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杭州市在市区范围内全面实现不动产交易与登记“最多跑一次”。魏志阳　摄

　　浙江在线4月18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刘刚 刘乐平 实习生 张超)发轫于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一炮而红，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巨大反响，引发各地学习热潮。“最多跑一次”是指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一次办结”甚至“零上门”。这是我省推进政府自身改革新的动员令，是对“放管服”改革的再深化再提升，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对于这项新的改革举措，我们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在当前基础上，如何更进一步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日前，在浙江省社科联主办、浙江省/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承办的“最多跑一次”改革研讨会塈公共政策沙龙上，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以上问题展开了一场头脑风暴。

　　持续改革

　　不断释放市场活力

　　梳理我省政府自身改革的历程，不难发现这样一条脉络。1999年浙江省率先在全国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002年、2003年分别进行了第二、第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013年第四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启动以“权力清单”为基础的“四张清单一张网”建设。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我省持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成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盛世豪研究员指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直面政府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毅然决然地向政府治理体系的纠葛之处开刀，试图通过政府改革的“减法”“除法”换取市场与社会活力的“加法”“乘法”。在他看来，“最多跑一次”可以看作是我省政府自身改革的3.0版——1.0版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0版是“四张清单一张网”；3.0版就是“最多跑一次”改革。

　　从最初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2013年以来的“四张清单一张网”，再到今天的“最多跑一次”，浙江在简政放权、再造流程、重塑结构、提升能力、服务社会等方面取得了卓然成就，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

　　“每一次改革都得益于前一次改革打下的基础，都是对前一次改革的深化。‘最多跑一次’，在原先放权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标准、一个明确的导向，并且一鼓作气强势推进。”省委党校调研员、编审金国娟说。

　　长期关注浙江政府自身改革的浙江省/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金雪军认为，“最多跑一次”是关于“四张清单一张网”逻辑的延伸，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倒逼来推动新的改革。“四张清单一张网”的推进，使得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厘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更充分发挥；政府自身的职能定位更加清楚，责任范围也愈加明晰。

　　循着这个思路，“最多跑一次”进一步深化改革举措，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比如，省发改委提出了两个“全覆盖”目标：企业投资项目全覆盖、政务服务网上的事项全覆盖。企业投资项目审批事项实现100%纳入企业投资项目在线监管平台；省发改委、审改办会同各级行政服务中心，建立一个“一家牵头、统一受理、同步办结、集中实施、限时办结”的工作机制，逐步实现多图联审、多评合一、联合验收。

　　持续的改革不断释放市场活力，反映在实体经济上就是工业投资和工业技改投资双双保持两位数的增速，企业订单回暖。统计显示，今年1月至2月，我省规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454.73亿元，同比增长7.4%，高出全国2.6个百分点。

　　倒逼改革

　　加快升级制度供给

　　“最多跑一次”的提法，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这一改革为公众所熟知，收获点赞无数。研讨中，不少专家也提醒，对于“最多跑一次”改革，相关部门应该有科学的引导、清晰的界定，否则容易让企业和公众产生误解。

　　“很显然，不可能所有企业面临的事情、个人面临的事情全部都做到‘最多跑一次’。如果简单提出‘最多跑一次’会造成严重的误导，要避免引导地方政府单纯去做数字文章。”省委党校副校长、省行政学院副院长何显明指出，不少地方政府争相发布“最多跑一次”清单，已经有这种趋势。

　　究竟怎么理解“最多跑一次”?何显明教授认为，这是一个理念创新。这个理念是，政府改革不只考虑如何彰显政府部门的权威，以及怎样更便于政府管理，转而开始考虑行政流程上怎么方便企业、老百姓办事。“实际上就是在行政流程上建立一种倒逼机制，考虑怎么样去实现流程最短化、效率最高化，理清政府部门之间、政府内部之间的关系。”

