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31日，温家宝在北京看望著名科学家吴文俊。新华社 资料图

　　5月8日早上，突然看到吴文俊先生7日不幸逝世的消息，我感到十分震惊和悲痛。我一时难以接受这位对数学充满激情、饱含智慧、乐观向上的著名科学家离开了我们。

　　这几天，我经常思念吴先生，夜里常常辗转反侧，久不成寐，和吴先生交往的往事不时涌上心头。

　　今年3月初，我因一篇回忆科技工作往事的文章送请吴先生指教。吴先生不仅及时核正，而且在退回文章时，亲笔给我写了一信：

　　最近一段时间杂七杂八的事特别多，一时没有写信给您，请多原谅。

　　我觉得，中国的古代数学成果集中表现在《九章算术》一书，该书可能成于汉初，但其材料应是长时期的积累，其中有些成果的取得有些不可思议。

　　以后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吴文俊

　　2017年3月

　　接到吴先生的信，我既兴奋又感动。先生虽九十八岁高龄，但思维清晰，对中国数学史细推不断，总有新见解，让我感佩不已。我想尽快择机看望先生，当面聆听教益。

　　4月初，泰国公主诗琳通访问中国期间，赠送我一些芒果。我立即想到吴先生。4月8日，我派工作人员将芒果转送给吴先生。在联系过程中才知道先生于3月下旬因病住院，工作人员将芒果又送到医院，并转达了我的问候。

　　谁知这竟然成为我对先生的最后一次问候。事后我得知，在吴先生神志清醒时，家人向他转达了我的问候，老人还说“谢谢”。但没能再见上先生一面，是我终生的遗憾。

　　吴文俊先生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著名数学家之一。他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9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工作，是中科院资深院士。他长期从事数学前沿研究，对数学的核心领域拓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开创了数学机械化新领域，对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研究影响深远，获得国内外多项荣誉桂冠。1956年他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00年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开始联系科技工作，经常在一些会议或活动场合见到吴先生。他谦虚儒雅的风格、敏捷的思维、开朗乐观的谈吐、锐意创新的精神始终为人们所称道。有时，他的寥寥数语经常给我以启发和思考。1992年8月，我到中科院数学所、应用数学所和系统科学所调研时，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吴文俊先生和他从事的研究领域。那次调研使我深切地体会到，数学是整个自然科学的基础。数学的思维在于创造。数学等基础科学研究应该为我们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作出贡献。

　　我印象还深的一件事是：2002年8月，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出席了大会开幕式。会议期间，作为大会主席的吴先生呼吁中国数学工作者不仅要振兴、更要“复兴中国数学”。他说：“中国古代的实数系统是世界上最早的，是中国的独特创造，这一创造在人类文明史上居于显赫的地位。欧洲直到19世纪才发现这个问题，而且引进的实数系统，比我们中国古代当时的实数系统还要差多了。我们的数学不光是要振兴，还要‘复兴’。”他说，这对弘扬中国古代的数学研究成果，启发中国数学未来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到国务院工作后，还曾两次到吴先生家登门拜访。言谈话语间，他所流露出的爱国情怀和严谨治学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4年10月31日，我到中关村看望吴先生。在简朴的小客厅里，我握着吴老的手说：“我是来看望您的，也是来充电学习的。”

　　我问吴老最近在研究什么？

　　已经85岁的吴先生思想十分活跃，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科技发展的观点和数学的研究方向。

　　他说：“从‘文化大革命’以后，我的研究方向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是受中国数学的启发。中国传统科学中，也有珍贵的宝藏。要把东西方优秀的成果结合起来，为我所用。学习中国数学的历史，我发现中国数学发展的途径、思想方法和现在的科学理论是相反的，是根本不相同的。中国是算法式的。算法是你做了第一步，就知道第二步该怎么做，做了第二步就知道第三步该怎么做。而西方的现代数学，每一步的证明都要经过思考，走了第一步不知道第二步怎么做。我受了这个启发，就想是不是在数学的许多领域也可以按照中国这种算法的方式。这在现在的实现条件，就是我们有计算机。”

　　我说：“有人这么概括说，计算机和数学的结合是思维和工具的结合，是科学和机械的结合。”

　　吴先生说：“对。纯数学和应用数学也能结合在一起。这两者之间没有鸿沟。我主张基础科学也要面向现实、面向社会，要力争为社会经济生活服务。这20多年差不多都是沿着这条路在走。突破就是要找到一个能用算法实现的途径。”

　　在这次拜访吴先生回来的路上，我回味着他的话时在想：“不断探索、寻求突破”不正是吴先生学术生涯的写照吗？在多个研究领域中，他正是凭借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卓越的研究成果树立了推进拓扑学发展和实现数学机械化这两座学术丰碑。

