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浙江大学走过了两个甲子的办学历程。从诞生之初，浙大便承载着中华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梦想，寄托着中国知识精英的学术理想和社会责任。新中国诞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始终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一流大学成为浙大发展的动力源泉。今天，当中国高等教育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目标前进，120岁的浙大成为“双一流”建设中一个值得剖析的样本。何谓一流?中国需要怎样的一流?如何成为一流?浙江在线记者专访浙大4位著名专家学者，他们以自己的思考和实践，阐述一流大学的理想和价值。

　　段树民：为人才创造良好治学环境

　　【段树民，神经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部主任。近几年，浙大医学和生命科学学科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学科建设成果显著。而段树民在本文中所谈的，却多是腾挪实验室空间、建设和管理好动物中心这样的“小事”。这不禁让人想起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话：“校长就是带着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有了用心搬椅子的大学管理者，教授才能真正成为大学的灵魂。】

　　竺可桢先生担任浙大校长的十几年，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是浙大历史上一段辉煌的时期。我以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竺校长的理念：一所大学的灵魂是大师、是教授。这个道理，说起来很容易，真正要做到却很难。

　　今天，大学教授要坚持理想，一心追求学术，激发创新活力，需要排除的干扰、克服的困难不少。在浙大医学部，我们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到极致，引进一流的人才，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治学环境。

　　无论是学科的前沿发展，还是把学生培养成材，都需要优秀的学者。人才是最关键的。现在大学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非常激烈。在人才引进工作上，我们在政策上继续“做加法”，充分调动每一位教授的积极性，去物色各学科所需要的人才，到美国、欧洲去宣讲浙大引进人才的优惠政策。医学院还利用附属医院的资源，以双聘或其他合作方式，让引进人才的工作平台和个人待遇能更好一些，力争引进更多优秀学者。

　　有了人才之后，还要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科研创新环境。我想举一个看似十分细节的例子——科研人员的实验室空间。浙大医学院的空间十分紧张，没有实验室空间，人才引进就无从谈起。我们实行了一个合理化利用空间的办法，给每位研究人员核定基本空间，在基本空间内，收的房租很少；超出基本空间，就按阶梯式递增房租，这就从机制上防止过度占用不需要的空间。这个办法得到教授们的支持，我们挤出来几千平方米的实验室空间，近几年引进的年轻科学家几乎都是靠这些挤出来的空间搭建实验室。现在有的大学扩张得很快，却仍然苦于没有实验室空间，新人不愿意加盟——其实不是没有空间，而是没有很好地整合空间，造成浪费。

　　又比如实验动物中心的建设。医学和生物科学研究工作，八九成体现在动物实验上。一个运行良好的高质量动物中心对科研工作的支撑至关重要。医学院的科研工作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受困于实验动物的饲养不良。经过多年努力，包括调整全职负责人、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以及教授们的积极参与，动物中心的状况大为改观，科研工作得到了基本保障。还有大型科研仪器的购置和公共仪器平台的建设和运行，都会充分依靠多数教授的建议。经过多年建设，医学院的公共仪器平台已经成为全校利用率最高的仪器平台。

　　实验室空间、启动经费、动物中心、仪器平台、学术氛围……这些看起来都是细节问题，有的人可能觉得学院院长、学部主任不需要关心这些小事。其实这些“小事”是每一位研究者最基本的需求，既是硬条件，也是软环境，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重要基本条件。我们之所以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主要是依靠了一批学术做得好，又有责任心、公益心的教授来共同参与管理。

　　这几年医学部引进了很多人才，他们觉得在这里搞科研、和同事们交流非常舒心，包括和我交流，不像是面对一位领导，而是彼此平等的教授。我们依靠教授队伍参与管理，用心为教授营造良好环境，学术氛围自然而然日益活跃，取得科研成果也就水到渠成了。

　　(浙江在线记者 曾福泉 通讯员 周炜 整理)

