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股”温岭始发

　　——记我国首家股份合作企业诞生

　　开栏的话:四十年弹指一挥,四十年岁月悠悠,四十年风云激荡。

　　从1978年到2018年,改革开放风雨兼程,花枝弥满。

　　台州湾畔,多少人和事,引领时代前行脚步,助推社会沧桑巨变。

　　这些人,也许身已远;那些事,早已成烟云。但,留下精神从头说,知往鉴今励后人。

　　从今起,台州日报全媒体开辟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栏“潮涌台州湾——改革开放看台州”,深入、深情、深邃采写记录曾经的风云人物、标杆事件,立体呈现、精准提炼台州路径、台州精神,为下一个四十年台州发展行稳致远垒筑基石。

　　日前,位于温岭市泽国镇的台州宝利特鞋业有限公司生产一厂里,一条近70米长的胶粘流水线正式投用。“新设备总投入100多万元,至少可提高效益10%、降低能耗10%。”据公司总经理助理张志雷介绍,历年来,公司不断投入资金,用于设备更新,“仅上半年,就投入200多万元。”

　　正是这家企业,在35年前率先摘掉社队企业的“红帽子”,成为全国首家股份制企业。

　　1983年1月15日,宝利特公司的前身温岭牧屿牧南工艺美术厂,领到了由温岭县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破天荒的是,企业性质被定为“社员联营集体”。这在“姓资姓社”还未消散,大多企业被冠以乡办、社办、队办等“红帽子”的时期是不可想象的,意味着温岭率先打破禁区,确认企业的性质为股份合作制。该执照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家有据可查、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营业执照。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为寻觅、探究这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源头和轨迹,记者专门采访了这家企业及其背后新旧体制“交割”过程中的亲历者。

　　从田头跨进市场的创业者

　　上世纪70年代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的吹拂下,体制坚冰开始消融,温岭民营经济的“种子”蠢蠢欲动,急待破土。

　　读过书的陈华根,是当时温岭15万责任田里富余劳力的典型代表,他们较早将目光转移到务工、经商、创办工业上,属于率先跨进市场经济门槛的一批人。“1966年高中毕业后就回家种地,找对象相亲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我们从土地里解放出来,造过手摇缝鞋机、当过开岩工、卖过面条,生活才慢慢好起来。”

　　有了“第一桶金”,陈华根尝试“钱生钱”,决定与同村村民王华森等人一起,筹资9000元合伙办企业。企业以印刷、工艺品制造为主要业务,起名为牧屿牧南工艺美术厂。为尽早挂牌,陈华根一开始准备把企业挂靠在牧南大队,以集体所有制的形式申办。

　　那个时候,温岭的工业受历史局限,仍然是重全民、轻集体。一些实质上为股份合作的企业,因为害怕成为被打击的投机倒把对象,都戴上了社办、队办等集体形式的“红帽子”,直到陈华根的这份企业申办报告遇到了陈心鹤。

　　敢于“摘帽”的生产股长

　　在温岭市区一条名为“曲院路”的小巷,记者见到了退休在家、现88岁高龄的陈心鹤。老先生拄着拐杖,精神矍铄,35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

　　“那是1982年12月22日的一个晌午,牧屿公社的陈华根和王华森带着一份报告来找我,他们想尽快以‘大队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把企业批下来,方便年后对外经营。”当年的陈心鹤52岁,是温岭县社队企业局生产股股长,负责企业审批环节,“那时要办企业,要先打申请报告到社队企业管理局审批,再报送至工商局核发营业执照。”

　　看完报告,陈心鹤觉得不对劲。“钱是他们出的,房子也是他们出的,跟公社、大队都没有关系,而企业却是大队集体所有。”老陈心里明白,这种不对等的产权关系,将给企业日后的发展埋下巨大隐患,“经营不善,钱亏了由他们自负;小赚问题也不大,没人眼红;要是赚了大钱,大队、社员都要分红,问题就来了。”

　　陈心鹤的顾虑,也是当年“红帽子”企业普遍面临的困境。“泽国有家企业经营效益好,却因大队、社员利益争执闹到法院,最后官司还输了。”把其中利害关系向两人挑明后,老陈大胆建议,既然是个人联合办企业,不如实事求是直接报批一家联户企业。

　　向社队企业局领导提出这个建议后,领导让陈心鹤跑一趟牧屿,征求公社的意见。陈心鹤回忆,当时,公社里正在开大会,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嘛,职权范围内,应该批就批。”公社书记跑出来,一听这事,二话没说答应了。

　　1982年12月28日,在温社企字(82)第74号文件《同意创办“温岭县城西缝纫机另件厂”企业的通知》中,温岭县社队企业局明确将温岭县牧屿牧南工艺美术厂等4家企业的性质,定为“社员联营集体”。

　　次年1月15日,凭着这张批文,温岭县工商局在尚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大胆突破工商登记上的禁区,首先为当时的牧屿公社牧南工艺美术厂核发了“社员联营集体”营业执照,企业性质被定为“自主生产、几个合伙、自负盈亏、联劳建办”。

　　为什么是温岭

　　为什么是温岭吃了“第一只螃蟹”?记者在档案馆层层叠叠的卷牍中,找到了蛛丝马迹。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开始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全国上下的经济形势随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根据资料记载,1979年,温岭县工业生产总值增长高达34%,至1980年,仍然出现“月月创历史最好水平”的现象,当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8.69%,其中轻纺工业增长20.4%,大大超过了重工业增长速度,比重也由1979年的69.1%,上升到1980年的75.47%。

　　轻工业生产的优先发展,对繁荣温岭的市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进一步滋润了民资的土壤。

　　另一方面,“解放思想”4个字正在打破人们头脑中的桎梏。根据1981年2月17日一份《继续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切实搞好经济调整和政治安定》的讲话稿,温岭当年进行了一项名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对许多企业实行财政包干,“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以此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在其后的经济工作中,这一思路被一以贯之。1984年,中共温岭县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时任县委书记胡岳在报告中提出,落后的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压抑了广大企业干部和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温岭要坚持贯彻中央决策,进一步放宽政策,解放生产力。“兴办乡镇企业,实行农民离土不离乡,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方针。我们要坚持集体、家庭、联营一起上的方针,兴办各种行业的乡镇企业。”

　　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诞生打开了“口子”,人们的热情愈发高涨。至1983年底,温岭先后批出200多家联户经营集体企业。第二年,温岭对原挂牌集体的企业开展“摘帽”,将这些企业称之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至1985年,全县已有“股份式经济”6553个,参加农户达36295户,入股资金总额5201.6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