对城乡普惠性校外教育发展不均衡情况提出了看法和建议。他说，虽然各级青少年宫长期开展“流动少年宫”活动，但对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常态化服务。

　　潘建亮委员建议，要加大对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与发展的统筹力度，不断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从中心乡镇向偏远村小延伸，并充分利用学校阵地开展校外教学活动服务。要科学建立校外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框架体系，充分发挥市区两级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作用，统筹各方力量、整合有效资源，推进校外教育城乡一体化建设。要完善乡村学校少年宫相关服务保障，坚持校外教育公益性质，确保政策、财力、规划到位，明确教师发展成长等工作机制，并将青少年宫建设纳入中心镇(卫星镇)公共文化体系基础建设。

　　志愿者开展“分类垃圾绿色兑换”活动，市民可以用过期药品、饮料瓶、旧报纸等分类垃圾，兑换绿色植物和分类垃圾袋。

　　基层治理呼唤“绣花”功夫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此话推而广之，在基层治理中同样要有“绣花”般精细的功夫。

　　近年来，我市在基层治理中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如源自象山的“村民说事”、余姚的“小板凳”工作法、慈溪的“圆桌夜谈”等，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大力发扬基层民主，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把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小事”做深做实做细，展现“绣花”功夫，让群众有获得感，受到群众普遍赞誉。

　　“余姚市泗门镇谢家路村‘小板凳’工作法取得了较好的实效，收到群众建议意见从2009年的321条减少到2018年的24条。”奕建萍委员用一组数据对比来说明基层治理的成效。但她同时指出，在城乡一体化快速推进、农村基层社会形态和群众利益诉求发生深刻变化的趋势下，村级治理面临一些亟待上级部门支持解决的问题，如一些普通证件申领、事项办理，还比较麻烦，难以实现“最多跑一次”。她建议，选择一些基础较好的村开展“一证通办”改革试点，梳理“残疾证申领”“身份证、独生子女证、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医保卡补领”等一批村级可办事项，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基层延伸，真正让“最多跑一次”升级为“就近跑一次”“高效跑一次”。

　　农村治理盼改革，城市社区治理也呼唤创新。“我市基层社区治理存在多元主体参与尚未形成、社工专业能力不强的问题，造成社区行政化日益严重，社工不堪重负且积极性不高，政府成本上升但居民满意度并未提升的情况。”市政协委员陈海英针对城市社区治理的“症状”开出“药方”：借鉴目前一些社区由第三方承接居家养老服务的做法，将社区社工没空做、没能力做的相关公共事务通过购买服务或岗位的形式直接落地社区，让更多专业社会组织、企业来参与社区治理，激发社区活力。按照“专业分工、岗位融合”思路，引入专业社会工作项目，建立“一对一师徒制”督导培训制度，设计岗位薪酬激励等机制，提高社工专业能力和积极性。维持社区建设经费不变，以公开招投标方式，将整个社区服务由专业服务机构承接，鼓励有经验的社区负责人注册机构优先承接。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居民身边的“微型医院”，给居民小病小痛治疗提供了很大便利，也缓解了大医院人满为患现象。在中心内，有一些介于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医务社工，既是医生的助手、护士的伙伴、患者和家属的朋友，也是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合作者。可以说，中心的运营离不开医务社工，然而我市医务社工队伍还存在数量少、业务单一、定位模糊和专业性不足等问题。

　　市政协委员黎丽提出了解题“绣花三招”。“第一招”，落实《宁波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三年行动规划(2018-2020年)》，为医院增设医务社工部门和引进招录医务社工人才给予政策、资金等支持。“第二招”，内部挖潜，对医院现有护理人员开展基础医学知识、基本医疗政策、心理辅导技能、医务社工管理等专业培训，使其转型为医务社工，并开展考核管理，出台激励政策，调动医务社工积极性。“第三招”，在宁波大学医学院和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等有条件的高校增设相关专业，培养本土化医务社工人才。

　　把“绣花”功夫练足，基层治理难题自然迎刃而解。

　　丁安绘

　　以“法”为剑助力基层治理法治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新现象、新事物、新模式层出不穷，需要依法保障及时跟进。以新型用工方式为例，近年来网约车司机、送餐员、家政员、护工、私人厨师等“平台+个人”灵活用工、双重甚至多重劳动关系的新型用工方式大量涌现，各种劳动侵权纠纷多发。

　　“处理这类劳动侵权纠纷，首先必须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立起与劳动保障法规相补充的过错责任追究机制，研究建立共享经济等新业态的劳动标准体系。”市政协委员张益民坦言，新生事物的出现，离不开法律法规的呵护、保障。

　　张益民委员同时建议，要加大劳动监察力度，职能部门第一时间介入工伤事故，主动提供工伤鉴定和协调；建立和完善劳资纠纷法律援助机制，降低援助门槛。要扩大工会组织覆盖，创新形式集中抓好货车(网约车)驾驶员、快递员、送餐员、护理员、家政员、保安人员、电商平台及民宿行业从业人员“八大员”群体入会，并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推动完善行业工时、劳动保护等标准，共同维护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披着“消费金融”外衣的“套路贷”，已经臭名昭著。但是仍常有大学生深陷“套路贷”，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新闻出现。市政协委员徐建民建议，要规范放贷市场，“堵后门”“开前门”，支持正规金融机构、网贷、小贷公司经营个人小额贷款业务，简化手续、规范费用，鼓励和引导民众从正途借贷。要提高居民防范金融诈骗的意识和能力，加大联合宣传力度，发挥金融机构在金融普法方面的作用。要成立专门机构，建立协作机制，方便被侵害者登记、投诉，便于相关部门掌握信息、回应诉求。要充分运用信息技术，与网络平台合作，建立相关数据库，通过敏感词、图片分析等摸查线索，深入挖掘“套路贷”源头，及时堵截犯罪分子。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事案件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我市积极响应最高法院意见，推进家事案件审判方式改革，家事案件调解和撤诉率明显提升。在市政协委员程慧看来，成绩固然可喜，但目前存在的审判力量不足、相关部门参与积极性不高、合力不强等问题不容忽视。程慧委员建议，要在法院建立专门的家事审判部门或团队，选派具有丰富家事审判经验和社会阅历、沟通能力强的法官担任，并优化相关考核机制，保持队伍的相对稳定。要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家事纠纷调解，完善联席会议制度。要将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服务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目录，或将服务补贴经费、报酬纳入法院专项预算，允许法院在专项经费中列支，提高参与家事工作的积极性。

　　“近年来，在交通事故处理领域出现了‘司法黄牛’，以‘法律咨询’名义，打着‘代办鉴定’旗号，从事非法‘一条龙服务’，严重扰乱司法鉴定秩序、妨碍正常司法诉讼。”市政协委员张勤勇指出了“司法黄牛”这一存在已久的“顽疾”。他建议，要依托法律服务中心等设立交通事故领域行业性司法服务机构，建立受害人—服务机构—司法—理赔的合法维权链条。明确将“司法黄牛”定性为非法经营行为，市场监管局加强准入审批和监督管理，相关部门对非法经营行为及时处理，情节严重者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要建立司法鉴定质量综合评价和错鉴追究机制，按比例对司法鉴定机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及其内部人员进行抽查和综合评价,并建立“黑名单”制度，切断非法利益链。法院要加大对公民代理资格的审查力度，对查证属实的“黄牛”信息内部共享并提供给相关部门处理。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深化基层治理，为了让宁波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一起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宁波、幸福宁波，宁波市政协和市政协委员们依然砥砺前行、勇毅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