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8月29日讯 8月22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历时两年完成的《2016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指出，以“人类发展指数”为依据，中国已成为“高水平人类发展国家”。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约6.6亿中国农村人口脱贫。

　　浙江是中国首个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2015年，全省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两万元，连续31年领跑全国各省区，是中国城乡、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的奇迹；浙江，则是这一奇迹的闪亮之星。记者日前专访了3位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请他们解读富有浙江特色的扶贫开发经验。

　　省政府咨询委三农发展部部长顾益康——

　　精准脱贫之后是精准小康

　　记者 丁谨之

　　2015年全省26个欠发达县摘帽后，省政府咨询委三农发展部部长、省农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顾益康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从精准脱贫到精准小康，是我们的目标。”他说。

　　顾益康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省出台的众多与“三农”有关的重大政策、措施制定，以及农业法和多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浙江乃至全国许多重大涉农政策，都闪烁着他的智慧火花。

　　日前在接受专访时，他告诉记者，省政府咨询委已立题对这些摘帽县的发展进行跟踪研究。“大力发展生态美丽经济。”顾益康认为，这是新时期帮助浙江农民增收的良策。省政府咨询委三农发展部部长顾益康——精准脱贫之后是精准小康本报记者 丁谨之

　　记者：浙江在全国率先高标准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后，接下来您的关注重点是什么？

　　顾益康：摘帽后，26个重点山区县，仍是省政府咨询委下阶段的研究重点。“十二五”期间，这些山区县走上了一条产业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科学赶超之路，成功摘除了欠发达县的帽子。但对标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这26个县依旧有短板：农民收入总体偏低，县财政收入总量偏少，农村建设历史欠账较多，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总体不高。

　　持续关注这26个县，是为实现从精准脱贫到精准小康，进一步扩大绿色发展成果，通过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提出、倡导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以建设绿色浙江大屏障、清洁安全大水源、全域美丽大景区、生态经济大高地、幸福生活大家园和山区小康大样板为目标，进一步找准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主抓手，强化原动力、开创新境界。

　　记者：这26个县的发展能为山区绿色发展提供哪些经验？

　　顾益康：主要有以下几条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坚持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建设互促共进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机制，坚持把小县大城、小城镇发展与下山脱贫、异地搬迁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抓手，推动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快速改变城乡面貌。

　　坚持生态环境整治与生态经济发展互促共进，致力于发挥生态优势，把生态经济确立为山区支柱产业，从严把握招商引资的环保门槛，打造绿色产业集聚地。

　　坚持协调推进第三产业加快发展和一二产业转型发展，呈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好势头。目前，第三产业已成为这些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26个县中，一半以上的县三产比重已超过二产，许多县都实施了退二进三，把生态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加以培育，同时推动农旅、商旅、工旅结合，使现代服务业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

　　坚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绿色发展的强大引擎，构筑城乡互联互通的生态富民大平台。一手抓农民进城创业就业、回乡创业就业，一手抓市民上山下乡的投资创业。

　　坚持协调运用好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在转型发展中的主导引领作用。政府注重创造绿色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生产坏境和生活环境，运用经济政策引导企业转向绿色发展，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的奖罚制度，引导企业发展走上生态富民的绿色发展轨道。

　　记者：您认为在下阶段26个县如何加速实现精准小康？

　　顾益康：这些地区应更坚定地走绿色发展生态富民之路，继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寻找加快转型的实现路径、载体和抓手，不断增强动力。进一步发挥县内生态资源优势，把生态美丽经济培育成富民强县的大产业。

　　在此过程中，需加大环境整治力度，统筹规划，努力打造美丽县域升级版，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以推进山区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发展“生态+”美丽经济，使其成为实现低收入农户从精准脱贫到精准小康跨越的产业支撑。

　　同时，深化城乡一体化建设，依托“绿水青山”开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深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构建城乡一体的资源要素新市场；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生态文明的新规制。

　　另外，凝聚全社会合力帮扶，如加强资金投入保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强化科技人才保障，继续推进科技人才结对帮扶；构建能全面评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水平、质量和绩效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形成比较科学和可操作的绿色发展、绿色GDP和幸福民生的新型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执行院长王文——

　　浙江减贫经验值得世界分享

　　记者　黄宏

　　过去的30多年，中国为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浙江的表现令人注目。G20杭州峰会将至，这一话题更为人们所关注。浙江乃至中国的扶贫实践，可以为全球扶贫提供什么样的借鉴？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执行院长王文，是今年5月17日习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10位受邀发言的专家之一。日前，记者就扶贫这一话题，专访了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执行院长王文——浙江减贫经验值得世界分享本报记者　黄 宏

　　成绩斐然——

　　消减贫困减少文盲

　　最近这几天，王文正在坦桑尼亚、肯尼亚调研，对比非洲和中国的发展现状，王文感慨很多：“30多年前，中国的发展状况还不如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但现在中国和肯尼亚已经完全是两种情况了。非洲人民最感兴趣的中国方案是如何提升贫困人口的自谋求生能力。”

　　王文说，对全球而言，中国的发展，最耀眼的一个成就是减少贫困人口。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已成功使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

　　他认为，在减少贫困人口的过程中，中国同时也减少了文盲率，这在全世界很少有人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讲，为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实实在在地作出了贡献。”他说。

