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杭州2月19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张瑾华 通讯员 马正心) 前几天,徐则臣刚从台北书展归来。在台北除了逛书展,欣赏各种各样的书,“看着无数制作精美的书浩瀚地摆过去,就足可以心旷神怡了。”他还与台湾作家伊格言、著名作家毕飞宇进行了两场对谈,和旅美作家哈金叙了旧。
他的新书《王城如海》的繁体中文版,前几天也在台北书展上展出,卖得不错。
归来后,本报记者与回到北京的徐则臣进行了对话。
在实实在在的地名里虚构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其实想以京城为主角写一部小说?
徐则臣(以下简称徐):我的确想以北京这座城市为主角写一部作品。之前写过不少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但北京只是个背景,我更关心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的命运,对他们与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更感兴趣。真正以这座城市为主人公的小说,《王城如海》是第一部。
记:你的标志性的小说里都有一个地名,如中关村,大到耶路撒冷,你特别看重地域文化和地域人格吗?
徐:我喜欢在小说里用实实在在的地名,并非为了让故事更可信,显得更加地现实主义,而是希望以实实在在的地名给人物和故事提供一个规定性,包括你说的这种地域文化和地域人格。自由地虚构很快意,但对一个作家来说,限定性中的自由地虚构更加快意,你在给你自己制造难度,你在逼着你自己翻山越岭,翻越之后,那才是真正的创造的乐趣。
记:“王城如海”,“海”有几重意思呢?
徐:现在我也越来越喜欢“王城如海”这四个字了。王城堪隐,万人如海,在这个城市,你的孤独无人响应;但你以为你只是你时,所有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所有人都是你,你也是所有人。不管是车海人海,还是雾海霾海,都在这座如海的王城里,也都在我们如海的人生中。
记:小说中贯穿的雾霾,除了是环境现象,有别的象征意义吗?小说中似乎角色们对自己的未来都有某种看不清和不确定,连貌似功成名就的导演余松坡也是如此?
徐:花了那么多的力气反反复复地写,必须得让它“象征”点什么。至于象征什么,见仁见智,看不见的人生也好,人的内心雾霾也好,埋伏于灵魂深处的隐秘也好,未可知的将来也好,能自圆其说的,也许都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问题,在个体的向度上,在雾霾般的人生中,谁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貌似功成名就的人也概莫能外。
“抓取蛋糕”与精神困境
记:精英余松坡身边的几个年轻人似乎都努力想捅破阶层天花板,这样的设计是来源于生活现实吗?
徐:追求一种“向上”的生活,是每个人的生活真相,毋须讳言,也不必刻意地设计。“向下”固然更戏剧化、更好看,那可能要冒违背常理和人性的危险。
记:小说中,罗冬雨的男友快递小哥,还有弟弟,都是暗藏对余松坡的敌意,而文化精英余松坡的前史也是农家子弟,他的奋斗前史更黑暗,因为伤及无辜的竞争者远房堂兄,造成了他多年的精神困境,这样的吊诡,有怎样的用意?
徐:一个人的奋斗史,于自己是一部艰辛史,于他人可能是一部残酷史,没办法,中国向来就是这么僧多粥少。问题在于,挺身而出抓取蛋糕的时候,我们是否额外地伤害了别人,分蛋糕是否分得正大而体面,是否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果我们做过了,那就超出了正常的竞争和奋斗,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余松坡的精神困境即来源于此。
记:你觉得余松坡最大的精神危机是什么?罗冬雨这个保姆角色还是本分的,她简直是英国传统管家那样讲规矩的典范了,如果她不本分,会是什么样?
徐:余松坡最大的精神危机不在于是否有机会去赎罪,而在于能否直面自己;如果无法正视自己,他不仅得逃避堂兄,还得继续纠结现实中的很多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罗冬雨必须本分,不仅本分是她该有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而且,她若不本分,这小说就乱了,可以随便怎么写都行了。她的本分是小说中其他人物的一面镜子,镜子在,才能让我们看见其他各色人等的表演。
京城与老家,都无归属感
记:写底层小人物和写知识分子,精英阶层,落笔处,你的立场和情感会发生变化吗?
徐:从情感的角度讲,写谁对我来说都一样,我要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职业、阶层和身份。作家要有能力做到对笔下的人物一视同仁。从亲近和写得顺手的角度,我觉得蚁族更好些,我对他们更熟悉,他们经历的生活我都经历过,现在还在经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面对生活中物质和精神的挤压更大,也更有“戏”。我写他们时常觉得就是在写自己。
记:你曾提到现实生活对你的写作影响很大,比如因为在中关村租房子住过,就写了《跑步进入中关村》,写到那儿的小老百姓,现在不再四处租房子了,还能像在海淀等地租房子时那么接地气吗?
徐:我现在还生活在中关村,还生活在中关村的小老百姓中,因为买的房子非常之小,客厅里超过三个人就转不开身子,现在依然在租着房子,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是不是还接着地气,当然,我也不知道,买这个小房子之前是不是就接上过地气。
记:以后会不会越来越多地写精英或者中产阶级呢?
徐:我想以后的写作会关注哪个群体,完全以我的思考和兴趣为转移,该写小老百姓我还会写,需要写精英和中产阶级乃至更高大上的人群,我也不会客气,决不容自己手软。
记:我读了你的随笔《四个房子一个家》,发现你界定“北漂”是以有没有自己的家为区分的,有了家,漂着的感觉就定下来了,但代价是你得在京城买房子,书要有个自己的家,人也要有个家,说明买房还是与精神的安定有关,是这样吗?
徐:《四个房子一个家》是我一篇长文的一个章节。在后面的章节里我说,原以为有了房子、有了户口、有了编制,漂泊感就没了,这些全有了,我发现内心依旧不能安妥。这是什么鬼?说明漂泊感跟这些东西没有必然关系。有一间自己的书房也只是一粒暂时的安定片,药劲儿一过去,还照样睡不着。我说,这可能就是现代人的毛病,那就认了吧,此心不安处是吾乡。
记:作为一个毕业留京的70后外乡人,你现在有没有一种“我是王城人”的归属感了?北京对你,如今是故乡还是异乡呢?
徐:我在北京待了十五年了,依然没有想象中的归属感,不过也正常,回到老家我也缺少必要的归属感,所以,这座城市于我而言,既不是故乡也不是异乡,或者,既是故乡又是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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