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了，全捐了。”3月10日下午，位于天长北路33号，占地面积约15平方米的“末名书店”清仓了，书店经营者陈建忠和杨向红坚守了19年的小书店最终卡在时间的齿轮上，停止了运作，他们决定将这批书悉数捐出，希望通过区文明办和黄岩慈善义工协会组织的读书义卖活动，让书香继续弥漫在每一个爱书者的心里。

　　这是黄岩街头“幸存”多年的一家民营书店，现今，这样的书店已是越来越少，它们的消失带走的不仅仅是书香，还有镌刻着地方特色的文化之魂和铭记历史人文的文化情怀。

　　繁华的街角，民营书店遍地开花

　　陈建忠夫妇经营的书店在城区的主街道天长北路上，20年前，这里是黄岩的“夜市”所在，鳞次栉比的商铺，琳琅满目的商品，熙熙攘攘的人群，热闹而繁华，堪称另一个白昼。“通宵的店铺可多了，特别是东禅桥头，人气旺得很，灯火通明。”陈建忠笑说，一入夜，劳动北路上往来的行人开始减少，晚上9点，青年路上几乎无人行走，所有的人都聚集到了天长北路。

　　那时，城市的交通路网还未四纵五横，人们的出行方式也大多依赖步行、自行车和公共汽车。每当夜幕降临，从四面八方来的流动摊贩不约而同抵达福民大楼，“抢占”楼下的人行道，长长的队伍一直排到草巷。一眼望去，两旁的人行道上尽是一个个约2米宽的摊位，每个摊位的背后留出一条小缝，供街面上的商铺经营，而马路中间，只留了路人行走和骑行的空间。

　　无疑，这是天长北路最兴盛的时期，也是众多商户眼中的“黄金地带”。1999年，从宁波一家单位“内退”后，赋闲在家，当过几年工人，干过装潢工作，也做过些许小生意的陈建忠机缘巧合盘下了33号门面，3月，他们决定在这里开一家书店，卖杂志、报纸和图书。

　　“要说书店，十只手指都数不过来，电大路上有两家，九峰路上也有两家，青年路还有两三家，再加上夜市上的流动书摊，前后后不下二十家。”那一年，黄岩街头的民营书店已呈现出花开遍地的姿态。在杨向红的记忆中，单单在夜市摆摊的流动书摊，一个晚上最少都能“消化”掉一百本《故事会》，而开在东禅巷的“莎莎书店”和“明星书店”则以“出租+零售”的经营模式颇受学生的青睐，每天晚上，出入东禅巷的自行车叮铃作响，就像是羊群在奔腾。

　　此时开书店似乎是一件“不太取巧”的决定，两人不是没有想过。“我们的生活都有最基础的保障。”陈建忠每个月有一份相对稳定的退休金，从黄岩一家罐头厂退休的杨向红也有一份自己的经济来源。同时，两人的亲眷还承包了当时邮电局的报刊门市部，对于货源他们充分信任。

　　新店初开，每天早上6点半前，陈建忠都会到书店开门。“清晨，附近吃早餐的人很多，有些人买完食饼筒，都会来店里捎一份报纸走。”白天他和妻子轮流“上班”，一直到晚上11点收摊。他认为，民营书店最鼎盛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一半，但是看书、读书、买书的人还有很多，尤其是热门的杂志，像《现代青年》《青年一代》《黄金时代》《少女杂志》等一经推出后，每期都能卖出一大叠。而在杨向红的印象里，武侠类小说的热潮过后，言情类的小说立马红了，《还珠格格》尤其风行，连带着《潮流志》《当代歌坛》等明星杂志都变得格外畅销。

　　一天内卖出一百份报纸，一天内营业额突破一千元

　　“哎，小心汤洒到书上。”“当心，别挤着了。”“仔细油渍，别滴到杂志上。”每天傍晚5点过后，书店的人流量逐渐增多，有特地来买书的市民，也有边吃小吃边看书打发时间的中老年人，可要说最热闹的时间段，那就是晚上的八九点钟后，附近黄岩中学的学生下晚自习。“先去逛小吃店，买贡丸汤、烤香肠、炸鸡翅，然后逛着逛着就进了店。”杨向红笑着向记者形容：门口的自行车都排到斑马线上了。男生偏爱体育类和电脑类的书，女生喜欢翻明星类的书籍。

　　那时，这家书店还没有正式的名字，书店门口也只有洋洋洒洒两个大字——书店。说起这事，陈建忠笑了：“黄岩中学的学生每每说起书店，都说这是一家没有名字的书店。”其实不然，书店有名字，叫“向红书店”，只不过夫妻俩请人写名字时，那人只写了书店两个字。一时间，倒也没人在意，直到学生们说起书店名字时，陈建忠干脆起名“末名”，意思是一家没有名字的书店。

