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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小依：1956年出生，杭州人，1977年考入温州医科大学。现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校长活动委员会委员、昆士兰大学附属亚历山大公主医院与Laser Sight Center眼激光中心眼科医生。

　　发明宫颈癌疫苗的已故中国科学家、温州医科大学校友周健正是孙小依的丈夫。孙小依是宫颈癌疫苗发明人背后的女人，也正是她亲手合成了第一个HPV病毒样颗粒。他们夫妻也被网友誉为温医大最牛的“学霸”伉俪。

　　今年7月31日，宫颈癌疫苗（人乳头状瘤病毒HPV疫苗）在国内正式上市。

　　9月28日，孙小依来到母校温州医科大学，与五百多名师生分享她和校友丈夫的求学故事。此行，她接受记者专访，面对面讲述她的温州情缘。

　　记者：温州医科大学是您和周健老师的母校，你们是如何与医科大结缘的？

　　孙小依：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我还在富阳农村插队，信息、交通都很闭塞。一天突然收到了我高中老师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装着许多高考复习材料和一封信。信里提及高考恢复了，距离考试还有2个月，要我努力试一试。我记得当时向村支书求了好久，他才同意我去参加高考。

　　白天得干活不能请假，我就晚上复习，可那时没有灯，我就连买蜡烛的钱都没有。于是，我就用牙膏的铝皮、要来的柴油和棉线，自己做了一盏油灯，天天看书，那时脸都被熏得满脸黑灰。高考那天我早上2点起床，翻了两座山才赶到考场，最终如愿以偿。

　　当时高考填志愿，我就填了浙江大学、杭州大学，可是一个多月后却意外收到了温州医学院（今温州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为了周健的同届同学。周健那时在工厂做工，他父亲是医院院长，参加高考周健也选择了学医。

　　记者：当时您眼里的温州是什么样？母校又是什么样子？

　　孙小依：我和周健都是杭州人，但是因为在农村呆了那么多年，所以我对物质条件并不在乎，那时我刚到温州感觉还好。当时的温州医学院很小，学校在学院路上，旁边都是稻田。附近的农民在学校的前后门都挖了粪坑。

　　所以周健以前会说，温州医学院是全世界最小的医学院。但是他想让它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医学院。而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的学习氛围却很好，老师们都教得很认真，学生们都很好学，就连上厕所都拿着书看，每个人口袋里都装着英语手抄卡片，一刻都不肯放松。我们都一心想着，要把失去的学习时间补回来。

　　记者：周健老师那时在学校里是怎样的一个人？

　　孙小依：那时在学校里，周健很显眼，身高1.85米，性格风趣幽默，甚至可以说是顽皮。

　　记得那时，我们200名学生在一个大厅里上课，学校里为了让我们能吃到肉就养了猪。所以上课时经常会有小猪跑进我们上课的大厅。那时，每个学生脚边都会放着打水的热水瓶，周健竟然倒热水去烫小猪，可顽皮了。

　　另一方面，他又很聪明勤奋，他的学习成绩很好，尤其重视英语学习。每天早上上课前你都会看到他在操场上，用收音机（他买了无线电元器件，自己改装了一个收音机）听英语，周末更是步行去温州第一百货公司，跟着货架上的电视机学习英语。

　　同时，他也很有想法，那时当别人的愿望是当好医生，他却说想当科学家；当别人的愿望是去北京看看时，他就说以后要出国。那时每次他一说，大家就笑他，没想到他真的都做到了。

　　记者：您和周健老师是在这里相识相恋的，还被称作“模范情侣”，您可以告诉我们，你们当初是如何牵手的吗？

　　孙小依：那个年代，学校希望我们专心学业，所以我们当时都是偷偷谈恋爱。那时我和周健不同班，但是英语课时是同班。

　　一次我和同学坐船去买收音机，因为周健对电器很在行，所以也叫上了他。那条船很小，我不小心滑了一下差点落水，幸好周健抓住了我。可是当时我奇怪的是，他抓住我的手很久都没有放开。