　　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吴先生在拓扑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独特贡献，拓扑学和数学的其他分支结合得更加紧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应用而生。许多著名数学家从他的工作中受到启发或直接为研究的起始点，获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受计算机与古代传统数学的启发，1977年，他在初等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方面首先取得成功。此后，他不仅建立数学机械化的基础，而且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多个高技术领域，解决了曲面拼接、机构设计、计算机视觉、机器人等高技术领域核心问题，走出了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开拓的新的数学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

　　2010年8月7日，我再一次来到吴先生家看望他。那年，他已经91岁了。

　　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吴老的油画像。我搀扶着吴老在沙发上坐下：“您身体挺好。您勤用脑，再活动活动，过100岁没问题。”

　　精神矍铄的吴先生笑着说：“现在过百岁的老人有的是。”

　　“您现在还在做学问吗？”

　　“还做一些。”吴老回答说：“我要向我的老师陈省身学习。他直到去世的时候还在研究问题，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不仅要死而后已，还要死而不已。”

　　老人乐观自信的话，深深的感染了我和在场的人。

　　“陈省身先生后来一直在南开大学，是亲自教过您的老师？”

　　“是的。我的学习主要靠他。”

　　“那是恩师。”

　　“第一个老师。”

　　“省身先生是您的数学启蒙老师。他的学术功绩也是很大的，为人也很好。”我说。

　　“中国数学能起来，有两个人贡献大，一个是陈省身先生，一个是华罗庚先生。”吴老感慨地说。

　　“这两个人我们都不能忘记。”我说。

　　“我对华罗庚先生非常佩服。”吴老又说。

　　我问吴先生：“您觉得，中国数学现在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

　　吴老回答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中国有很多在数学上很出色的人，得到了国际数学界的承认。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了。”

　　“您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说：“哪个国家要领先，关键是靠人才，还要有经济实力。”

　　吴先生的话语里依然充满自信：“现在科技发展很快，以前我们总是跟着人家，现在我们应该自己闯出一条路来。我看我们也可以赶超发达国家。”

　　“只要有人才，有志气，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做到。”我说。

　　吴老是个生活兴趣广泛的人。他告诉我：“除了数学，我喜欢看小说，看历史书。以前爱看电影，现在看得少了。最近在华星电影院看了《唐山大地震》，我是自己打车去的。”

　　我说：“搞数学的人要甘于寂寞，其实人并不寂寞，像您还用历史、用小说、用电影来调剂一下，作出贡献不容易。”

　　“我只是希望能多作点贡献。”吴老谦逊地说。

　　“您要保重好身体。我们今天就确定个目标，您要活过100岁。”我笑着和吴老约定：“还有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的数学水平要超过发达国家。”

　　吴老点头说：“现在老年的概念应该改变了，以前50多岁就是老人，现在100岁不算老。”

　　……，……

　　现在想来，我和吴先生谈话的情形仿佛就在昨天。他一生锲而不舍、积极进取的精神永远留在了人们心间。

　　5月11日上午，我赶到八宝山殡仪馆送别吴先生，向他作最后的告别。

　　吴先生走了。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深深热爱的祖国和数学，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思考和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我想，如果生命再给他一些时间，他还会为自己的国家在数学领域做出更大贡献。从这点上说，他同样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不已。

　　（写于2017年5月11日）

　　图为吴文俊给温家宝信的影印件。

　　【浙江新闻+】

　　吴文俊先生自述：走自己的路

　　浙江嘉兴，是我的祖籍。

　　不过到我祖父时，全家迁到了江苏省的青浦县朱家角（现属上海），跨了行政省。迁移是因为太平天国的战乱，那时战事波及南方多个省。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遇到这种战乱，有些能力的人家都是尽可能迁移躲避。朱家角偏僻些，又是个小地方，战事波及不到那里。中国过去到处战乱，人们搬来搬去的。后来我的籍贯就算作青浦了。

　　对祖籍和祖上的事知道得少，也没有什么记忆，只是记得小的时候，几乎每年都要跟父亲到嘉兴去一下，祭祖。我当时不懂这些，就是跟着去玩了，跟着父亲坐船，从上海坐船，慢慢地“漂”到嘉兴。

　　吴文俊在他的家乡朱家角

　　那时正始中学设立有奖学金，对考上国立大学和日本大学的学生都给予资助。校长陈群对我们这三个尖子生，另设了奖励方式：规定我们要考的学校，如果考上就给资助。

　　我对物理有兴趣，很想去念物理。有一次我刚巧经过学校办公楼的大厅，听见物理老师赵贻镜在跟校长讲，说吴文俊的物理考得特别好，原因是他数学基础好，非常之深的难题他能够做出来，是因为数学好。校长大概是听了他讲的，就指定我报考交通大学数学系。

　　正始中学出的奖学金是100块大洋。这100块钱在那个时候是了不起的了。交通大学的学费是三十几块钱，这笔钱我父亲是拿不出来的。让你报考数学系是指定的，不考数学系就没有这笔钱，我就只能考数学系了。所以说决定我命运念数学的是物理老师，他说的一句话把我送到了数学系。