　　胡建雄：做浙江“智慧引擎”领头羊

　　【胡建雄，曾任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长期从事科研管理工作。这位80岁的老者，清楚地记得半个多世纪以来浙大科研发展历程中的种种故事，这一历程与中国的经济腾飞和科技振兴紧密相连。在本文中，他细数老一辈科学家及他们取得的成果，正是为了说明：大学的科研创新要为国家、为社会、为地方服务，特别是为国家重大需求作贡献。】

　　浙江大学120年的发展历程，是一个艰苦而蓬勃向上的创业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浙大立足国家需要，在艰苦条件下完成了许多重要的科研成果，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军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近40年的时间里，我在多个岗位上参与浙大科研管理工作，和科研人员共同奋斗，见证了全校师生员工创造的辉煌成就。

　　我国第一台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第一台高速摄影机、用浙大教授提出的“沙井”法建成的慈溪杜湖水库、炼制球墨铸铁的冲天炉……浙大能有今天的科研学术地位，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的这些科研成果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浙大研制的高速摄影机在我国核试验中发挥重要作用后，国家就决定在浙大建立一个光机电结合的中试基地，拨款90万元，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大数目。

　　可见，有了这些科研成果打基础、做后盾，浙大才能在国家重大科研工作中占有一席之地。

　　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建议教育部在大学建设科研基地，第一批有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个国家专业实验室落户浙大，大大加强了学科的基础研究，为优势学科腾飞望远积聚了能量。

　　推动生产力发展、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我认为这是一流大学的重要功能。因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光只是抓规模、抓土地、抓房子，重要的是要抓牢科研创新这个基础。科研创新要为国家、为社会、为地方服务，特别是为国家重大需求作贡献。在这方面，浙大有优良的传统。

　　电机系郑光华、汪槱生等教授在1958年研发的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属世界首创，在新中国电力工业发展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为国家自制大型发电机铺平了道路，我国自制发电机的单机容量和发电机总装机容量由此迅速增长。半导体专家阙端麟院士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明了生产高纯硅的方法，才有了今天光伏产业的遍地开花。化工专家侯虞钧院士在上世纪50年代与国外科学家共同提出“马丁—侯”方程，为石油企业解决了生产中遇到的问题。这样的老一辈科学家在浙大还有很多，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不求名、不求利，于科研创新孜孜不倦，一心为国家作贡献。

　　在路甬祥院士任浙大校长期间，学校明确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到生产要一条龙，科学研究最终目标是为推动社会发展服务、为国家战略服务。一级学科办教学，二级学科建立研究基地，发挥学科优势，这样创新才有源头活水，这一思路延续至今。上中下游一条龙转化为生产力，这点浙大是有优势的。长期以来，浙大与地方和企业的横向合作、大大小小的应用项目很多，企业成为学校科研经费的重要来源，而科研人员则帮助企业攻克技术难题，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上世纪80年代我们有一句口号：“科研要吃百家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浙江是浙大立足之地，是“百家饭”里最主要的“饭碗”。浙大要继续做浙江“智慧引擎”的领头羊和主力军。

　　(浙江在线记者 曾福泉 整理)

　　陈云敏：一流大学要做“一流的事”

　　【陈云敏，土力学与岩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浙江大学工学部主任。他从建设一流工程学科出发，指出一流大学应当着眼于做“一流的事”——面向社会需求，解决重大科学问题。】

　　建设“双一流”是浙江大学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最重要的目标。我以为，知道什么是一流，才有可能做到一流。李约瑟曾说浙大是“东方剑桥”，引用这句话的同时，我们应该自问：有没有作出与“东方剑桥”相匹配的贡献?

　　不久前，工学部的9个院系梳理学科发展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要回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浙大对当时的工程技术科学贡献了什么”这一问题。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单晶硅、石墨烯……每当我们提到这些成果，一流大学的同行马上就会认同，也只有此时，我们谈“东方剑桥”才有意义。

