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日，2017第三届中国PPP融资论坛在上海举行。财政部金融司司长、PPP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毅出席第三届中国PPP融资论坛并致辞。

　　王毅在发言中表示，PPP是一个好的机制。“为保证项目财务可持续性，当收费不足时，政府方可以给予一定的补贴，但绝不能通过保底承诺、回购安排、固定回报等方式承担兜底责任。”

　　从官网信息来看，这位原央行官员、曾在温州挂职的干部王毅应该是于2017年9月调任财政部的。

　　2017年10月9日，财政部金融司还召开专题会议学习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王毅作为金融司司长较为系统地报告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会议综合性文件的体会。

　　这位1970年出生的原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曾被中组部选派到浙江挂职，在2014年8月27日空降温州出任市委常委、副市长，挂职锻炼两年，分管金融、审计工作。

　　2014年，身负温州金改、丽水农村金改的浙江迎来一波“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官员的“空降潮”。与王毅同时挂职浙江的，还有原中国证监会云南监管局局长、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范辉出任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中国银监会团委副书记康华平出任舟山市委常委、副市长，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副行长徐子福出任丽水市委常委、副市长。

　　王毅到温州挂职的时候，离2012年3月28日温州金改获批已历时近2年半，金改进入深水区。2014年被定为温州金改的深化年，此时迎来一位具有央行背景的金融副市长，被外界解读为或有助于温州金改获得更多“顶层关怀”，因为中国人民银行是温州金改的中央部际牵头单位。

　　王毅任职温州之初，2014年9月末，温州不良贷款率是4.19%。如何维系金融稳定，成为关键，这是留给这位央行背景的副市长一个棘手的难题。被人大通过任职的次日，王毅首站调研温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时指出，当前首要任务是稳定地方金融。因区域性金融风波催生的温州金改，因为一些企业的资金链断裂，社会信用体系受到重创，银行业不良率高企，成为重灾区。化解风险，成为首要任务。

　　同时，王毅任期内，在前三年金融改革实现十一个‘全国率先’基础上，再增加四个先行先试的项目：温州民商银行正式开业、首创“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模式，乐清、瑞安成为全国首批农房抵押贷款试点地区以及设立全国首个地级市的资产管理公司“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而王毅牵头力促成立的“政府+银行”增信模式——温州市信保基金，借鉴了金融服务体系较为完善的台湾经验，在刚经历借贷风波的温州实践，更有解决小微融资担保链的样本意义，受到广泛关注。

　　王毅回京之际，2016年9月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降至3.13%，实现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双降”，备受关注。如今，截至2017年9月末，温州全市不良贷款率由2014年最高时的4.68%下降至2.17%，随着处置工作进一步推进，预计今年温州不良贷款率有望重新回到金融风波前的“1”水平。

　　王毅，祖籍湖北省南漳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1997年8月进入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工作，先后担任经济分析处副处长、处长。其间2006年9月至2007年8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访问学者。2010年6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2014年8月27日-2016年10月20日，任温州市委常委、副市长。

　　王毅：步子放稳一点，质量提高一点，希望PPP之树常青

　　很高兴今天出席第三届中国PPP融资论坛，感受PPP事业在中国的温度。

　　为什么中国要引入PPP，为什么PPP在中国能够发展壮大？经过了近40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财富有了很好的积累。刚刚闭幕的十九大，为我们描绘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的目标和战略规划。随着战略规划的实施，人民收入和社会财富将得到更快、更高的积累。与此同时，公共产品也需要有更大的投入。在这样的背景下，既有需求又有供给，PPP将供给和需求两端有机结合起来，给社会资本提供了分享未来中国增长与发展成果的广阔平台。