　　王文说，目前中国还在持续为全世界的减贫作贡献，其中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为实现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而努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有17个目标，169项具体目标，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到减贫。“联合国希望2030年之前，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极端贫困。中国政府也提出到2020年农村7000万贫困人口脱贫、所有重点县全部减贫摘帽的目标。”

　　“实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是本次G20杭州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王文认为，对世界的发展而言，减贫思路和做法是中国值得让其他国家借鉴的。

　　授人以渔——

　　浙江经验值得借鉴

　　“浙江是中国减贫情况最好的省份之一。”王文高度评价了浙江的扶贫工作，他说，浙江资源条件其实并不占优势，交通状况、地理条件也很一般，浙江人却敢为人先，在扶贫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是浙江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取得的成就。”他认为，浙江人的学习能力特别强，创新能力特别强，这是浙江向全世界能够打出去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也为解决贫困问题的中国方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例。

　　王文认为，浙江扶贫工作最大的一个优越性，是政府和市场之间“无缝对接”，政府和社会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衬。“减贫，不只是给贫困人口资金，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培训，帮助贫困人口转变理念、提高技能等，真正实现‘授人以渔’。”他认为，这是浙江乃至全中国扶贫工作很重要的一个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是世界减贫工作的先行者、主导者、示范者，为世界的减贫工作树立了一个标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方案参考。

　　“我在非洲调研时，有很多人问，中国到底在过去的30多年是怎么减贫的，中国发展经验如何，中国是怎样通过发展教育，提升贫困人口的技能，使其脱离贫困的。”王文说，“只有不断提升贫困人口自谋求生的能力，才能为脱离贫困提供可持续的动力。如果只是给他们一些钱，公益性地给他们一些优惠条件及物质条件的改善，只能短期改善其生活状况，并不能带来长期的改善。在这方面，中国方案可以为全世界提供减贫问题的解决之道。”

　　三农问题专家邵峰——

　　城市化进程中的融入式扶贫

　　记者　丁谨之

　　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放眼世界，工业化、城市化既带来了经济社会发展，又可能导致贫富分化。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处理好减贫的问题？三农问题专家邵峰给出了浙江探索——城市化进程中的融入式扶贫。

　　“浙江扶贫开发的实践，最与众不同的是农民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动者、投资者、创业者、就业者和成果共享者。”邵峰说，浙江实践令他坚信：“‘贫困城市化’是可以被阻断的。”三农问题专家邵峰——城市化进程中的融入式扶贫本报记者　丁谨之

　　记者：为让农民融入城市化，浙江释放了哪些政策红利，来帮助他们提高收入、共同致富？

　　邵峰：浙江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与众不同，具有独特的包容性。

　　为让农民融入城市化，浙江创造了一系列有利条件：以生活日用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的小商品生产，成为农民就业、创业的首选领域；一些产业通过服务外包，将部分环节或零配件生产分散到农村发展来料加工，带动扶贫开发；以小企业为主的组织形式，为资本稀缺的农民投资创业提供有利选择；政府主导兴办的专业批发市场，为小企业提供公共营销平台；以发展县城和小城镇为主的“网络式”城市化路子，为农民创业就业、集聚落户提供更优场所；股份合作制促进有限资本的联合，组建农民合作社并联合发展，以适应现代化农业的发展需求；面对农村创业日益增加的机遇，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政策的激励下，创办的资金互助组织，支持了大批农民创业发展。

　　记者：针对工业化、城市化中期开始出现的城乡、区域差异扩大问题，浙江如何用政策制度为扶贫“兜底”？

　　邵峰：率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浙江阻断“贫困城市化”的重要保障。浙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以社会保障、社会事业、公共设施为主要内容，以公共财政为主要支撑，以地区间、城乡间和群体间的居民享有机会均等、享受结果大体相等为基本导向，建立健全制度，不断扩大覆盖，让全体居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公平分享现代化成果。

　　不断健全的社会救助体系，保障了浙江城乡困难群体享有基本物质生活和基本社会参与的权利，也推动消除了“贫困城市化”现象；职工社会保险体系保障了省外流入农民工平等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权利，阻断了进入城市就业的省内外人员因失业而导致“贫困城市化”；农村社会保险体系有效缓解了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民的看病难、看病贵和养老难问题；城乡就业服务体系使得在浙江有就业愿望的省内外劳动力都能得到便捷、优质的就业服务。

　　为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浙江建立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体系，基本形成城乡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均衡发展格局；为减少因病致贫，浙江实施“农民健康工程”，为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提供每两年1次的免费健康体检，并建立农民健康档案，建立城乡一体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同时，大力推进公共设施体系建设，实现公路、自来水、邮站、电话、宽带等“村村通”。

　　记者：消除绝对贫困后，如何继续帮扶相对贫困者？

　　邵峰：帮助相对贫困者增强融入工业化、城市化的能力，是浙江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后的一项任务。

　　持续推进农民异地搬迁，开展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扩大青壮年农民转移就业和中老年农民在家门口充分就业；支持农民创业发展，特别针对低收入人口年龄偏大、素质偏低、能力偏弱、积累偏少的特点，广泛采用股份合作制，推进能人带动下的合作创业，让更多低收入农户成为合作创业者、拥有按股分红的收入；实施区域扶持，以支持增加农民收入、提升民生水平、保护生态环境、增强内生功能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