　　我们应该多花点时间去思考什么是真正的一流。如果在思考和讨论事情时，只着眼于争资源，那是土豪模式。建设世界一流工程学科，我认为就是要做“一流的事”。人类科技史上的“第一”往往都具有共性：一是有非常强的社会需求，二是解决了重大的科学问题。这可以理解为“一流的事”的两个属性。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占据所有诺奖得主的十分之一，该校工程科学在工业界有很强的影响力，全球有800多家一流企业与该校有十分紧密的合作。在师资比较有限的情况下，能把基础研究做得很好，又在工业界很有影响力，一定有其重要的内涵存在，我认为这一内涵就是做“一流的事”。事实上麻省理工做了很多堪称“一流的事”，如青霉素的首次化学合成、阿波罗空间计划惯性导航系统等。

　　浙大的工学发展到现在也秉持同样的理念。在争创一流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围绕“一流的事”形成自己的价值导向，既不能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也不能固步自封、停滞不前。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所谓一流大学，不光是教师研究的课题是前沿的，教学计划也必须是一流的。清晰地梳理工程教育中课程体系的层次非常重要。

　　我认为工科学生课程体系应该有3个层次：第一，作为大学生的课程；第二，作为工程学科学生的课程；第三，工科具体专业的课程。在课程体系设计中，要考虑哪些是工科学生必须掌握的“通识”。学生少学一门专业课关系不大，日后可以在工作和学习中补；但如果没学过电路设计这一类型的“工科通识课”，在知识结构上就缺了一块，这样的人才将来想成为大师是很难的。

　　工程学科学生最重要的能力是设计能力。学生所学的知识通过设计应用于产品，创新也是通过设计来实现的。在工程教育中，要加强设计能力的培养。从学生本科一年级开始到四年级，设计的方式和对象可以不一样，有所递进。一年级可以做通识的设计，四年级做更加专业化的设计。

　　(浙江在线记者 曾福泉 通讯员 周炜 整理)

　　史晋川：“双一流”建设要“顶天立地”

　　【史晋川，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等。他以自身经历回顾浙大的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历程，认为大学“双一流”建设要做到“顶天立地”。】

　　我和浙大的缘分颇深。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考入杭州大学，1984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杭大任教。1998年因四校合并又进了浙江大学，与浙大结下不解之缘。

　　今年是浙大120周年校庆，我也恰好60岁。一甲子遇上双甲子，也是缘分。多年来，浙大的经济学科经历了融合发展，在国内从默默无闻到跻身第一方阵，我见证和亲历了这个过程。

　　上世纪90年代，温州经济发展迅速，声名鹊起。1998年初，我正着手申报教育部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温州模式研究课题。但是，由于杭大非教育部直属学校，科研经费下拨的渠道不畅，这个课题因缺少经费支持，一度进展迟缓。

　　当年9月，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成立新浙大，1999年，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建成。

　　我喜欢教书，喜欢做研究，在这方面，浙大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和较好的条件。温州模式研究项目得到了教育部的经费支持，后来又列入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研究项目。之后，我们团队立足浙江，继续做台州、萧山等地的浙江民营经济模式研究。

　　如今，浙江民营经济模式的系列研究成果已经出版了多本著作，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样本。《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一书也列入省级重点译库丛书，眼下正在进行英文翻译，将与全球读者见面。

　　如何通过改革及制度创新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和研究团队以温州为案例来追寻答案，并将它推向国际，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展示浙江的优秀社科研究成果。这一切，都离不开浙江大学为学术研究提供的良好环境和支持。

　　除了学术研究成就，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浙大经济学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专业人才。我带过的几十名博士生目前在国内外高校任教，还有很多学生活跃在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用在浙大学到的知识为社会作贡献。看着同学们一届届进入浙大，一届届成长，一届届毕业，这是最让我高兴和期待的事。

　　见微知著，可以说包括经济学科在内，如今浙大的社会科学不断发展、枝繁叶茂，我感受到了身为浙大人的光荣与梦想。

　　在全国高校创建“双一流”的大背景下，浙大应该如何积极建设“双一流”，我认为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顶天立地”。一是要坚持“顶天”，就是要了解、学习、掌握国际学术界的最新动态，研究学科发展前沿，进行具有国际先进水准的科学研究。二是要坚持“立地”，就是要立足中国、立足浙江，努力发掘本土化的学术研究资源，主动对接国家发展和区域发展重大战略需求，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

　　(浙江在线记者 曾杨希 实习生 蒋哲炫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