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0月3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肖菁 吴建平 见习记者 高佳晨）上世纪90年代初，浙江省革命烈士纪念馆开建，纪念馆联系到来水根，说来耀先是浙江参加中共六大的唯一一位农民代表，你能否提供些资料。来家送去了爷爷当年从莫斯科带回来的皮包和两个瓷盘。但是，让来家人倍觉伤感的是，做秘密工作的来耀先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来水根只能回到长河，根据乡亲们的回忆，在自己的模样基础上，叫人给来耀先画了一幅像。

　　来水根跟女儿来芬琴说，继续“找”爷爷

　　2011年来水根去世。他跟女儿来芬琴说，继续“找”爷爷，把爷爷的生命轨迹弄清楚。

　　2012年春节刚过，来芬琴接到萧山长河街道领导的电话，说是长河要建一个革命历史纪念馆，也要来耀先的资料。

　　而来芬琴这时候刚刚退休，她着手在网上搜寻爷爷的足迹，从六大每一位代表的资料、行走路线中一一查找，试图能找到关于爷爷的蛛丝马迹。有一天她查到一位安徽的代表时，“绥芬河”跳入眼中，原来绥芬河在建一个纪念馆。

　　1921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绥芬河建立了秘密国际交通站，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最早、存在时间最长、发挥作用最大的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据悉当年很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正是循着“哈尔滨-绥芬河-海参崴-莫斯科”，奔赴共产国际。

　　“六大”期间，从绥芬河出境的“六大”代表有瞿秋白、蔡畅、龚饮冰、孟坚、龚德元等19人。从绥芬河入境的“六大”代表有周恩来、罗章龙、王德三、邓颖超、李立三等51人。经绥芬河出入境的“六大”代表总人数达到68人，占“六大”代表总数的48%。

　　你们的爷爷参加六大不容易啊

　　2012年3月，江南已经是一派鲜嫩的初春景象，绥芬河，这个地处黑龙江东南部的北国边镜小城还覆盖着厚厚的冰雪。

　　来芬琴和丈夫，弟弟，一起来到了“绥芬河秘密交通线纪念馆”。

　　当时纪念馆刚建成不久，资料稀缺，正在努力完善中。纪念馆负责人得知来芬琴是六大代表的后代，又惊又喜，握着来家人的双手激动地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你们的前辈也是我们的前辈！”来芬琴的眼泪哗哗直流。

　　“你们的爷爷参加六大不容易啊，太难了太危险了……”，在接下来的数日里，来芬琴第一次听说了那么多关于爷爷的事情，那个连她爸爸都不甚清晰的爷爷，她第一次如此靠近。

　　六大的南方代表拿火柴当接头暗号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内正处于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1928年4月下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参加我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来耀先等浙江代表在上海集合，乘火车到哈尔滨，再到绥芬河，从绥芬河出境，再坐七天七夜的硬座才到达莫斯科。

　　绥芬河市委党史办主任王玉富告诉来芬琴，当年的六大代表，尤其是南方的代表，为了逃避国民党的迫害，甚至都不敢开口说话，生怕口音被别人听出来，惹来杀身之祸。不能讲话的代表们只能用火柴来传达信息，找到接头人后，“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起折断”来代表暗号。

　　据说，原本来耀先他们是要从满洲里走的，但是满洲里的路线被敌方发现，只能临时改变行程。

　　在奔赴莫斯科参加六大的代表中，有的在路上被敌方发现，被抓走、被杀害。

　　“相比之下，爷爷还是比较幸运的，得以安全到达莫斯科参会。很多代表连后代都没有留下，而爷爷还有我们这么多后人。” 来芬琴百感交集。

　　由于当时会议经费有限，又要躲避国民党的迫害，爷爷返程时是躲在外国邮轮的货舱回到上海，接下来，从上海到杭州的路，将近200公里，是硬生生走回来的。到家时他拄着拐杖，双脚烂得不成样子。正是怕路途艰难，敌方阻击，当时的代表不能携带任何文件，六大会议精神全部是靠背下来，再传达下去。

　　正是通过绥芬河秘密交通线纪念馆负责人，来芬琴又联系上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李蓉副主任，她著有《中共六大轶事》。

　　数年后，来芬琴又专程去北京拜访了李蓉，把自己所有的关于六大、关于爷爷的全部资料都给了她，而李蓉回馈来芬琴的是满满一张大书桌上铺满了厚薄不一的文件、照片、旧报纸、证明和史料等。

　　“原来我对六大的历史都不太懂，通过这么多年找爷爷的经过，现在也能算是小半个专家了，家里的资料也能建个小型纪念馆了”，来芬琴说着，这时，来芬琴的孙女突然插话，我和奶奶去过绥芬河，还去过海参崴，下一次我一定要去莫斯科五一村看一看……

　　谁说来家爷爷既已找到寻亲之旅就会结束，老一辈革命先烈都是一粒粒珍珠，串起了我党发展的历史长河，回头看，是汲取力量，在寻找爷爷的人生轨迹中，逼视我们去经历和感受当年共产党人淳朴无怨为信仰而战的初心；向前走，更激励人们对理想永不放弃的追求。热爱生活，我们都在路上。

　　正是怕路途艰难，敌方阻击，当时的代表不能携带任何文件，六大会议精神全部是靠背下来，再传达下去。