　　年轻时代的吴文俊

　　“我是在中央研究院上路的”，这是我常常向别人提起的一句话，也是发自我心底里，对我的学术成长起了关键作用的是著名的数学大师陈省身。

　　见陈省身是我一生中关键的事件，是我真正走上数学研究道路的起点。那是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事，1946年夏天。

　　抗战爆发初期，很多学校都内迁。有一个清华数学系的学生叫钱圣发，是陈省身的学生，他没能跟上清华内迁的大部队，滞留在上海，在交大数学系借读了一段时间，赵孟养跟他熟悉。后来钱圣发还是设法到了西南联大。抗战结束后，钱回北平的清华大学途经上海，赵孟养就叫他想办法帮我去见陈省身。我常年蛰居上海，对外界数学情况颇为茫然，对陈省身也一无所闻。有一天赵孟养忽然邀我到他家，说是让我去见一位数学大师叫陈省身。陈省身家就在上海徐家汇附近一条弄堂里。

　　陈省身当时已经很出名了，他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省身回国，在上海筹组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

　　吴文俊与陈省身先生在一起

　　那次见面谈的时间很长，主要是陈省身问，了解我的情况。我当时带了一篇稿子，带过去给陈省身看，是我自己摸索着写的，我自认为是很得意的。可是陈省身看了以后说：不对，你这个方向不对，你这个就只是逻辑推理，因为所以因为所以，没有什么意义，你不应该这样做，他把文章退还给了我。

　　陈省身指出的这点是非常关键的。我那篇东西，尽管花了很多功夫，也写得很仔细，但是陷在数学名词的倒来倒去之中了。初见大师，就被否定了一把，但这是重要的指点，我记忆深刻。

　　我一般是“没胆量”的，这次忽然胆子大起来，我就向陈省身提出，表示我希望能够到中央研究院去，跟着他做研究。陈省身的回答我至今记忆犹新，他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一直到临别，陈先生送我到门口，我记得很清楚他忽然说了句：“你的事我会记在心上的。”

　　陈省身不是随便说话的，过了没多久，他找到我，说接收我到中央研究院数学所。

　　我到了陈省身的中央研究院数学所，从此以后研究的方向变了，研究的方法也变了，真正走上了数学研究的道路，走上了坦荡大路。

　　系统科学研究所聘请陈省身教授为名誉学术委员，吴文俊教授为陈省身教授颁发聘书（1980年）

　　每个人都有自己得意的事，我一生中得意的是我的三个成就，首推当然是数学机械化，另外两项是对拓扑学和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那么，若这两项排序会怎样呢？我把中国古代数学研究成就排在第二，排在拓扑学成就的前面，别人都说我拓扑做得好，可我更得意的是对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

　　我以前对中国古代数学不大感兴趣。因为我所知道的数学都是从外国的书上看到的，接受的都是西方的数学。对数学史的了解也都是来自西方的书籍，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就都是些加减乘除，不值得考虑，所以我从来不看。

　　我发现：机械化，贯穿中国古代数学的思想是机械化的思想，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就是构造化和机械化。中国古代数学是着重解决实际问题，它的方法是“机械”的，跟西方数学的证明不一样，灵机一动什么的，中国古代数学不讲这个，没有什么灵机一动，都是死板的。

　　这是我的发现，这是我真正读懂了中国古代数学。（吴文俊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的数学机械化是脱胎于中国古代数学的。”）

　　吴文俊在数学所作拓扑学的学术报告（1955年）

　　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拓扑学中的“吴方法”是当时“拓扑地震”的一部分，被我的导师嘉当称赞为魔术一样的方法。我在几何定理机器证明中提出的“吴方法”也同样很不一般，不过这个“吴方法”的创建也很不容易。

　　大家都知道证明几何题很难，难到什么程度呢？也不是夸张了，一个数学家，你给他一道几何题，他也不一定证得出来。初等几何题证明几乎是一种艺术。我的想法是，你这个难呀，那我们就不去碰它，我们通过引入坐标，把几何证明问题化为代数问题，而代数问题是可以机械化的。

　　这就是我的“吴方法”的基本思路，简单、直接！

　　（编注：1977年，吴文俊第一篇关于机器证明的论文发表，1978年，吴文俊在《中国科学》发表了该论文的英文版，后来人们把这篇文章的发表年作为中国数学机械化的创立年。1984年，这篇文章重刊于《自动定理证明：25年回顾》，掀起世界性研究吴类几何定理的高潮。同年，Boyer联合布莱索和Moore一起向中国有关部门写信，“吴文俊关于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的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他独自使中国在该领域走上了世界领导地位。”）

　　吴文俊及其夫人陈丕和

　　（原标题《温家宝撰文追忆数学家吴文俊：鞠躬尽瘁 死而不已》，编辑任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