　　几天之后，他把一张豆腐干大小的纸条放到我手上，上面写着：我们交往吧，我们不会影响学习的，我们比谁学习好。之后我们就谈恋爱，用家人来信的信封装上情书通信；蒸饭时让同学帮忙传条子；约定一个月只单独外出见一次面，时间晚了就翻墙回来。

　　记者：周健老师是如何发明宫颈癌疫苗的？听说在1991年，您亲手合成了第一个HPV病毒样颗粒？

　　孙小依：1985年博士在读期间，周健就跟随北京病毒所副所长谷淑燕开始作HPV研究，后来到剑桥大学的英国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ICRF)的肿瘤和病毒实验室，跟随国际HPV研究先驱Lionel Crawford教授做HPV研究。之后遇到伊恩·弗雷泽被邀请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一起深入研究HPV。

　　HPV是一个很小的病毒，直径45～55纳米，如何在体外培养这种病毒是当时科学界的一大难题。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眼科医生，但是后来他在剑桥需要助手，于是就叫我去帮他，没想到一帮就做了他8年助手。宫颈癌疫苗也是在我们手中诞生的。

　　记得一次饭后散步，他突然有个想法：把L1、L2(HPV晚期蛋白、病毒壳膜的主要构成成分)放到试管里加上一定条件，合成在一起，看看有没有结果？我记在手心，回实验室后，在他的指导下，我亲手进行试验。没想到一个月后第一个HPV病毒样颗粒出现了，合成竟然成功了。

　　而这个HPV病毒样颗粒其实就是疫苗。

　　记者：1999年，年仅42岁的周健在回国访问时突发疾病去世。在他病逝后，你是如何继续他热爱的事业？

　　孙小依：他病逝后，我整个人都垮了，但是我的婆婆鼓励我要坚强，孩子才十来岁，我也必须坚强起来。还有要好的朋友，包括温州医科大的同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那时，周健的科研工作，由我们的好朋友伊恩·弗雷泽在继续；我则从事眼科医生工作，工作之余利用一切时间完成他生前的一些心愿。其中就包括尽力帮助温州医科大学的发展。从90年代起，周健就帮助温州医科大学和昆士兰大学牵线搭桥，开展双方合作；那时他就会省吃俭用买HPV的研究设备、试剂寄到医科大来。

　　他走后，我想继续发挥这样的桥梁作用，在2013年我和儿子成立了“周健基金会”，资金主要来自我、儿子和好朋友的出资，用于帮助温州医科大学有才华的博士前往昆士兰大学深造。我还是昆士兰大学校长活动委员会委员，促成两校的师生进一步交流互访。

　　记者：听说你私下经常会来温州，为什么你对医科大的感情特别深？

　　孙小依：温州人特别重感情，很有团结精神，我们温州医学院的校友也是这样，很有凝聚力，特别团结。我每次回来都觉得特别温暖。而且医科大也特别热情，我和周健有什么样的想法，只要和医科大一说，它都能落实得很好。所以我们也就更愿意把国际上的好项目对接到这里来。

　　记者：你接下来会与医科大有怎样的合作？

　　孙小依：我这次来温州，有几个计划要和医科大校方商量。一是我想做大“周健基金会”，让它能惠及中国所有地方的学子。我准备吸引美国默沙东公司注资，做大做强基金会，当然惠及第一站就是医科大。

　　二是想在医科大设立“周健实验室”，目前校方已经在准备场地了，细节要进一步协商。

　　记者：您怎么看待宫颈癌疫苗在国内上市？

　　孙小依：从2005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努力通过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方法推动宫颈癌疫苗进入中国。无论是领奖会、媒体采访，还是学者论坛、领导接见，我都会呼吁中国能用宫颈癌疫苗。

　　现在我终于如愿了，中国人发明的宫颈癌疫苗终于能造福我们自己的同胞，我真的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