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　白唐

　　浙江在线北京1月17日讯 由民间组织“工友之家”主创的打工春晚，迄今已举办六届。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们，通过这台“野生”春晚自己搭台、自己唱戏，试图为全国数亿像他们一样的打工者传递心声，送去欢乐。在经历被停电、退租、支持方撤资等风波后，2017年打工春晚在众筹下艰难上演，知名主持人崔永元再次前来助阵。

　　从北京城边村皮村开始的晚会，在今年也回归皮村。这一次，打工者们的心声里酝酿着伤感的告别。

　　背井离乡的女工、诗人、失学打工子弟自己搭台、自己唱戏

　　2017年

　　这一场令人悲喜交加的打工春晚

　　位于北京五环外的皮村近来从没这么热闹过。

　　掩藏在低矮厂房、出租屋之间的“新工人剧场”被装饰一新：大红“福”字盖住此前被砸穿的窗窟窿；总也关不严实的窗框，挂上两串红辣椒，喜气又能挡风；火红的春联也热热闹闹地张贴起来，横批是，“天下打工是一家”。

　　15日下午，零下4度。蜷缩在没有暖气的篷子里，200来个观众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咳嗽声此起彼伏。有人调侃，“取暖基本靠抖”，身下的薄木板被震得一跳一跳。

　　开场音乐骤然响起，发出尖锐的“哔”一声——同心实验学校的孩子从后台跳着不整齐的步子，登上只有十平方米左右的舞台。主持人崔永元抱着暖水袋就上台了。2017打工春晚的序幕这样拉开。

　　曾经的临平协警导演打工春晚

　　一头长发、身着皮夹克和登山靴的总导演许多紧盯舞台，手里忙个不停，扩音器、话筒、手机轮番上阵，还盘算着自己接下来唱的歌。这是他执导的第三届打工春晚，有15个节目。从华丽的、有上星频道摄录的团中央礼堂舞台，到朝阳区文化馆的舞台，到如今回归皮村，没有哪一届打工春晚，如这次般让主创者身心俱疲：“工友之家”面临被村里退租的压力，赞助方因为“资本寒冬”突然解约，只能靠十来天内众筹的10万元资金举办。

　　许多承认，回归皮村是情怀，也是无奈。晚会的基调，也被定为“欢乐祥和，反映劳动者的平凡与伟大”。今年刚满40岁的许多是浙江海宁人，曾在临平当过一年协警，后来投奔著名的迷笛音乐学校。为了生存，他卖过唱、打过零工。之后，他和朋友们成立“工友之家”，在皮村建起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同心互惠商店、服务打工子弟的学校等，一切都围绕着“打工”二字。

　　打工春晚的创作者和表演者，大都是一线打工者。这注定是一台与主流春晚截然不同的晚会，它局促、简陋，甚至漏洞百出：歌者走音、舞者脚步不齐、魔术差点穿帮……好在，没有观众介意这些。来自杭州的打工者表演“甩披萨”、网红“搬砖小伟”在装满砖块的手推车上耍起“健身”，都能撩动掌声和叫好声。

　　乡愁是最能击打人内心柔软角落的主题。江城街8号，是在深圳打工的黄小娜的秘密，它在广西百色田东县。她看到朋友看望她父母时发的朋友圈：自家门前的榕树，还有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当即以家的地址为题，写下这首歌词。丈夫董军谱好曲之后，代替妻子，在打工春晚的舞台上唱了这首歌：“古榕江的水啊，村口的老榕树，夏风吹过稻田，一直在我梦里。”

　　给皮村带来诗的人

　　舞台上，灯光打在诗人陈年喜的脸上，一米八的他，带着几分腼腆。他带记者看他在皮村的住所，不到10平方米，住了4个工友。

　　由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推动的纪录片电影《我的诗篇》正在全国各地公映，陈年喜是主角之一。这位诗歌界的“炸裂诗人”，曾经是一个巷道爆破工，和炸药、雷管打了15年交道。五千米深处留下他的青春，也夺去他的右耳听力。

　　2015年，他颈椎动了手术，没办法再去矿上干活了。皮村的工友邀请他来参加“云端朗诵会”，从2016年春天起，他便在皮村定居，成了工友之家的义工，负责去北京各地收衣物，然后放在同心互惠商店义卖。

　　夜晚散了工，他们就打打扑克，用一次性塑料杯喝点小酒。皮村文学小组活动，也吸引不少工友。陈年喜很满意分配给他的小空间，比矿山上好多了，“（那时候）我们一般是住在用铁架和石棉瓦搭起的篷子里，有时睡在高高的山上，半夜大风把屋顶刮跑，也没法追，就用被子蒙住头过一夜。”

　　过去一年，伴随越来越差的听力，生存的焦虑像影子一样追逐着陈年喜。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茫然，“诗歌对抗强大的现实是无用的，”他苦笑着说。在皮村，他眼见一对打工的新婚夫妻结婚，却没有婚床；巨大的齿轮，带走了曾和他一起在温榆河畔散步的青海工友。这和矿山所见，并没有什么不同。

　　让他感到新奇的，是租住的大院，孩子们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麻雀，背着书包，穿过皮村清晨的风。他把这一幕写进打工春晚朗诵的诗：“跑过皮村坑洼街道的孩子/穷人的孩子/他们多么快乐/快乐像一块新抹布/擦过秋天的旧桌子。”

　　说“再见了北京”的孩子

　　如果问皮村的孩子，很多小不点会理所当然地说，“我是北京人”。直到他们踏入学校的一刻。

　　“当我走进了打工子弟学校，才知道我不是你‘亲生’的。曾经以为自己是北京娃，原来这里不是我的家……”14日下午，4个孩子在剧场的院子里排练，这是他们口中朗诵的诗句。问其中一个孩子，“你读几年级了？”这个孩子没有立刻回答我。

　　在主流的春晚上，孩子们发出“别人与我比父母，我与别人比明天”的豪言壮语。而在历年打工春晚的舞台上，同样出身的孩子们发出的，是“为什么我的家搬了又搬，学校又要拆迁”的诘问，也是今年的“再见了，北京”。

　　2015年的打工春晚，4个孩子上台，朗诵了一首《北京，我来了》，崔永元和孩子们约定：“明年打工春晚你们4个还上来，诗歌的名字我提前给大家报出来，叫作《北京，我爱你》。”

　　崔永元还记得孩子们朗诵时高亢的声音，但那一年他失约了。2016年，他做了6个心脏支架手术，拯救他90%以上被堵塞的心血管。今年他如约主持，为了完成约定，带队老师苑长武，花了一番力气，才把曾经朗诵的4个孩子找齐——这4个孩子都曾经在皮村居住，就读崔永元奔走呼吁保留的打工子弟学校。但其中两个本该念初中的孩子已经辍学，其中一个，还曾经打了半年工。

　　这其中有家庭因素，但政策门槛，也成了无法逾越的障碍。

　　苑长武辗转过两所打工子弟学校，他见过太多迷失的学生。有的顽劣，有的自暴自弃，大家心里清楚，他们没有学籍，也就相当于没有作为一名学生的“身份证”。他们在北京念不了高中，如果不想去周边的河北上学，留在北京的唯一出路是读职校。

　　舞台上的孩子朗诵着：“再见了，北京，我把那张为我量身定做的名片还给你，上面写着，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坐在后台的崔永元和苑长武面色凝重，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