　　PPP是一个好的机制。要用好这个机制，必须注意：第一，政府方应该通过公开竞争程序，择优选择一个好的合作伙伴，让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第二，政府和合作伙伴一定要掏出真金白银，拿自有资本做资本金。第三，资本金之外可以去融资，但资金结构必须合理。第四，项目公司不能是一个纯粹的、只承担融资功能的特殊目的（SPV）公司，而应该是一个实实在在、能够提供长期运营服务、有效供给公共产品的实体公司。这个实体公司通过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获得合理的回报。第五，为保证项目财务可持续性，当收费不足时，政府方可以给予一定的补贴，但绝不能通过保底承诺、回购安排、固定回报等方式承担兜底责任。我们坚信，如果坚持规范运作，我国PPP事业就能健康发展，在完善国家治理结构、改善公共服务供给、拓展企业发展空间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经过4年的努力，我国PPP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截至目前，通过物有所值评估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纳入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的项目约7000个，投资规模超过10万亿，项目数量和规模增长很快。但是，与我国GDP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比，PPP发展的市场空间仍然很大。去年我国GDP约7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约59万亿；按照经济增长目标预测，今年我国GDP将超过80万亿，固定资产投资将超过65万亿。我国PPP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一个广阔的市场，一个好的机制，关键在于把机制用好，实现规范发展。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存在一些不规范的现象，需要给予足够重视。

　　地方政府方面，过于重视融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而轻视长效机制的塑造；过于重视短期投资效果，而轻视长期风险防范。有些地区出现了一哄而上、大干快上的苗头。同时，相关人员的操作经验和实践能力还有待提高，“两个论证”没有扎扎实实的开展，项目实施不够规范。

　　社会资本方面，注重短期利益而轻视长期运营，“项目建好就拿钱、项目落地就走人”。有的社会资本通过虚增工程造价赚取短期暴利。不少社会资本自有资金实力不足，“穿透”看资本金都是借款，“小马拉大车”。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难以分担长期的风险，PPP这个好的机制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中介组织方面，PPP刚刚起步，中介组织经验不足，对PPP相关法律、制度、税收等还在逐步熟悉的过程当中，“在干中学、边干边学”。中介市场缺乏行业自律和政府有效监管，服务水平还有待提高。

　　配套政策方面，上位法仍然缺失，社会资本方的选择方式、免于二次招标的前置程序等，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缺乏更高层面法律法规依据。财政支出责任监测体系仍不健全，10%红线硬性约束有待强化。如何完善税收政策避免重复征税，土地是实行“招拍挂”还是划拨，价格调整机制如何完善等问题，都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规范。

　　下一步怎么办？总体来看，当前干PPP的热情比较高，参与方很多，不同地方、层级都有参与。在顶层设计上，我们将从财政部的角度出发，立足财政职能，做好自己的事情，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和理念，实现四个转变：第一，从单纯关注项目落地数量，向关注项目规范性转变。第二，从重视增量项目，向更加重视存量项目转变。第三，从关注短期效益，向关注中长期效益转变。第四，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更好地推动我国企业以PPP模式“走出去”，支持“一带一路”发展。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完善顶层设计。在抓紧推进PPP立法的同时，要秉承物有所值原则，强化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加强PPP项目财政支出责任的监测，特别是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红线的硬性约束。在从宏观、中观层面，对财政整体承受能力进行监测和约束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强化对单个项目本身的评估。

　　第二，规范项目库管理。我们将组织开展项目库集中清理，对不具备条件，没有规范开展“两个论证”的项目，特别是不具备公共产品属性、资本金不到位或资本金穿透后不是自有资金、没有建立长期按效付费机制，以及过度依赖政府付费的项目，要予以剔除。

　　第三，适度强化奖补力度。在清理项目库的同时，我们积极鼓励支持好的、规范运作的项目。中央财政对符合条件的新建项目有“358”的奖励机制，对存量转型项目有2%的奖励机制。我们正在研究提高奖补强度，重点落实精准扶贫任务目标，对连片贫困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PPP项目给予更多的倾斜。

　　干好这些工作，要坚持“穿透管理、公开透明”的原则，一是要坚持并强化对资本金的管理。任何投资项目、任何金融活动，自己要投入一定的自有资金，再进行适度的融资，这是必须守住的底线。不能让政府的各种公共性基金作为资本金，更不要让社会资本用借款作为资本金，然后再用银行资金做运营。二是要加大信息披露力度。信息透明是最好的规范。今天论坛气氛热烈、温暖如春，身处会场，更深刻地感受到了PPP事业在中国的热度，我们更愿意清醒地、冷静地谈一谈规范运作的重要性。我们宁愿把步子放稳一点，把质量提高一点，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PPP之树在中国能够常青。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