　　开业头几年，“末名书店”的经营范围还非常有限，杂志是大头，其次是图书和报纸。“那会报纸不像现在品种多样，主要还是集中在《南方周末》《中国电视报》《参考消息》《环球时报》等。”杨向红说，后来他们代理零售《都市快报》，销售报纸的种类就更多了，店里堆积的报纸也在逐年累月中增加。

　　“我们一家卖出去的报纸比黄岩街上所有报亭卖出去的总量都要多。”2001年前后，从最初“浅尝辄止”只卖少量报纸的两人一跃成为报纸投递员、街边报刊亭的“仓库管理员”。“投递员投送的报纸丢了，来我这儿拿一份。报刊亭的报纸不够卖了，来我这边取几份。”那时，“末名书店”最好的业绩的是：一天内卖出一百份《都市快报》；最好的营业额是：一天内突破一千元。

　　好时光持续了多年后，陈建忠夫妇因一本中篇小说专刊，开始了与温州一家图书批发商的合作，温州的图书比杭州的全面和丰富，时常还有港澳杂志刊印，看中了这一点，双方开始了多年的合作。每天，陈建忠都要去一趟黄岩西客站，在车站的行李房提货，每日一大包，日不间断。自然，两人也只在每年的正月初一休息一天，第二天又继续忙活。

　　按照设想，眼前书店的前景一如康庄大道般宽阔平坦，杨向红也曾想过将隔壁的门面盘下来，卖文具，拓展书店的副业。但此时，青年路“入驻”了两家颇有实力的书店，两口子也没想着赚钱，毕竟来日方长，便也继续守着，只要不亏本，赚得够交房租就好。

　　岁月变迁，最终留不住这片“绿洲”

　　都说寸金难买寸光阴，十多年的时间，除了岁月赐予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阅历和外貌变化外，一切都不复从前了，尽管“末名书店”还是那个15平方米的书店，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正逐渐“消失”于我们的生活中。

　　“就连巷子里八十多岁曾经卖《广东时报》的老伯都歇了业，学会了用电脑上网看新闻。”受网络时代的阅读冲击，这是颇让“末名书店”所在的民营书店无奈以及腹背受敌。此外，更有连年的房租上涨、利润降低以及社会环境的变迁，都让民营书店的经营变得困难重重。

　　“以前，人们没有电脑，也没有手机，很多新闻都是从报纸、杂志上获取的。”陈建忠还记得，有一年凌晨4点，他得知从杭州预定的《环球时报》已经发货，就到北门大桥头，他赶忙穿了衣服，去大桥头取货，当天清晨5点不到，书店一开门，就有顾客上门购买报纸。如今，有了电脑、手机，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丰富，看书、买书的人也少了。

　　随着网络和电子技术的发展，网络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购书的途径变得更加多元化，尤其是支付方式的成熟，读者的购书习惯早已从“跑腿购书”跨越到“手指消费”。这种心里落差，特别是在2010年后，街头多家民营书店相继停业后，陈建忠夫妇的感受最为明显。他说，日子最忙的时候，每天早上6点半，就要准时出现在书店里，取报纸、理报纸、拆报纸，紧接着送报纸。日报天天送，周报好些，一周送一次。在电瓶车还未普及的年代，他就踩着自行车，在后座挎上两个邮包，前车篮放上一包报纸，一家报亭一家报亭送，一个上午起码要跑30个地方。“最西边送到黄岩第三人民医院，最东边送到台州火车站。”多年里，风雨无阻的“投递员”身份，让他笑称，日子“苦”到脸上皱纹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邮包越来越旧，破洞越来越多。可从2013年后，他再也没有那种“脚不着地”的感觉。

　　“以前，《小说日报》最少都是二三十本起进货，从没进过10本以下，但在2014年后，这样的情形时常出现，像《知音》以前能卖100本，现在只能进个几本，放着‘试卖’。”杨向红说，这日子突然过不下去了。

　　2016年，在天长北路坚挺了17年的“末名书店”已经愈发“无力”，就像垂暮的老者，走不快，也走不动了。“老顾客都说，别关，再卖些日子吧。”因着夫妻俩的“迷糊”，觉得只要够交房租，就开着吧。于是，一开，又是一年。

　　今年3月，“末名书店”再也开不下去了。清仓那天，杨向红翻出了19年前进的图书，一本本泛着黄点的图书还散发着阵阵书香。“都是回忆呐！你看，这些冷门杂志不知道被我‘珍藏’了多少年。”在这个小书店里，鼎盛时期，杂志种类曾多达400种，如今临关门，杂志种类还剩下不少，图书亦是，越积越多，越积越旧，见证着民营书店的变迁。

　　(照片由叶骋和王敏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