　　谈及制度供给，与会专家不约而同地反思：原来我们的行政逻辑是供给导向型的，政府自身的制度设计都是自上而下的，相对主观，对需求侧即人民群众和企业的要求往往考虑不够具体贴切。比如，政府部门之间职能划分、流程设计，更多的都是从政府自身供给角度考虑的。

　　事实上，“最多跑一次”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盛世豪认为，“最多跑一次”倒逼政府的职能定位、部门职责划分、协调机制设计、流程再造等方面，一切都要以百姓、企业需求为主。甚至倒逼一些深层次的改革，这对推动整个行政体制的改革，包括区域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具有更长远、更深刻的意义。

　　何显明指出，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先明确政府职能定位，再考虑机构设置合理性问题，最后考虑技术流程。而现在“最多跑一次”改革恰恰是倒过来的，从技术流程做起，然后希望推动政府职能关系有所调整，然后触动更深层次的改革。

　　在浙江工业大学教授、杭州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鲍健强看来，“最多跑一次”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新境界，“这表明我们作为一个服务型政府要达到这样一种承诺和境界。”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专家们表示，“最多跑一次”，就是浙江政府通过优化政府供给，以自身改革撬动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的“支点”，也是向企业、向百姓作出的郑重承诺。

　　配套改革

　　突破“最后一公里”

　　“最多跑一次”同样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省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卓勇良在发言中提及，身边一位朋友有一辆按揭贷款早已还完的车，拿着银行单据及相应证件，去车管所办理抵押登记注销。结果，先后在不同部门和机构间跑了11次，耗时5个工作日才办成。

　　“一些行政或非行政单位的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小要求背后，都会派生出一大堆事项。”卓勇良感慨道，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政府治理体系在提升效能、方便群众、降低企业交易和社会运行的制度性成本方面依然还有不小的空间，这一变革道路上也存在“最后一公里”现象。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郎友兴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认为，“最多跑一次”改革中“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主要是从中央到地方各项政策如何落地的问题，这是执行决策的关键问题。

　　推进“最多跑一次”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郎友兴提出　“药方”：政府权力清单要瘦身，责任清单要强身。“也就是说，我们要重新界定我们现有、以往权力边界的问题。换言之，我们要形成问责机制和权力机制的平衡，要研究如何正确、科学地放权，以及科学授权的问题。”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最多跑一次”要继续深化，从技术、制度、立法上都还有改进空间，比如，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事中、事后监督机制；政务公开机制；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运用；机构、人员的重新设置等。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秦诗立建议，“最多跑一次”改革应建立一个问责机制。他举例说，与政府打交道80%的情况可能是因为需要登记，特别是企业的商事登记、不动产登记，而登记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仅仅是一个部门是否愿意放权的问题。“平台、网络无论建得多么完美，如果没有问责机制，可能就缺乏进一步改善服务的内在动力。”

　　郎友兴则建议重新梳理机构设置。“同样的事情，过去跑好几次才能办成，今天却只要跑一次，是不是意味着这些机构、窗口的设置是没有必要的?这就是机构改革的问题了。”他认为，“最多跑一次”表面是企业、老百姓到政府机构办事的次数，但实质是政府的权力边界的再界定。应先明确部门责任，再进行授权，形成问责机制和权力制衡机制，真正做到科学确权、科学授权和科学治权。

　　监管也是被专家们屡屡提及的关键词。金国娟说，办事大厅里面体现出来所有事情一窗办理，但里面协调难度很大，尤其基层压力非常大。她建议，事中、事后的监管也要考虑科学地配置力量、设置流程。

　　此外，还要注意配套改革的跟进。盛世豪认为，“最多跑一次”改革现在已经全面启动，但真正要提高政府效率还需要很多配套改革，包括服务清单清晰、政务信息公开、基层政府服务能力提升、考核监督体系完善等等，假如配套改革不能协同推进、不跟上，会制约“最多跑一次”改革向纵深推进及成效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