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水畲族姑娘的民俗表演，吸引众多游客。乡村旅游已成浙江农民增收的“聚宝盆”。（资料照片） 李咸德 摄

　　浙江在线8月29日讯(浙江日报记者 郭庆　丁谨之　通讯员　杨叶勇)

　　编者按：有一道世界性难题，名为“消除贫困”；有一种浙江探索，已践行30多个春秋，写下闪亮答卷——在历届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的努力下，浙江已成为中国首个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全省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两万元，连续31年领跑全国各省区；浙江是中国城乡、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在你眼中，或许富饶繁华是浙江底色。其实，这个中国东部沿海的发达省份，也曾面对“群众脱贫”的难题。1978年，浙江省共有贫困人口1200多万，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36.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全面实现小康的大道上，浙江为何能领跑？脱贫致富，浙江有何高招？在G20杭州峰会召开之际，我们推出4个版主题报道，聚焦精准扶贫的浙江实践，从理念制度到百姓故事，向你展现这30多年来，浙江是如何利用制度创新优势，搭建起广泛的政策、观念、机遇舞台，积蓄起自力更生、不等不靠、自我发展无限的内生动力，让贫困地区的民众能够自我造血、自我创新。这些实践契合G20包容性增长的主题，也可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减贫带去借鉴。政府领跑，众志成城快速减贫的奇迹

　　“要把消除贫困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积极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今后5年，中国将帮助现有标准下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摘自《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

　　搬到龙泉市龙泉溪西侧的河阳公寓前，周世强家几代人一直生活在上垟镇源底村的大山里。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是源底村村民心头散不去的阴霾。作为典型的山区市，龙泉共有海拔800米以上的行政村88个。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落后，是致富增收的最大障碍。

　　“类似这种自然条件较恶劣地区，正是浙江扶贫开发的主阵地。”浙江省政府咨询委三农发展部部长顾益康说，不了解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自然禀赋，便无法了解浙江贫困的由来。

　　“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说。这说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既是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的根本目标，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30余年，让7亿多人摆脱贫困，世界银行称之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这让人不由发问：中国奇迹，由何而来？

　　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认为，带有强烈“政府主导”色彩的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扶贫模式，正是中国实现快速减贫的重要原因。

　　浙江，亦同此理。

　　2003年1月13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难点在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欠发达乡镇。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

　　随后，习近平同志又强调，“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些年来，浙江省委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动摇、不停步，不懈怠、不折腾，认真续写“八八战略”这篇大文章，推动包括扶贫在内的浙江各项事业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

　　统筹推动，纳入全局部署。浙江始终将扶贫开发放在重要位置，出台扶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先后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和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等一系列扶贫行动。

　　加大投入，落实要素保障。“十二五”时期，浙江省级财政每年拿出300亿元，支持淳安等26县发展民生事业、建设基础设施等。

　　深化改革，释放体制活力。随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进，浙江农民的土地变成了可入股的“活钱”，分红吹鼓了农民的钱袋；淳安等26县，告别了GDP总量考核，转而应答生态保护、居民增收等“考题”。

　　共同参与，社会合力扶贫。2000个省级扶贫重点村，迎来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226个单位的帮扶队；2004年起，30.5万农村工作指导员成了老乡们的“贴心人”，共争取了20多万个项目、100亿元扶持资金；民营企业家、华人华侨也来了，他们共建乡情公益基金，成立扶贫开发投融资公司。从2013年起，全省各界向欠发达地区扶贫捐赠近20亿元。

　　提速，提速，再提速。在扶贫开发的跑道上，浙江率先“撞线”。2015年，浙江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31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全面小康指数达到95％以上；2015年，浙江全面消除了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现象，成为全国第一个率先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省份。市场接棒，产业发力 共富共享的追求

　　“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根本出路……统筹推进包容和可持续工业化和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动力。”

　　——摘自《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

　　遥远的非洲大陆，肯尼亚女子特里萨获得了1000美元资助。这笔钱款，来自一个名为“直接给钱”的慈善组织，被其选中的家庭，每年可以无条件得到1000美元，且不限定花费方式。

　　常山县新昌乡黄塘村，年过花甲的村民郑土凤收到了村办旅游公司的入职通知。这份月薪2000元的工作，让她离开贫瘠的土地，甩掉了“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低收入农户”的“穷帽子”。

　　消除贫困，全世界正集思广益。邵峰，三农问题专家，这样归纳消除贫困的浙江实践：包容性的工业化城市化、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融入式的扶贫开发道路。“最与众不同的是，浙江农民正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动者、投资者、创业者、就业者和成功共享者。”他说。

