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3月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朱银玲）“这些线下打假案件的成功来之不易，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鬼知道打假小二们经历了什么’。”拿着话筒的郑俊芳有些激动，看着那一串惊人的数字，那一张充满未知的打假地图，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害怕。

　　近日，阿里召开了一场小型的打假座谈会，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花名“灭绝师太”)披露了一些阿里打假背后不为人知的事，并发了公开信，向全社会呼吁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加大打击制假售假的执法力度，“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一群只能露出背影的人

　　打假人被打被追是常事

　　1月的哈尔滨，寒风刺骨。结束一天训练的林泽走进一家商店挑选俄罗斯套娃，作为带给女儿的礼物。这让他觉得不那么内疚。

　　林泽(化名)今年36岁，湖南郴州人，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大的10岁，小的两岁。从警15年的他，曾经获得过一次二等功，三次三等功，抓过毒贩、杀人犯、诈骗犯。

　　今年1月，他成了阿里打假特战队的一员，为确保自身安全、方便打假，他和队友们将一直避讳披露真实姓名，成了“一群永远只能露出背影的人”。

　　特战队员，听起来挺酷。现实却有点残酷。没有了执法机关这把“枪”，特战队的队员们常常要面临各种危险。被打、被追那都是家常便饭。

　　“当时我在义乌一条小巷里查一个假冒皮带仓库，透过窗户查看时被售假者发现了。对方有三四个人，冲出门要抓我。我转身就跑，跑出去大概1公里多，来到大街上对方才没追上来。”这是林泽的亲身经历。

　　这支队伍一共2000人。

　　一串惊人的数字

　　只有1%的制假售假被判刑

　　2016年，全国法院开庭审理“大老虎”的数量创下新高，达到42人。同年，一直跟假货较劲的阿里巴巴投入10亿元打假，查到的假货案值30亿，举报了千条制假售假线索，但只有区区10个人被判实刑，比例不足1%。

　　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最近这几年，阿里依旧背负着“知假售假”的污名。可是很少有人关注阿里在打假问题上的努力、压力和无奈。

　　来看一组数据：截止2016年8月底，往前推12个月，阿里巴巴共撤下3.8亿个商品页面、关闭18万间违规店铺和675家运营机构。2016年全年，阿里通过平台治理大数据模型体系筛查认定4495条线索；执法机关接收1184条；公安机关能够依据现行法规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469例；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

　　另一组数据更令人惊愕，阿里巴巴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发现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

　　“外界对阿里打假有两大误区：认为阿里纵容假货以及阿里没有及时对外输出。”某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知识产权支队一线民警表示，其实阿里输出了很多，但公安机关承接不了。2015年，阿里输出328条涉假线索，民警们花了3个月才打完，2016年，402条线索，花了6个月消化。

　　一张线下假货地图

　　批发市场成制假重要源头

　　在座谈会上，阿里出示了一张线下“假货地图”，武汉汉正街品牌服饰批发中心、郴州马家坪市场停车场、广州国大鞋城、深圳明通数码城、北京秀水街市场、苏州常熟服饰城、杭州四季青自由港休闲服饰城、莆田安富电商城、泉州石狮服装城等，赫然在榜。

　　为了验证打假地图的准确性，阿里打假特战队派出108名小二前往地图中的30多个重点区域、市场进行走访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这些市场源源不断地向各地商场以及电商，输送假货，已经多年。线下才是假货源头所在。

　　2015年9月到2016年8月之间，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已经协助执法部门关闭了675家假货的生产、库存和销售点。

　　但制假犯罪产业链也进一步分散，“现在很多假货都是分散在不同的代包工厂生产，再到一个作坊里去组装。我和阿里兄弟查了一个涉假服装网店，当时我们研判出来他有200多万的涉假金额。但是他的网店里只查到了10件衣服，我只能移交给工商处罚。”林泽也很无奈。

　　一次次的重蹈覆辙

　　查了罚，罚了放，放了再造假

　　违法成本低，利润高，获利快，是催眠人心的三大利器。

　　2015年9月，广州市侦破一起涉嫌LV品牌制售假案件，现场抓捕20名工人，由于无法证实其主观故意，这些人被释放。

　　第二年，广州市又侦破一起涉嫌LV品牌制售假案件，现场发现的7名工人中，有5人就是2015年9月被抓捕过的。可以说，正是法律上的空子，让打假陷入“查了罚、罚了放、放了重操旧业”的恶性循环。

　　这条产业线上的每一个人，都在一次次“重操旧业”后，变得更狡猾，防御力提升不少。

　　郑俊芳认为，根治假货亟待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否则打假就像个筛子，违法犯罪的人笑死、痛恨假货的人急死、执法办案人员累死、消费者哭死。”她以酒驾入刑为例来说明对制假售假严格执法加重刑罚的必要性。酒驾入刑曾向全社会清晰传达信息：酒驾者必承担严重后果，其震慑作用正是酒驾行为得到遏制的关键。

　　声音

　　法学界：

　　三个纬度完善立法

　　加重刑罚治理假货

　　网络售假问题，也得到了法学界的关注。昨天上午，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主办的“惩治制假售假行为法律对策研讨会”在浙大之江校区召开。

　　来自浙大、北大、清华、华政等高校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当前立法已经滞后，制假售假的犯罪成本和惩罚过低，导致假货分子“前仆后继”，建议从入罪门槛、举证责任和量刑标准三个角度切入，完善立法，对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新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举例，“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才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这是1997年确定的数字，这么多年没有调整。打假形势日新月异，不能只考量销售金额，还可以考虑销售件数。”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阮方民也在会上呼吁，突破旧法律框架，降低假货犯罪立案标准，鼓励受害单位、民间人士等搜集假货证据，帮助解决警力有限的问题。同时，为了让打假者无处可逃，他还呼吁各大电商应成立打假商业联盟，要采取统一的打假标准。

　　“为什么现在打假难、知识产权保护难?”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余凌云在发言中表示，打假不能光靠公安一家来做，也不能只在特定区域严打，而是要推动打假主体多元化、治理范围全覆盖，希望中央有关部门来牵头部署打假相关工作，就像当年酒驾入刑一样高度重视假货问题。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浙江省民法学研究会会长陈信勇建议，采取立法手段，对有关的法律制裁标准进行完善。另外完善在执法司法过程当中的一些机制。除刑事制裁以外，也要配合民事制裁，利用好民事诉讼的手段提高制售假者的违法犯罪成本。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认为，“打击假货不能一味地增加电商平台的责任，打击假货链条的每个责任方都应该参与进来，各自承担起责任”，打假应该通过《刑法》、《产品质量法》、《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上进一步完善，系统性解决假货问题。

　　王新建议对于制假售假，应当严格禁止缓刑适用，同时可考虑对于累犯的制售假者，处罚其终身禁止从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