　　相比简单给钱的“输血”式扶贫，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激活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促使其自我发展，可称为“造血”。毫无疑问，浙江选择了后者。

　　“推进扶贫开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好思路、好路子。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理清思路、完善规划、找准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国新时期的扶贫攻坚指明了方向。

　　扶持谁？2012年，浙江确定了4600元的省定扶贫标准，认定了低收入农户134万户、318万人，并为其建立“专属档案”。到2014年末，通过专项排查，全省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4600元的低收入农户还有21万户、43万人，他们正是浙江实现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目标的最困难群体。

　　精准制导，方能定点清除。摸清底数后，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又将市场机制纳入扶贫“战场”，走产业扶贫之路。

　　松阳县裕溪乡章山村，53岁的胡定虎和11户村民将老屋改造为外土内洋的特色民宿，仅去年一个国庆长假每人就赚得960元。机遇，源于2006年起松阳和余姚共同实施的山海协作工程——“百村发展促进计划”。民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就是章山村签下的帮扶项目。据统计，自2002年以来，全省共实施山海协作产业合作项目8980个，到位资金3033.8亿元，建成9个省级山海协作产业园，帮扶低收入群众实现增收25亿元。

　　产业帮扶，促使传统农业向特色农业转型。“十二五”期间，淳安等26县共建立农业产销对接基地797个。

　　家住龙游县沐尘畲族乡社里村的蓝菊梅，如今无需再为卖货奔波，“村淘”服务站帮她将自家大米、笋干销往远方。农村电子商务，成为浙江扶贫的另一条“蹊径”。

　　常山县芳村镇下猷阁村村民徐雨金，以土地入股县牛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每年增收约2000元。深化农村改革创新，被视为浙江扶贫、“普惠”的重要途径。2015年底，全省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完成率已达99.4%。

　　思路决定成效。1997年，浙江成为全国首个消除贫困县的省份；2002年，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乡镇的省份；2015年，浙江一次性摘掉26个欠发达县的“帽子”。全面改变，奔向未来 挖断穷根的决心

　　“保障弱势群体在内的每个人的受教育权利，提高教育质量，保障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实施最低社会保护，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完善基本医疗服务制度，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维护每个人的生存尊严。”

　　——摘自《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

　　“消除贫困，最根本的是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因此，教育十分关键。”长年从事扶贫研究的顾益康说。

　　从2013年起，浙江省扶贫办、省教育厅、省人力社保厅联合26县为“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低收入农户”（含低保户），且其家庭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每生一次性给予3000元的助学补助（包括顶岗实习）。

　　改变，着眼未来，激发内生动力。改变，也关注当下，力求“对症下药”。

　　“易地搬迁，为农民增收创造更优条件，又可缓解原居住地人口与生态资源的矛盾。”邵峰告诉记者，浙江正实施“小县大城、内聚外迁”战略，以实现易地脱贫奔小康目标。目前，浙江省财政补助标准已提高到每人8400元。“十二五”期间，共完成农民易地搬迁7.91万户、26.35万人，完成投资158.1亿元。

　　“搬得下”，也要“稳得住”“富得起”。于是，“来料加工”在浙江农村遍地开花。农民足不出户，就能让致富的梦想照进现实。数据显示，来料加工在浙江易地搬迁小区和扶贫重点村的覆盖率已近90%，从事人数达105万人，人均年加工费收入超8000元。

　　来料加工让“时时处处无闲人”成为可能，但丧失劳动力的弱势群体，又该如何脱贫？——政策制度来兜底！

　　1996年，浙江在全国率先推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14年颁布《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建立健全完整的社会救助制度；2015年，浙江农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20元，所有县的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4600元以上，实现保基本、保民生。

　　减贫增收，是长期课题。

　　“十三五”时期，浙江将建立健全“消除4600”成果巩固机制，确保贫困现象不反复。同时，将重心转到帮扶低收入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及加强农村公共服务、民生基础设施建设上。

　　翻篇归零，浙江再度出发。曾经走过的扶贫路，闪耀着智慧之光。

　　在浙江，这里出产的商品看似小，却生成了可供农民转移就业的大产业；这里企业的初始状态很小，却形成了可供农民投资创业的大集群；这里曾经的专业批发市场很小，却拓展出了全球的大市场……

　　30多年来，在“小”与“大”的促进与转化中，浙江约有700多万普通农业劳动者，变身为现代产业的投资经营者；上千万的传统农业生产者，演变为现代产业的就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